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长诗《伪祖国书》中的时间维度及修辞策略解读

■林忠成（福建）

诗坛积弊甚久，正声微茫。那些飞来飞去的大多为“伶工之词”，红红翠翠花花草草，苍白的“词妖”牢牢掌握话语权。超越现实成为软骨病的良好借口，诗人们只关心食槽里那点可怜的残羹冷炙，笔端流泻的尽是个人小伤小感、小情小调，黑铁式的时代背景被刻意隐去。语言学、结构主义、口语写作等形式主义鹊巢鸠占，对于真正有痛感的主题视而不见，都在凌空蹈虚，都在假装飘逸、超脱，对于国家权力施暴于弱者的掌声，对于那些自焚者凄厉呼喊的视而不见；“内心不乱为定”（六祖慧能）。“铁肩担道义”成为笑料，“肉肩担淫欲”成为潮流，“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苏东波）那股热血沸腾的写作成为人迹罕至的山谷里那道孤零零的脚印。最近一次在这条道义山谷留下脚印的，在笔者视域之内，最近几年只有周伦佑老师。缘于周老师近年完成了一部雷鸣石裂的长诗《伪祖国书》。

一、从一堆灰烬中发现道义的火种

我最初是在道辉的天读民居书院为周伦佑老师出版的个人诗集中读到《伪祖国书》。我已很久没有这样的读书体会了，当时感觉天灵盖被揭开，阵阵狂风呼啸而过，又犹如几千头公牛从胸腔狂踩而出，身体一会儿冰凉，一会儿发烫，双手不停颤抖。读毕，整个脑壳仿佛被雷电击穿，呆呆地坐在那里半天不动。仿佛一堆熄灭很久的灰烬终于找到了火种。笔者最近几年一直在民刊、网络、微信群中苦苦寻找不得的那种诗歌典范，那种融合高超的审美技艺与深刻的思想内涵于一身的诗歌，那种既符合美学向度又吻合介入写作的诗歌，终于找到了。

批判性的、介入式的写作，比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范畴内的写作更具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写作内部，也来自写作外部。内部风险主要为作者很容易被熊熊燃烧的道德火焰给灼伤，诗歌必不可少的内在美学律令被烧焦，成为空洞的愤怒和干瘪的控诉，使诗歌沦为街头抗议口号和反对派式的政治标语。这是自古以来批判型写作的陷阱，远的如左联时期殷夫等人的作品，近的如垃圾派里的某些诗人，呈现的作品已是愤怒燃烧的灰烬。其次，介入写作往往要处理宏大题材，“宏大题材并不能保证宏大效果，常常是恰恰相反”^【1】稍有不慎，宏大题材便会压垮一部作品的内部结构。写作外部的风险，心照不宣地来自权力话语的审查。

《伪祖国书》绕过了上面的写作陷阱。作者以深厚的美学积淀，把万箭穿心式的剧痛、熊熊燃烧的怒火、孤立无援的绝望、瞋目裂眦的仇恨、哀哀欲绝的悲悯，升华为顿挫、炜晔、疏朗的语言风格，词像堆垛芜垒，铺张扬厉，吐纳英华，辞直义畅。全诗构建了一个宏阔、高迈的结构，从现象学立场出发编织硬朗的意象和哀婉的意境，用象征主义的经脉牢牢掌控语言肌理，处处盛开繁富、丰沃的语言之花。从愤怒中萃取高雅，从剧痛中提炼美丽，托泰山如举鸟羽，千锤钢化绕指柔，很明显，作者是一个精熟“词语炼金术”的高手。作者清楚，未经审美升华的愤怒不过是莽汉式的低级情感，是粗糙的、暴烈的、反文化的嚎叫，必须用哲学、文学进行修辞性净化，把粗粝的部分滤掉。《伪祖国书》实现了艾略特对诗歌的期许“把个人的剧痛变为某种丰富而陌生、普遍而非个人化的东西”。此外，作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执术驭词”能力，才能驯住狂暴的语言怒马。《文心雕龙》对作家的控驭能力作过精辟论述：“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整首长诗，写法变化万端，独白、暗喻、差异、戏拟、反讽、谐音、套词、冷幽默、热抒情等，达到了“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的阅读效果，这一切源于作者“断章之功，于斯甚亦”。^【2】

