“端棻后学”与浙大西迁

作者简介：周术槐，湖南衡阳耒阳市人。专科就读于衡阳教育学院（今衡阳师范学院），本科就读于湖南教育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就读于四川大学。先后在湖南省坛下中学、集贤中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金筑大学、贵阳学院工作过。在贵阳学院工作期间，先后担任过社会管理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端棻研究院院长。曾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驻贵阳学院社会舆情信息分析研究基地主任，贵阳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兼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灾荒与救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端棻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发表研究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文集8部。个人撰写的舆情信息研究报告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定为优秀报告。

摘要：浙江大学西迁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产物，它既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屈辱，又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壮举。从壮举的层面来看，在大敌当前、危险重重的局势下，浙江大学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火种，为了莘莘学子的正常成长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果断地从地处东部发达地区的浙江迁往处于西南欠发达地区的贵州。从屈辱的层面来看，地是中华民族的地，人是中华民族的人，在大难当头的情势之下，何以连自己深爱的故土都不能守住？有关浙大西迁的故事很多，然而“端棻后学”与浙大西迁之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文章就“端棻后学”与浙大西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拓展浙大西迁史和贵州抗战史研究之内容，加深人们对浙大西迁史和贵州抗战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端棻后学”；浙大西迁；李良骐；万勉之

浙江大学在我国高校中属于排在第一方阵的知名高校。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胜地杭州。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28年4月1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浙江大学度过了相对平静的近十年的办学时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成为浙大西迁的直接原因。在此之前，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已正式发布《迁都宣言》，将政府办公的地点迁往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也就是说，由于日军对杭州实施了频繁的轰炸，浙大已经找不到一块安全、平静的地方正常办学，迫不得已只能采取了西迁的举措。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经历了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据周开迅主编的《浙大西迁办学纪实：永远的大学精神》一书介绍：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中就有91所遭到破坏，有10所遭到完全摧毁，有25所陷入停顿或解散。其中，浙江大学是在日寇飞机的频频轰炸中坚持了三个月的学业之后，才毅然踏上漫漫的西迁之路，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军长征”。实际上，在浙大西迁到贵州之前，已经完成了三次西迁，第一次是西迁至浙江天目山、建德，第二次是西迁至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是西迁至广西宜山。浙大最后西迁到贵州，实属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之所以说浙大西迁至贵州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这是由浙大西迁到贵州之前所面临的真实情况所决定的。

（一）浙大第一次西迁

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庐山谈话”，正式宣布对日作战。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此时的浙江，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及中方的失利，已经完全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方）军事失利，但淞沪会战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37年9月14日，竺可桢校长在参加庐山谈话会后，便立即奔赴远离城市、地处深山丛林中的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与该寺妙定方丈商议，租借寺院闲置房屋，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场所。经请示，此举得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批准。9月21日至26日，浙大一年级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内，并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从此，浙大师生开始走上了长达9年的救亡图存、铸造辉煌的艰辛历程。”

1937年11月5日，日寇在距杭州城约100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在轰炸中已坚持了三个月的浙大，被迫迁到位于杭州西南约240公里的建德县城。

（二）浙大第二次西迁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已完全失去了在浙江办学的环境与条件，被迫实施第二次西迁。此次搬迁，先是到了江西吉安。“在吉安，浙大教职员工暂时住在吉安师范学校，眷属则寄居各处民房，学生们全部入住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在吉安上完两星期的课程后，还在那里完成了期终复习和考试。

1938年2月18日，浙大师生在吉安度过一个寒假后，又继续向南迁移，沿水路（赣江）、陆路（赣粤国道）继续迁移到位于吉安南约40公里的泰和县城。就在浙大离开吉安后不久，吉安白鹭洲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在泰和，浙大将校址设在距离县城约2.5公里的郊外的上田村，利用当地的大原书院作为学校总部办公室和一年级学生上课和住宿的地方，并以当地的华阳书院作为农学院试验场和农场，以乡里富绅的藏书楼（遐观楼）作为图书馆所在地，以当地的宗祠作为学校的大礼堂。师生们的教室和宿舍，则被分散安置在乡村古老的庙宇、民宅等建筑之中。

（三）浙大第三次西迁

1938年7月，日寇向江西进犯，直逼江西省城南昌。因此，浙大在江西也无法安心办学。在此期间，浙大曾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电令：“遇必要可迁贵州安顺”。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在派人实地考察后认为安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是放弃了西迁贵州安顺的打算，将西迁之地确定为广西的宜山。

