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郭卫卫）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正系统性重塑刑事诉讼运行格局，为新时代统筹司法公正与效率、推进法治现代化带来全新时代命题。6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学术前沿系列讲座第四十四讲在海淀校区举办。本次讲座由学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办，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任肖宝兴主持，聚焦“刑事诉讼中数字技术的类型化干预及其规制”前沿议题，围绕数字司法变革中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建构展开深度研讨，为技术赋能司法规范化、法治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本次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博士后王瑞剑主讲，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刘开元、梁泽敏担任与谈人，校内师生及青年科研人员到场参与交流。讲座依托王瑞剑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德国访学研究成果，针对当前学界研究同质化、技术分类模糊、规制路径单一等研究短板，创新性构建数字技术类型化干预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局限，为破解数字时代刑事诉讼治理难题提供了崭新学术范式。

讲座中，王瑞剑跳出学界偏重数字技术工具价值的固有视角，提出核心论断：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诉讼等数字技术已不再是刑事诉讼的辅助手段，而是深度嵌入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全流程的结构性变量。数字技术对司法程序的介入，实质是公权力借助数字形态对私权利形成的新型干预，亟需摒弃“一刀切”规制思维，建立分层、分类、精准化的规制体系。他将数字技术干预系统划分为实体性干预与程序性干预两大维度，并全面阐释两类干预的实践样态与制度困境。

在实体性干预层面，电子数据调取、远程勘验、技术侦查、大数据比对、生物识别应用等数字化侦查措施，呈现出不可预测性、范围扩散性的鲜明特征，当前存在授权审查机制不完善、第三人权利保护缺位、权利救济机制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对此，讲座借鉴德国基本权理论与权利救济理论，区分个人信息权与电脑基本权的权利层级差异，构建“概括授权+特别授权”的二元准入机制，完善数字侦查行为的司法救济路径，建立面向第三人的权利保护体系，补齐实体权利规制短板。

在程序性干预层面，王瑞剑将其细化为过程性、结果性、事务性三类干预形态，精准剖析远程庭审、智能算法裁判辅助、庭审记录数字化等技术应用对直接审理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庭审程序规范的冲击与挑战。他创新性提出“技术控制”理论，与传统的过程控制、结果控制共同构成刑事程序的三重规制体系，明确过程性技术干预应以控辩双方自主选择与程序把控为主，结果性智能干预需落实法官事前审查、职权管控与事后救济机制，并确立“原则校准—例外审查—精准规制”的规范化治理逻辑。针对我国“技术先行、规则滞后”的现实问题，讲座提出构建分级分类的数字技术司法准入、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推动数字司法规制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由行为规制向技术规制转型。

本次研讨环节思想碰撞充分、学术氛围浓厚。与谈人刘开元立足电子数据取证制度研究，借鉴德国基本权利干预理论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治理思路，提出以权利承载属性为核心的电子数据分级分类标准，区分权利承载型数据与权利无涉型数据，构建分层适配的二阶化取证规则体系，实现技术取证与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梁泽敏聚焦算法黑箱与技术异化风险，指出当前司法智能应用存在可解释性不足、权力监督缺位、价值导向单一等问题，提出技术规制的核心是“规制技术本身”，主张转变技术应用逻辑，以智能技术约束公权力运行偏差、赋能司法出罪与轻缓化适用，坚守司法裁判的人文底色与责任主体地位。

肖宝兴对本次讲座成果作总结点评。他指出，本次讲座紧扣数字法治时代脉搏，兼具理论原创性与实践指导性，深刻回应了数字时代刑事诉讼正当性重构的根本性问题。王瑞剑提出的类型化干预分析框架，精准区分不同数字技术的干预逻辑与风险差异，有效破解了笼统化规制的理论困境，为平衡司法效率与程序正义、协调公权力运行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提供了全新学术方案。两位与谈人的发言立足实务、视角多元，进一步丰富和延展了讲座的研究深度与应用广度。

肖宝兴高度肯定青年法学学者的前沿探索能力，认为归国青年学者引介域外先进法治理论、扎根中国司法实践，有效推动了中外法学对话与本土法学理论创新。他表示，学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将持续搭建高水平、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助力青年学者深耕法治前沿、回应时代课题，推动法学研究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在拥抱数字变革的同时坚守法治底线、彰显人文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数字司法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贡献政法智慧与青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