二、东方时针与中国时间的格式化

《伪祖国书》从多个向度搭建起坚实的结构，并以时间为坐标，从质疑“当代性时间”，转为探究“古典主义时间”，再次拷问“当代性时间”。设计这条时间线索，作者似乎想探究困扰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时间”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是不是凝滞了，固化了？它现在已不再是孔子站在河边指陈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那个液态时间，那个可预测、可量化、可分析的柔软有弹性的时间。这个古代的东方时间是温情脉脉的，有体温的，通人性的，有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的时间。但是，这个中国时间在当代仿佛受到了诅咒，它只见潮起，不见潮落，只见花谢，不见花开。它永不谢幕，牢牢占据日夜星辰、万里山河。它已经脱离了普世意义上的、世界通用的“格林威治时间”，它自行创造、命名了另一套时间谱系。或者说，它其实只是沿袭、承接了腐朽发霉的“古典时间”，齿轮的运转规则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连钟声的音色、音域、振荡频率都没有变化，只是为了蒙蔽众人而取了“现代性”的名称而已。周伦佑等知识分子明白，中国的时间已经严重格式化，格式化的时间已经导致中国人心灵的普遍格式化。黑格尔有个著名论断：“历史起源于东方，但终结于西方”，^【3】目前来看，东方历史可能永远只能终结于东方，因为东方的时间实在鬼魅重重。《伪祖国书》对这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时间魅影进行了深度追索，一直追索到了源头，追索到了《周易》、井田时代、甲骨文时代。“耕者牧其田。田字被井字划分//我在你的井中耕种，日出而作”“你把万世的悲辛写在汉字曲折的//笔画中让我知道，一块龟甲的//裂纹告诉我：你的忧惧是真实的”，试图从源头上寻找中国时间几千年凝固不化的肇因，它是否具有文化基因上的先天性缺陷。这种超稳定大一统的时间是否被我们祖先的甲骨文、四书五经、《周易》先在地规定了？作者似乎找到了部分肇因，“我们被你市井。祭祀是被等级的//神在帝王的庙里，与庶民无关//我们离神的光照很远。在简陋的//茅舍外面，我们撮土而社”，从一开始就在日常生活里建立森严的等级制。一切个人主体性都被集体性、公共性强制代替、接管，这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奠定了伦理基础。等级制是喂养中国时间的粮食，也是支撑中国时间几千年不变的最大动力。正是它，以肮脏罪恶的乌黑之血，一滴滴喂入中国时间那张长满獠牙的巨嘴里。等级制在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就已经强行塑造了祖先的骨骼。

诗人强烈感觉到了中国时间的固化以及它的荒诞、野蛮：

一出情景剧

上演了千年。王朝，在剧情中

被推翻，又建立。舞台中央

一把镶金的红木龙椅上端坐的人形

在灯光的明暗变化中，头被摘下

又换上新的面孔。舞台不变

龙椅照旧，端坐的人形，依然

改变的只是姓氏、年龄和称谓

从陛下到主席。在锣鼓胡琴声中

生旦净末丑，上场，下场……

近现代世界有两种时间观最有代表性：一种是牛顿式时间观，另一种是爱因斯坦式时间观。牛顿式时间观把时间当成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不盛放任何东西时，器皿也是客观存在的。时间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这是牛顿式时间观的本质特点。爱因斯坦式时间观恰恰相反，认为时间无法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时间是嵌入万物之中的，在不同空间里时间的流速并不一致，光速以上和光速以下的物理时间并不相同。当物体运动的速度达到光速，时间便静止下来；当物体运动速度超过光速，时间便倒转，实现科幻电影或者神话剧中的回到过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时间压根就不存在。哲学家麦克塔格特在20世纪早期竭力主张这种观点。麦克塔格特认为，存在两种审视时间的方法，第一种叫做A理论，第二种叫B理论（B-Theory），B理论认为时间的流逝和时间本身完全是一种幻觉，不存在一种方法让你客观地将事物分配在特定的次序里。牛顿式时间观很明显是一种古典主义时间，这个时间脱离了山川湖泊与日夜星辰，成为一种威权式的形而上存在，一种历史独断论。中国时间长久以来一直在古典主义时间轮轨内运转，它似乎永远拒绝进化，永不衰退，过去等同于未来，未来相当于现在，现在复制着过去。历史同质化地互相抄袭、复制。在这种独断论时间的支配下，“一出情景剧//上演了千年。王朝，在剧情中//被推翻，又建立。”这种古典时间无法成长，不能吸收世界文明，永远在它内部自我繁殖。当世界进入现代，微电子技术把地球遥远的城镇拉近成左邻右里，唯独中国时间还在精神育婴床上鼾声大作。现代时间演绎出了“三权鼎立”的现代世俗权力分配机制，中国时间还停留在“一张龙椅代代传”的古典阶段。究其实，中国时间最要命之处在于，它没有嵌入万物，没有嵌入民众的哀吟与疾苦，没有嵌入文明的演绎，没有嵌入太平洋、大西洋的潮起潮落，一直固守千百年来的经验和直觉。千万不要以为19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帝国厚重的铁甲门，击碎了帝国的钟盘，中国式的东方时间就改变轨迹了——其实，它只是被震落下了几小块琉璃碎片而已。硝烟过后，古老的钟盘还是继续慢条斯理地运转，把格林威治时钟、瑞士钟表等所有现代时钟目瞪口呆地晾在一旁。爱因斯坦式时间正是一种现代性时间，它深深嵌入万物，意味着它将与万物的喜怒哀乐一同进化。现代性时间深受中国古老钟盘的敌视，在这固化的古典主义时间谱系内，“我是你一声太息在千年后的回音//我是你旷古忧伤的一脉相承”。在古典主义时间谱系内，个人被碾压，人性受摧残，“你赐我姓氏，却让我蒙受百般羞辱//你给我生命，却为我设置重重陷阱。”所有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心灵的人，都在替过去的亡灵生活，从一出生就开始流亡天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是活着的亡灵。我活在你//亡国的哀恸里，我死在你//盛世的黑铁中”。以暴力维护秩序，以谎言维护人心，是温情脉脉的古典主义时间谱系掩盖下的阴暗本质，“哪有什么天灾！风调雨顺的年代//人们被许诺的幸福活活饿死”。