1938年8月13日至10月31日，浙大师生、眷属和图书、仪器分两路出发：师生、眷属沿湘赣公路、湘桂铁道，分批乘车、乘船或步行进行西迁；图书、仪器则在部分教职员工和20名学生的护送下，沿赣粤之间的水路进行西迁。1938年9月8日，首批教职员工到达位于广西柳州西北约80公里的宜山，9月20日前后，首批女生也相继到达。这次西迁历程，持续了70余日，行程1000余里，直到1938年10月底，所有教职员工、眷属和学生，除了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的人员尚在途中之外，其余都安全抵达目的地广西宜山。

所谓“端棻后学”，即受李端棻思想影响的本家族的人以及家族以外的人。这种影响，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受影响的人，既有李端棻家族的人，也有李端棻家族以外的人，同时也包括研究与敬仰李端棻思想与人格的人。本文所指“端棻后学”，主要是指原遵义师范学校校长万勉之和贵州省气象局著名气象学家李良骐。

上文已经说过，浙大第三次西迁的目的地是广西宜山。然而，西迁到广西宜山的浙大，仍然并不安全。实际情况是：1939年11月15日，随着日寇在广西北海龙门港登陆，广西的防城、钦州相继失守。不久之后的11月25日，南宁陷落。浙大师生再次面临战火的威胁。当时，在东部大部分省份已相继被日军攻陷之时，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虽时常被日军袭扰，但相对来说还算较为安宁，完全可以在战乱中作为学生们孜孜不倦学习的乐土。于是，西迁贵州开始成为浙大的选项。1940年1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同意浙大西迁到贵州。从浙大西迁贵州的轨迹可以看出，浙大经历了从不同意到同意的转变过程。在浙大第四次西迁的过程中，并非一开始就西迁到了贵州的湄潭，而是经历了先在贵阳、遵义分批办学，最终才全部落户湄潭办学的历史过程。其中，在贵阳主要是浙大一年级和先修班师生360多人在花溪区青岩古镇办学，开学时间是1940年2月9日。在遵义湘江河畔上课的主要是浙大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关于浙大在青岩古镇办学的情况，曾江说：“青岩僻居西南，却与西湖畔的浙江大学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文化情缘。抗战时期，竺可桢率浙江大学西迁，经过多方协调决定内迁到贵州。当时青岩为必经之地，浙大先内迁到青岩办学，校本部继续内迁到遵义、湄潭一带。而一年级和先修班在青岩，后来才迁到校本部附近的永兴一带。至今走入青岩，仍能看到一些浙大内迁办学的旧址。北门内的龙泉寺大殿悬挂‘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旧址’牌。”关于浙大在青岩古镇办学的情况，竺可桢在1940年1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晨七点起，七点半彭百川偕青岩乡村师范校长黄同义即黄质夫来。……乡村师范……去冬改成国立，以收苗民为目的，有学生二百人，拟迁往榕江……青岩房屋家具可以移交与浙大接收……九点半抵青岩，即至真武宫，为乡村师范原址，内有办公室三数间，教室六十人者二，四十、三十人亦各二。现已有保育院拟移入，但该院陈院长谓随时可以停止。次至慈云寺，内有三进，可以住三百人之谱，但教育厅拟给与此间女师附小，尚当与交涉。……与剑修谈青岩之屋勉可容一年级，校具均有，所缺不多……故决计嘱许侠武于明天来接收。”

“端棻后学”对浙大第四次西迁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端棻后学”即李端棻家族的人员对浙大西迁贵州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之所以将“端棻后学”与浙大西迁贵州联系起来，是因为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的日记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记录。

（一）竺可桢日记中的“端棻后学”

在浙大西迁的过程中，竺可桢作为一校之长，可谓殚精竭虑，费尽了心力。在这一过程中，竺可桢亲力亲为，不仅询问相关信息，了解相关情况，还亲自实地勘察，以做到万无一失。在浙大第四次西迁到贵州之前，竺可桢已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这在他的日记中有着详尽的记录。