三、东方时针与权力一元制的互文关系

这个牛顿式时间孵化权力一元制，或者说，权力一元制生下了牛顿式时间（鸡形版图内的地方时间），两者互为父子，互为孕体，互相孵化。《伪祖国书》对此洞若观火。权力一元制在过去表现为“家天下”，用儒家思想、程朱理学驯服人心，在现代则表现为重重伪装下的“X天下”，一个团伙内部轮流坐庄，利益均沾。权力一元制站在山川河流后面，站在重重帘幕后面，像一个无形无影但却无处不在的亡灵，从黄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其反人类、反文明的黑暗本质亘古未变，“将自由//凌迟示众，将良知车裂分尸//将忠言杖毙于公堂，将正义//腰斩于午门”，延续了几千年。在本体论意义上，权力一元制视多元为寇仇，它守常，自闭，雌雄同体，自我繁殖，具有强大的增生能力。

权力一元制包括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以及古典时期的家庭式权力传承制度。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全体主义）或极权国家，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政治制度。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由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二战结束以后，这一概念通常被用来归纳纳粹德国、苏联等国。在极权主义之下，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掌控，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整个社会被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权力，为所欲为，不受宗教、伦理、宗法制等约束，它凌越于庞大的形而上学之上，具有极强的弥漫性和渗透性。进入当代后，当代技术强化了极权主义对社会和个人的掌控，通过光纤、互联网、移动设备、通讯卫星，极权主义触手便捷地延伸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伸进千家万户的电脑、手机，及时监控公众的言论与思想动态，把异端扼杀在萌芽状态。

一切皆属于国家，不论是有形的物质、实体，还是无形的精神、思想，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矿产资源、文物古迹、新闻出版、法律道德、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国家版图内的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这个权力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界线被取消，社会彻底地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国家变成一个吞噬掉整个社会的庞大的政治兵营。历史上的家族式专制统治，与当代的强力型极权主义相比，显得太天真无邪和温情脉脉了。

德鲁克的《经济人的终结》解释了极权主义崛起的原因。它起源于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溃，是“旧秩序崩溃之后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导致的绝望之情”。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极权主义是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的一种强化形态，它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专制政体。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产生的深层心理图景时指出，是人类的孤立和孤独催生了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由authority（权力）一字而来。即集中权力于某一群人（政党），一切政治权力皆由执政党独占，其他政党不得分享权力。一些哲学家、政治家认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别模糊。

20世纪以来，权力一元制终结于大多数区域，世界被纳入格林威治时间谱系内，权力多元制深深嵌入结社、立法、行政、司法、新闻等领域，成为地球吐故纳新、运转不息的强大动力。唯独在乌云满天的亚洲，一元制垄断一切，雨泼不进，风刮不进，针插不进。《伪祖国书》对这个荒诞现象进行了痛彻心扉的拷问：

此刻，我是在谁的家里？

被栽赃，被驱使；谁又在驱赶我？

那成长我，又戕害我的

是不是同一种意志所为？

普天之下，都是你的王土

哪里才是我的家？被希望遗弃

被绝望追杀。每当暗夜降临

总有一张乌鸦脸，带着不祥的

预感，从明天

绝望我

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上帝遗忘了这片土地，收走了它应有的光明，否则为什么在时间进化中独独遗忘了它？导致“家相篡，人相贼”^【4】“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5】的世相周而复始，“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膏”^【6】式的社会学循环往复。最魅惑的在于，权力一元制千方百计想修补狰狞形象，它通过反复污染汉语的方式，为自己正名，在各种机构、实物名称前加上“人民”二字，这种拙劣招数反而坐实了它的反人民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感慨：“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得以施行”。同类比，多少罪恶假“人民”的名义得以施行！

权力一元制对语言的最大伤害在于它往汉语的清澈河道源源不断倾倒污水，造成了汉语本体论的巨大灾难，长此以往，汉语必将沦落为世界语言体系中最畸变的语言。语言学家必须准备至少两种价值体系，去对应已经变异了词语：一种对应于词源学、发生学上的价值，另一种对应于被篡改的语义，比如“人民”一词，它严重异化到站在了它自己的反面，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当务之急，必须有一批良知未眠的语言学家、知识分子，着手对汉语进行清洗，重新教导人们汉语的原初意义——尽管这种清洗也许用洗衣粉和清水无法凑效，要使用鲜血和火焰。当年一批德国哲学家、文学家在某次会议上认为，经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的污染，德国人有必要重新学习德语。大量的异化汉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自主性坠亡、保护性拆除、关爱式强奸、试探性自杀、政策性调控、过渡性改革、合理性贪污、挽救性枪毙、保护性销毁、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确认性选举……”一元制希望汉语帮助其证实自身的合法性，于是，谎言便铺天盖地的绽放。“祖国”“母亲”“女儿”“爱”等温情脉脉的伦理词汇，一律无可幸免地被劫持，被强迫往喉咙里抹进润滑油，以美声唱法对权力体系讴歌。

四、东方时间与祖国之“伪”

“祖国”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为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其严密概念为“祖国是指世代居住、并对所在国文化有着高度文化认同感的、并且自己和祖先国籍共同所在的国家。”《伪祖国书》从词源学出发，对这个词发出幽怨的诘责：“谁是你？一件瓷器的青花碎片中//我向哪里赞颂你的妖娆？”作者传递出了内心的颤抖与疼痛。眼前这个祖先开辟、世代居住的土地，我们对它还有多少文化认同感？血缘归属感？对这个由四书五经、老庄孔孟、李白杜甫、红楼水浒构建的古典祖国产生认同，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的复杂在于，这个古典祖国同时派生了根深蒂固的权力一元制思想，污染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这是令人爱恨交织的。对于云蒸霞蔚的文化祖国、哲学祖国、诗词祖国，诗歌表达了敬意。对于乌云密布的“文字狱祖国”、“家天下祖国”、“思想犯祖国”，诗歌表达了刻骨的哀怨与烈焰熊熊的愤怒。两种复杂感情交错纠结在一起——

我对你的感受从来就不是单纯的

太多的恩怨郁结在心头，太多的疑问

冰与火焦灼的对抗，两种力量抵制我

反复撕裂的心痛

正是这“抵制性”的“两种力量”，构筑起诗歌内部的穹窿形圆顶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使整首诗变得像一张拉饱的弹弓，一首诗内部在烈焰升腾的同时雪花飘扬，明月普照映衬了累累白骨。这种情感内部的两级对峙，一方面增强了诗的难度，另一方面种下了无数泉眼，使整首诗的语言受到汨汨滋润，增加了自我增值、自我衍射能力。从而也避免了使介入型诗歌沦为空洞的嚎叫。

对于发生学意义上的“祖国”，作者充满热爱敬仰，“我把菊花插在酒里，我把茱萸//佩戴在胸前”：

天空微微侧过身子，让我坐下

看远处的枫叶，白云深处的人家

南山之阳，小桥流水的村舍

是我水墨家乡，丹青手写的祖国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祖国！

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祖国！”

这样的古典祖国美得令人血脉喷张。在作者血管内，同样流淌着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修齐治平”那一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那一路。周伦佑承袭了中国古典人格中的“澄明”部分，孟子对中国古典人格作过归纳：“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对这种超越功利、追寻本体论的“义”，孔子一直很自信，他说“道不远人”。问题是，这个“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祖国，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的祖国，进入现代以后，彻底异化。它的权力铁钳越夹越紧，权力触须伸进了文学、艺术、教育、新闻、法律、哲学、科学、宗教、经济等所有领域，掐住它们的咽喉，勒令它们沿着自己规定好的线路畸形发展。对民众则“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7】。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矿产资源、空气水源、人民大众等，都成为褫夺巧取的对象。‘祖国’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名词。对此，《伪祖国书》里对“祖国”这个伪概念进行了控诉——“当我童蒙无知时//不见你敞开校门接纳我失学的童年//饥乏的砍柴道上，没见你为我分担//背上沉重的柴捆；上坡路的板车后面//没见你搭力的手，推助我艰难前行”。由于“祖国”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你先验地据有我//不需要想到和说出：还没有收获//我已是你的果实，还没有开弓//我已是你的猎物”。这块祖先世代居住的土地，人心被不断抽离，血缘认同、道义认同、伦理认同、宗法认同越来越弱，它逐渐自我降格为住宅、居所一类的纯物理学土地，不能诗意栖居，成为无法自明、自证、自为的地方。千百年来流淌于土层里的血脉冻却，文脉断裂，祖魂漂泊无依，人们被驱逐出故乡，成为无法回到故乡的天涯浪人。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认为“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那个形而上的、本体论的祖国在精神上不存在了，尽管它的躯壳一直存在着。祖国被“祖国”驱逐，故乡被“故乡”驱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荒原狼》里为精神上漂泊无依的可怜人，为被“故乡”驱逐出境的人，指出了共性：“我们不得不越过大量的污泥浊水，经历大量的荒唐蠢事才能回到故乡！而且没有人指引我们，我们唯一的向导是乡愁。”没有故乡的“故乡”，没有祖国的“祖国”，当然是“伪祖国”。

在诗中，作者区分了“祖国”和“国家”这两个概念，表明“我爱祖国，而不是所谓的国家”；“一个画地为牢的国家，不是我的祖国”。还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揭示了“伪祖国”的荒诞、阴鸷：