浙大西迁贵州的意念，最早始于1938年7月。竺可桢在当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说：“五点至教部晤立夫，渠赞成于必要时浙大可迁，但希望赴贵州。”立夫，即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具体迁至贵州何处？竺可桢得到的意见是，将浙大迁往贵州的安顺。为什么要指令浙江大学迁入贵州安顺呢？有研究者指出，这跟安顺的大环境有关系。安顺位于贵州的中西部，距离贵阳只有90公里，交通方便，除此之外，环境优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并未受到日军的袭扰。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军事环境而言，安顺对于苦难的浙江大学来说都不失为一个好去处。然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据竺可桢7月11日的日记记载：“往大陆银行晤唐臣，知渠初自贵州回，谓贵州只安顺可容大学，在乡下有三十万元所造之兵营，可容学生千人，教职员百余人，家眷则可住城内云。”虽然在安顺办学具有可行性，但存在的实际困难却是通往安顺的“交通极不便”

浙大欲迁到安顺办学，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交通问题。从浙江通往安顺的路途极其艰难。此后，在12月9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同样表达了对浙大迁至安顺的忧虑。他说：“接晓峰函，知在贵州接洽省府周寄梅诸人，决定以安顺西之镇宁最为相宜，此函尚系一号发，但昨接四号电，知镇宁困难滋多，……可知迁校之难。”1939年1月10日，竺可桢从重庆赴贵阳考察浙大迁黔相关问题。在此期间，竺可桢在贵阳乌当会见了贵阳县县长李大光。经了解，浙大如果迁至贵州的定番县（今惠水县），“最大困难为缺乏房子”。在花溪，“往观乐平及麟山二地。乐平缺水，不宜于大学。麟山风景颇佳，且有水，惟大夏大学已先勘定。”鉴于此，在1月20日召开的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明确指出：“余报告赴川、滇、黔之经过，次晓峰报告视察黔中校址。次讨论迁移问题，决定目前宜山照常进行建筑，迁黔之事暂不提。”

此后，随着广西战事日紧，浙大迁校之事，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月6日，“余首先报告，谓以日本人之迭次摧残文化，浙大早应在被炸之列。如北方南开、昆明联大、南京中大、梧州西大、长沙之湖大、八步之同济皆一再被炸，而本校之独后已属偶然之事。但勗勉学生不要惊恐”。在2月22日的浙大行政会议上，中心议题即是“讨论学校迁移问题”。竺可桢提出：“如教育部能发给迁移费之一部而能觅得较佳之地点，自然可以再迁。”在这一背景之下，竺可桢再次来到了贵阳。在贵州省建设厅，竺可桢见到了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宋“劝浙大移遵义东一百公里之湄潭。”询相关人员，得到的答案是：“主张速迁，迟则运输成问题矣。”为此，竺可桢先于2月28日亲自前往遵义考察，面见遵义县县长刘慕曾，了解遵义县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5月17日，浙大召开迁校委员会会议，“决定于乔年、亦秋返校后，派人去黔。”6月22日，竺可桢在贵阳专程拜访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浙大迁入贵州相关事宜，得到吴鼎昌的大力支持：“谈及浙大校址，渠亦赞成湄潭，谓其地文化尚高，物价廉，……谈至黔省状况，渠以为黔省并不穷，惟乏人力开发而已。……谈一小时半，出至财厅晤王惜寸，谓……对于浙大迁校，补助一二万元终可商量云。”有了吴鼎昌的支持，12月30日，竺可桢明确指出：“预定二、三、四年级生在遵义于三月一日以前开学，故届时必到遵义，并戒体弱与女生弗往。”一年级则在贵阳青岩古镇办学。

浙大于1940年春季欲先在遵义市办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校址问题。竺可桢在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下午接侯家煦电，知黔教育厅不允借遵义师范校址，而子弹库尚无着落，因此遵义尚无一间屋可以靠得住，可称焦虑之至。”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理解的差异，认识上的不足，浙大曾与遵义师范学校师生为办学场地的问题发生过争执。据竺可桢1月17日的日记记载，当天竺可桢与相关人员前往遵义师范学校考察办学场地，校长万勉之不在现场。“最初晓峰等初至此，县长刘慕曾即有浙大应以遵师为根据地之主张，及屠达来此，遵师学生即迫令浙大办事处撤销，因恐浙大有鹊巢鸠占之嫌。经屠达解释并保证而止。昨立夫来（大概系受刘县长之暗示），对县士绅在遵师演讲，主张遵师以屋让浙大，而浙大担任（寤）村修理费给与遵师。此事引起遵师教员学生之反对，但浙大固不负责也。”十余天后的1月28日，遵义师范学校校长万勉之及李良骐专程至贵阳拜访竺可桢，“申说过去为争校址之误会，并谓师范课堂有空，可以让浙大。”12月22日，竺可桢在遵义师范学校与万勉之相见，而且还一同视察了浙大学生所居之宿舍，具体情况是：“遵义师范为男生宿舍和学生食堂，游泳池就在遵义河边。”。这足以表明，浙大在遵义办学期间得到了遵义师范学校的有效支持。这一支持与“端棻后学”李良骐及万勉之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二）李良骐与竺可桢的师生关系

李良骐出生于1909年，其父亲是李允忠，祖父是李端棻，曾祖父是李朝仪。李端棻是李良骐的伯祖父，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是李良骐的姑奶奶，梁启超是李良骐的姑祖父。李良骐自贵阳达德小学毕业后，得到李蕙仙与梁启超夫妇的精心培育。在天津，李良骐住在李蕙仙家，入南开中学读书。1930年，李良骐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气象组），成为清华大学首个贵州籍气象学本科专业学生。1934年李良骐成为清华大学首届气象学毕业生，随后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当时气象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竺可桢。竺可桢是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并辞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气象研究所，李良骐直接接受竺可桢的领导与指导。在竺可桢的指导下，李良骐的气象业务知识与气象研究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为中国的气象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因为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在获悉浙大在遵义师范学校遇到的困难之时，李良骐自然而然地成为居中协调人，让浙大能够尽快地恢复教学工作。

据李良骐儿子李启泰先生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李良骐担任贵州省气象所所长，在坚持其本职工作的同时，他曾经通过姑父万勉之和当地政府官员中的各种人脉关系协助竺可桢先生完成了浙大西迁落户湄潭的校舍安顿工作。

经由李良骐的组织协调，“浙江大学终于以遵义为中心，开始了一段艰苦但较为安顿的教学、科研时光，成长为李约瑟心目中那个‘东方剑桥’。”

（三）万勉之与李端棻家族的关系

万勉之是李端棻女儿李芝姑（又名李淑兰）的丈夫、李良骐的姑父。李端棻是李芝姑的伯父，李蕙仙是李芝姑的姑妈，梁启超则是其四姑丈。

万勉之，原名万勖忠，又名万忠，号万园主人，贵州贵阳人，是中国早期的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农学大博士”，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2月6日，卒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6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贵州巡抚邓华熙上奏清廷组织设立贵州大学堂获准。贵州大学堂设备斋和正斋两种学制。其中，备斋学制二年，正斋学制四年，由贵州省各府、州、县选送有科举考试功名的高等学生入学。万勉之以贵阳高才生入选，进正斋法文班学习，成为贵州大学堂第一批入学的正斋学生。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收藏的《贵州大学史话》中明确指出：“贵州大学始建于1902年8月，历经贵州大学堂、贵州高等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大学等发展时期。”这表明，万勉之也是贵州大学毕业的学子。万勉之与贵州大学结缘，始于他早年在贵州大学堂读书的时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万勉之前往日本留学，是贵州第一批留日的学生。当时同去日本留学的还有尹笃生、周步瑛、王佩芬、周昌寿、周恭寿等。留日期间，万勉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0年，他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农学实科，先后执教于贵州官立农林学堂、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东北大学、贵州大学等。1938年，万勉之调任遵义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此时，浙大西迁至贵州遵义。在遵义，浙大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校舍问题。获悉此情况后，时任贵州气象所所长的李良骐（万勉之夫人李淑兰侄儿）来找他商量，询问能否帮助解决浙大的办学场地问题。对此，万勉之当即答应，并约浙大校长竺可桢面谈。通过面谈，双方达成协议，万勉之同意将遵义师范学校部分校舍腾出，借给浙大办学。在当时国内抗战十分吃紧的情形下，万勉之的善意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浙大在遵义办学场地不足的问题，为浙大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万勉之因年事已高，辞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回到贵阳，并担任民政所整理贵州省各县行政区域实施委员会委员。1941年，他进入华家山研究草药，不久之后调入贵州农业改进所（贵州省农科院前身）工作，1947年1月5日因突发脑出血去世。在万勉之去世后，他留下的大部分图书资料和留日带回的原文书籍均由家人捐赠给了贵州大学图书馆。