你的关爱，使我们在生前就已死去

但假装活着，像伪币一样逼真地

活着，活在一个被伪造的“祖国”

概念中，假装成爱国者。我伪装

成我自己，就像他们伪造出你

一个草菅人民的中国，伪祖国

在你的爱民计划中，我们的幸福

指数，被你累计到了身后，连焚化

后的尸骨，也被你的爱提前算计

一个骨灰盒，20年墓位使用权

只有20年期限！过期作无主墓

处理。身为你的草民，我们的今生

被现实困苦；死后，又被故土

拒绝。活着，就已死无葬身之地！

对百姓敲骨吸髓的“祖国”，百姓只会把它当作“鬼国”“恶国”。

另一个须要清洗的词是“母亲”。《诗经》里对父母的伦理意义这样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母慈子孝乃人类最温暖的价值圈，权力毛绒绒的无耻之爪伸进了这个圈，把自己哄抬为“母亲”，欲借助人类最原始最恒常的情感，实施蒙蔽，籍此加强对子民的驯服。意识形态炮制了大量把暴君称为“父”，把强力集团颂为“母”的歌曲、绘画、影视。本诗揭开了覆盖在“母亲”这个词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她狰狞的面目曝露在大众视线：“你有时被比作母亲，以想象的乳汁/喂养我，我们被要求铭记并报答你”——

当我嗷嗷待哺时，不见你用煮熟的

山梨汁喂饱我；当我童蒙无知时

不见你敞开校门接纳我失学的童年

饥乏的砍柴道上，没见你为我分担

背上沉重的柴捆；上坡路的板车后面

没见你搭力的手，推助我艰难前行

石灰窑遮天蔽日的刺鼻粉尘中

没见你为我烧燎起泡的赤脚疗伤

思想被犯罪的日子，不见你为我

据理辩护；文字被牢狱的岁月

不见你解开镣铐，为我鸣冤昭雪

你的博大之爱

使我感受不到你的温暖

我的母亲不会对我这般麻木不仁！

没错，哪有“母亲”对子女制造文字狱的？哪有“母亲”把子女的菜摊掀翻的？哪有“母亲”强拆子女的住房的？哪有“母亲”逼得子女浇油自焚的？

能写出《伪祖国书》这类诗的人，必定是《论语》指出的“木铎”式的人，《论语》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时代掌灯者，上天发言人，这种人为“木铎”。这种人必须具有孔子说的那种情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之饥也”。^【8】这种情怀与忧患来自作者的道义担当。在极权主义的滚滚乌云覆盖下，在“漫之膻腥”的恐怖主义高压下，坚持写作上的道义担当，变得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认识论的问题，更是道德勇气与良知的问题。周伦佑在《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缘起》里认为：

道德勇气的基础是信念和正义；是对非个人苦难的分担与承担；是对邪恶与暴力的直面与挺身而出！道德勇气不是利己的。道德勇气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了正义而主动损己和危己，必要时牺牲生命以成全正义。是高于生命的道义至上。

英国的亚当·斯密也说过类似孔子的话，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指出，“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不应该把自己看作与大众分离的孤立者，而应看作世界的一个公民，自然界庞大整体的一份子。”把别人的悲伤当成自己的悲伤，把他人的灾难看成自己的灾难。

全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写这个“伪祖国”对民生的屠戮，对百姓的驯化，对人权的摧残。一方面对由老庄孔孟、唐诗宋词、水浒红楼构成的古典祖国无限热爱，另一方面却对当代“祖国”瞋目裂眦，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本诗纠结、缠绕、复调、互悖的内在冲突，从而形成张力链。用毒药般的爱拯救你，以甜蜜的仇恨灌注你，拿痴憨无悔的守候消灭你，以刀剐斧劈的快感剁碎你，用鲜血浇灌你的恶之花。最能体现这些复杂情感的是下面一节：

明知道爱你是危险的，我仍然怀有

对你的爱。我以精卫衔木填海的

坚毅爱你；我以杜鹃啼血开花的

哀怨爱你；我以屈子怀石沉江的

绝望爱你；我以康有为公车上书的

忧愤爱你；我以谭嗣同慷慨赴死的

激越爱你；我以陶渊明遁迹南山的

决绝之心爱你！

身陷囹圄，在超负荷劳动的改造中

我仍然痴心不改地爱你；面对死亡

在钢铁压过头顶的血泊中

我仍然至死不渝地爱你

这种对祖国的爱，带着强烈的自虐倾向，它穿越了熊熊烈焰和毒气沼，超越了肉体痛楚，或者说它就是从痛楚中升华起来的形而上之爱，人类爱国情感中最伟大的纯精神之爱，愿意把自己当做一只洁白的羊羔献祭给祖国。这种爱，已具备圣徒热爱天父天国的那种高度，达到了宗教精神世界的“无功利”“无欲求”“无条件”“无目的”的“四无”境界。