人们通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关系。任何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与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关系，要得到有效的维持，其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原点，也就是所谓的支点。没有原点的关系，是难以维持的关系，更是难以行稳致远的关系。从“端棻后学”支持浙大西迁的义举来看，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浙大与贵州贵阳、遵义、湄潭的关系，二是浙大校长竺可桢与李良骐的关系，三是时任贵州气象研究所所长李良骐与原遵义师范学校校长万勉之的关系，四是浙江大学与原遵义师范学校之间的关系，五是浙大西迁与抗日救国人才培养的关系。正是这五个方面的关系，让浙大来到了贵州，让浙大与“端棻后学”建立了关系，为“端棻后学”支持浙大迁入贵州办学提供了历史机遇。浙大西迁虽已过去了80余年，但回首过往可知，浙大西迁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端棻后学”支持浙大西迁，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虽然纯属很小的一个个案，但以小见大，依然能够从中发掘出重要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爱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表明爱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在“端棻文化”中，一个核心的词汇就是“爱国”，“爱国”是“端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质。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民族危机问题，培养堪当大任、救国救民的维新人才。基于这一理念，李良骐作为李端棻家族的后人，万勉之作为李端棻家族的姻亲，面对浙大西迁贵州这样伟大的壮举，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尽己所能，向浙大伸出了关爱之手。此举切实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启示之二：要重视每一个个体在历史浪潮中的爱国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国和家的热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已经潜移默化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正是基于对国家的这份认同和挚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而不懈奋斗。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追求学有所用、报效国家、奉献社会。”在民族复兴伟业中，要切实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意识，要重视每一个个体在历史浪潮中的爱国表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危亡，单凭少数几个人或少数单位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积极应对，才能避免颓势，走向光明的未来。李良骐、万勉之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深明大义，果断支持浙大西迁，正是成千上万爱国者个体爱国表达的经典案例。

启示之三：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信任、支持和沟通的基础之上。师生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良好师生关系的核心，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尊重对方的权利和尊严。师生之间的信任是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因素，教师应该表现出诚信、公正和善意，以赢得学生的信任，学生也应该对教师产生信任。支持和鼓励是师生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学生也应该为教师提供支持和合作。本文说竺可桢与李良骐之间有师生之谊，主要是因为李良骐1934年从清华大学气象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而此时气象研究所的负责人正是竺可桢。李良骐在南京气象研究所直接接受竺可桢的领导与指导，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浙大西迁到遵义在遵义师范学校办学，恰好该校校长万勉之是李端棻家族的姻亲。因此，当浙大在遵义遭遇办学困境时，李良骐与万勉之主动从中协调，当属情理之中的事情。因师生关系而促成浙大在遵义师范学校办学，成为浙大西迁史中的一段佳话。

启示之四：要重视优良家风的建设。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良好的家风是弘扬家庭美德、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德育良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李端棻曾明确指出：“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李端棻幼年丧父，由母亲何氏抚养，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深受舅父何亮清和叔父李朝仪的影响。其中，何亮清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何亮清参加贵州乡试中举。何亮清有了教职后，时常拿出自己的薪资接济李端棻母子，同时，对李端棻给予学业上的指导。咸丰十年(1860年），何亮清考取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何亮清的精心指导下，李端棻学业大有长进。同时，受舅父的影响，李端棻的爱国意识大为增强。舅父生前极力称赞李端棻：“兹园忠孝之忱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家尽瘁。”与此同时，李端棻亦深受叔父李朝仪的影响。李朝仪比李端棻大十二岁。道光十七年(1837年）李朝仪中举后，自觉地承担了教养家族后辈的职责，李端棻前往北京，跟随叔父李朝仪读书学习。李朝仪是忠义之士，这对李端棻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家风的影响之下，李端棻家族后辈李良骐自贵阳达德小学毕业后，跟随姑奶奶李蕙仙到天津求学，深受李蕙仙与梁启超夫妇的影响。李良骐爱国思想的形成是李端棻家族优良家风影响的结果。因此，李良骐与万勉之支持浙大在遵义师范学校办学的义举，与李端棻家族的优良家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启示之五：历史的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坚强领导。“兵民是胜利之本”，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奋力支持，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群众基础。而“端棻后学”对浙大西迁的历史性贡献，正是千千万万民众支持抗战的具体实践。万勉之与李良骐对浙大西迁所做出的贡献，切实践行了“端棻后学”“教育救国”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是“端棻文化”的骄傲，也是“端棻后学”的骄傲。我们重提“‘端棻后学’与浙大西迁”这一重要历史史实，其目的就是期待有更多的人热爱历史，关心历史，创造历史，做历史的有心人，做历史的责任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主人翁，都应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端棻后学”“教育救国”的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负历史的重托，不负先辈的期望，不负时代的召唤。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原文刊载于《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