五、东方时间中的修辞策略

《伪祖国书》的整体风格既“文洁而体清”，亦“志昭而事博”，同时还具备“锋发而韵流”、“言壮而情骇”等特点，在谋篇布局上做到了“裁密”且“思靡”。全诗的语式与语势为呜咽中带着沉郁，哀婉中夹杂低诉。为了适应这种语式，作者有意大量使用短句子，短句的好处是能引导读者短兵相接地体验作者预设的哀悼气氛。从某个角度看，全诗就像一篇悼词，哀悼精神祖国沦陷。既然是悼词，就应该“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该情”^【9】。即不能完全直白，抛弃多重象征，采用层层互文、多向度投射、复调等现代诗的繁杂修辞。由于“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10】“质”无“文”，就不再是审美对象了。但是，又不能过度使用这些修辞，过度修辞会对诗歌的感性形成遮蔽，产生“以辞害志”“辞盛情衰”^【11】的不良后果。《伪祖国书》中的象征或者说隐喻，是单向投射的，没有像庞德的《比萨诗章》那样多向迸射。单向投射的隐喻，更容易产生凸透镜聚焦的效果，如“一只蜜蜂拈花的偶然，从象形到//会意的我”“还没有收获//我已是你的果实；还没有拉弓//我已是你的猎物”。与悼词风格相适应，诗中许多句子有明显的断裂感，故意截断语感流，造成朗读上的顿挫感，用语感的顿挫感强化精神的顿挫感。比如“那抬举我，又摔下我的//是谁？那容纳我，又放逐我的//又是谁？我欲爱你，但不知//缘何而爱？”本来，如果这样排列：“那抬举我，又摔下我的是谁？//那容纳我，又放逐我的又是谁”，语感非常流畅，但就缺少了强化效果，作者故意制造断裂，就是要强化“是谁？”“又是谁？”这个诘责效果，让读者深入思考领会这个“谁”到底是谁？这样处理，能够把诘责直接插进对方的咽喉，插进对方的心脏。

除了悼词气氛，本诗还具备古代“檄移”那种文体属性，檄文为其中一个分支。按照《文心雕龙》的看法，檄文应该“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倾泻滔滔怒火，历数对方的罪恶。檄文同样只适宜采用短句，为在气势上增强排山倒海的效果，往往大量使用对偶、铺设、堆垒等修辞法，以达到铿锵有力的语感，如：“‘上街’被敏感，我们说‘散步’//‘聚餐’被敏感，我们说‘饭醉’//‘上访’被敏感，我们说‘上床’”。著名的《讨武曌檄》也曾大量使用类似的手法。《伪祖国书》的总体语言是刚健的，硬朗的，激越的，这也与“檄移”这个文体相吻合。作者“壮有骨鲠，皦然露骨”，才能使得文辞收到“秋霜之烈”的效果。刘勰认为，这样的文章应“植义扬辞，务在刚健”“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不能写得太过隐晦曲折，所以，本诗在修辞上是比较节制的，在写法上不创新，修辞创新也不是本诗追求的目标。它使用常规的驾词驭句手段，它甚至大量使用散文、小说才用的“陈旧”手法，比如叙述、抒情、记事、排比。笔者以为，写作手法不具有进化论特点，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作者不在修辞上追求难度，他要追求的是道德难度和伦理难度。而目前的中国诗坛，最缺的就是具有道德难度和伦理难度的诗歌，最不缺的就是修辞术。

独白、戏拟、反讽也是本诗的重要写作手法。本诗从头到尾都像一篇内心独白，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能造成紧张激烈的对话效果，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便于控诉、批判。作者对互联网流行话语进行了戏拟，比如“河蟹”这个词，在现实语境里，这个词跟“草泥马”等承载了太多的民间愤怒与压抑，是中国某个特殊阶段的“国史”式词语。作者笔锋一转，把这个词轻轻楔入严重异化板结的当代史：“河蟹维稳办。河蟹//黄赌毒。河蟹城管。河蟹五毛蛋//河蟹政保。河蟹围观……河蟹拆迁。河蟹休假式治疗//河蟹一元化。河蟹躲猫猫”。以扭曲的词对应扭曲的当代史，戏拟得恰到好处。本诗戏拟的另一个杰出之处是对红色帝国的流行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套用，“我爱□□敏感词。敏感词上□□升//伟大□□敏感词，敏感□□向前进”。这是一首称圣颂帝的歌曲，歌唱的对象，那个历史独断论化身，他开创的意识形态遗毒造成了审查咽喉与笔墨的现状。在此处，作者以冷幽默进行热抒情，是啊，所有人被审查官掐紧咽喉，他们任意宰割辞章，造怀指事。他们强迫你热爱“敏感词”，新一轮太阳的确从敏感词中冉冉升起，这个邪恶的太阳照耀一切也收割一切，敏感词就是新形势下的伟大领袖。作者在苦笑中对此进行调侃，在调侃中对敏感词的“伟光正”进行解构。反讽效果也跃然纸上，这两处戏拟传达出了清醒读者的共识：福慧双修，境界超卓，天上地下，唯你独贱。凡是独白式的文体，必有强烈的抒情味。这种抒情，可以冷的方式出现，也可以热的方式出现。贯穿本诗的为热抒情，这种热抒情在“我写下‘祖国’这两个字//就是在写我的遗书，准备告别//这个世界。明知道爱你是危险的//我仍然怀有对你的爱”这一节达到高潮，温度达到99度，找不到退烧药。爱国本身是一种伟大的道德病，（这里的国我指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祖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疑难杂症。现代诗已经很少以这种热度进行抒情了，抒情被视为是浪漫主义阶段的写法，被雪莱、拜伦、普希金等人用烂了，受到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等人的藐视。笔者以为，只要写作需要，任何时代的写法都可以拿来用。海子的史诗、短诗就有大量原始的浪漫主义抒情。

诘辩与博议也是本诗比较突出的手法。上面说过，本诗具有悼词和檄文的双重性质，这两种文体都离不开主体评判，“辩正然否”是配合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同时进行的，弘扬什么，否决什么，支撑了本诗的情感穹顶，造成紧紧咬合的胶着状态。诘辩与博议的进入，本身也是作为评论家的作者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诘辩式的语句随处可见，“你的神圣是被臆想的//我的痴心只是为了证明你的无情”。博议，即引用异质文类进入诗歌，比如档案材料、说明书、古文注释等。博议可以增加诗歌的互文效果，扩展其外延。诗中引用了作者自己的“档案材料”——“雕版竖排的家谱上：被福建祖籍//被荣昌籍贯，被西昌方言//现居成都。姓周名伦佑。黑五类//关管杀子女。失学少年。街道社青//临时工。合同工……轻工二级。播音员。图书管理员//以工代干。行政32级”。引用这些“档案材料”，可以凸显孤立的个人在浑浊的社会洪流中被冲击得四处飘摇、居无所安、魂无所寄。以个体档案来折射普泛意义上的大众生存。大量的古文注释是本诗的另一个亮点，在结尾处，附上的古文注释有3个页码之多。作者为了考证祖国的文化源流，不得不举出大量的文献典籍，从《周易》到《说文解字》，从《礼记》《淮南子》到《山海经》等等。有一种观点认为，博议的泛滥将导致诗歌灵性的丧失。其实不一定，主要要看作者“执词驭术”的功底，宰割辞章的能力。功底深厚者，能够把干燥的异质材料滋润，使它们放射出诗性的光芒。刘勰认为，只要作者“气含风雨之润”，则能“笔吐星汉之华”，使得“文有春露之滋”。周伦佑具有高超的“执词驭术”才能，打通了诗歌、文学评论等数种文类的“任督二脉”，诗中绝大多数的典籍运用，无不恰到好处，榫卯吻合精确，并不给人浮云遮月之感。

佯谬和互悖是本诗点石成金、夺胎换骨的另一种体现，这种写法最容易产生张力。张力，是判断一首诗纯粹性的重要指标。它令人联想到本雅明发明的一个词——“光晕”。这个词在本雅明的《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文中反复强调。本雅明认为，艺术品之所以能够让人们赞叹、欣赏、膜拜，是因为它身上放射出“光晕”。张力是制造“光晕”的理想助燃剂，诗歌内部的“光晕”令读者反复咀嚼回味其言外之意、意外之旨。互悖是语言内部的互相取消，互相抵触。请看：“我是活着的亡灵”；“我活在你亡国的哀恸里//我死在你盛世的黑铁中”。这些互悖的句子，揭示了在“伪祖国”中，主体意义上的个人只能像亡灵一般存在着，不能有思想，有温度，有气息。“伪祖国”就是制造互悖的元凶，他们宣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真理，呼喊连自己都怀疑的口号，在他们的媒体中，大量语词是互相抵触，互相矛盾的，整个话语场成了生产悖论的大工厂。人们一出生就被消灭了主体性，终生顶着一具空荡荡的壳游魂般活着。明明是伪币，却比谁都装得更像真钞。在这个强大的互悖场中，所有一切文化都非真非假，或者说假的都以真的面目存在。权力话语长期地强行干预，最后导致人们的日常判断进入黑白两值彻底置换的结果。黑白、善恶、美丑、真伪等两值置换后，于是，顺理成章，人们就以地狱为天堂，把穷困当富裕，误毒药为甘霖，达到了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效果。这个效果，正是那批乌云般的操盘手希望看到的。佯谬是装傻、装呆、装错，故意违反常识，通过违反常识来强化常识，意在说明，在其它社会形态里的常识，在“伪祖国”里却成了异识：“还没有收获//我已是你的果实”“从小康的试管里出来，就像糖衣//包裹的婴儿，我们全身长满了病毒”。按照常识，小康的试管里培育出来的，应当是幸福、美满的生活，而这里却只能产出病毒。

冷幽默、黑色幽默、谐谑在本诗中是用来给烈焰般的抒情主体解降的，降温，调节狂暴喷泄的情感阀，换一种角度考量这片血肉横飞的大地。“用‘危吻办’领导我们危吻”——

吻妓女廉价口红的唇印，我们危吻

吻艾滋病毒的公共情妇，

……

吻屠刀的臀部，吻枪口的肛门

吻被冤案错杀者的两元子弹费

我们危吻哦！吻他们河豚的心肝

吻他们硫酸铜的肺腑

在危吻的仪式中：我们自戕

我们自残，我们自焚，然后

自灭。我们

危吻。危吻并且蛋定

在这里，作者暂且搁置庄重的神情，变一下脸，突然现出顽童般的狡黠，对摧毁了无数访民幸福、令广大访民闻之色变的“维稳办”和“维稳”进行了恶搞、戏谑，把“维稳办”谐音成“危吻办”，把“维稳”谐音成“危吻”。其实，仔细揣摩，此处的谐音，不仅仅有戏拟的效果，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看，“危吻”还有言内之旨的意味：危险之吻。作者暗中警告那些人，你们的“维稳”就是危险之吻，像吻一样表面上使社会看起来甜蜜美好，其实就是往杨梅烂疮上抹胭脂，腐烂和恶臭被强行摁进社会底层，哭泣和呜咽被强制屏蔽，这种稳定只能是暂时的，跟火山口上建豪宅一样，风光不了多久。所以，笔者以为，此处的“危吻”实现了语言能指与所指的高度融合。作者把千钧之痛化为清风鸣蝉，把维稳背后的斑斑血泪化解成惨然一笑，更意味深长。全诗已经有太多批判，适当插入恶搞式冷幽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道德经》认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如果整首诗全部是阴沉沉的色调，全是正谕式审判和庄严的语势，恐怕也会令读者感到压抑甚至厌烦。宏大题材并不一定要用宏大手法。

用荒诞派戏剧的方式，把充分魔幻化的现实披露出来，指出它乖谬、怪异、离奇的性质，是本诗修辞丰富性的又一体现：

沦落得

更彻底一些！山荒了，用油漆刷绿

河枯了，用废水灌满；照样是锦绣

中华，绿水青山。为了提升吾民的

幸福指数，你用GDP和硬道理

给我们开膛破肚，往我们体内塞进

塑料米、毒粉条、皮革奶、人尿鸡

化妆鱼、柴油蟹；塞进：三聚氰胺

敌敌畏、瘦肉精、氰化钠、苏丹红……、

再塞进和谐社会与满意度

然后

向我们征收开膛费、破肚费

镊子损耗费、综合治理费

消化不良费和情绪反常费

再把我们诊断为精神病人

荒诞的病理来自现实社会。从内容来源看，有时，存在本身的荒诞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比任何荒诞派大师的作品更离奇和吊诡。诗中写到的用油漆刷荒山，这个创意不是作者的虚构，而是在现实中真正发生过的。笔者猜测作者一定看过类似的新闻，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网易》2010年9月2日报道，陕西渭南华县为了躲避上级环保部门的检查，把境内几十座裸露的山体泼上绿色油漆，冒充绿化。至于往三聚氰胺里掺牛奶，用瘦肉精喂猪，曾经是铺天盖地的现象。在荒诞而魔幻的现实中，作家的想象力往往赶不上社会的原创能力。有时，直接照搬存在中的荒诞就足够了，现实源源不断向作家们提供了荒诞素材。真正的荒诞派大师是那些政客，伟大的魔幻主义者永远是政府。他们才拥有神鬼难测的想象力，惊世骇俗的变形能力与异化能力。

盛世的浮华并没有推动历史进步，相反，它伸出权力的章鱼触手，进一步抓牢对大地山川的控制，不断往古老的帝国钟盘浇注铁水，焊实它，焊死它，防止它的时针沿着格林威治天文台的世界时间谱系运转，试图以黑铁铸造永不枯萎、永不谢幕的权力体系。对这种企图，《伪祖国书》有深刻洞察。全诗“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该情”，^【12】向被劫持的东方时间致以无尽哀婉，为它刻下诔碑，撰写悼词，融道义光芒与懿采之华于一体，达到了《文心雕龙》赞赏的“秉笔荷担、腾褒裁贬、万古魂动”的高度。

 —— 写于2017年7月至10月永定南堤书斋

 注释：

【1】《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陈东彪、张枣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

【2】《文心雕龙》——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中华书局出版，出版时间1986年12月1版

【3】《黑格尔历史哲学》——黑格尔著，潘高峰译，九州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1年9月1日

【4】《墨子全集》——墨子著，陈才俊编译，海潮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0年9月

【5】《墨子全集》——墨子著，陈才俊编译，海潮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0年9月

【6】《广笑府》——冯梦龙编著，荆楚书社出版，出版时间1987-11

【7】《道德经》——陈全林译， 团结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10

【8】《白话四书》——黄朴民译，三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0—10

【9】《文心雕龙》——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中华书局出版，出版时间1986年12月1版

【10】《文心雕龙》——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中华书局出版，出版时间1986年12月1版

【11】《文心雕龙》——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中华书局出版，出版时间1986年12月1版

【12】《文心雕龙》——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中华书局出版，出版时间1986年12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