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荀子与孟子比较研究:兼谈荀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五
李千树
孔子既殁,儒分为八。孟轲、荀卿,双峰并峙,各得孔子之一体。孟子承其仁学,内求诸心,倡性善而弘王道;荀子继其礼学,外征诸事,主性恶而隆礼法。两千余载,孟显荀晦,扬孟抑荀几成定势。然究其实际,荀子之于儒学,非惟承继,实有开创之功;非惟守成,更有损益之变。观其“化性起伪”之论、“明分使群”之说、“天人之分”之辨、“法后王”之倡,皆于孔孟之外别开生面,为儒学注入经验精神与制度关怀,使儒家之道由悬空之理想落实为可行之治术。本文试从生平事迹、人性论、天人观、礼法思想、历史观念诸端,比较孟荀之异同,而尤重于发明荀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
一、并世异途:孟荀生平与学风之别
孟子,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一生游说诸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为己任。其学得孔子之传,以“仁义”为核心,以“不忍人之心”为仁政之基,在战国中期群雄逐鹿之际,独守王道理想,不为所动。
荀子,赵人,约晚于孟子数十年。十五岁游学于齐稷下学宫,以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后游秦、赵,晚岁居楚,任兰陵令,著书终老。与孟子终生游说、未尝任事不同,荀子不仅有稷下讲学之经历,更有兰陵治民之实践。此一差异,深植于二人思想品格之中:孟子始终以师道自居,居高临下教诲君王;荀子则以学者兼吏之身,亲历治理之艰,故其学多了一份现实的沉重与操作的考量。
孟子之学,偏重内在心性,以“反求诸己”为工夫;荀子之学,则广涉名实、逻辑、礼法,对诸子百家多有批评,具有明显的综合与务实倾向。孟子“辟杨墨”而止,荀子则作《非十二子》,于儒门内部亦不假辞色。此种学术性格的差异,使孟子成为理想主义的旗手,而荀子则成为现实主义的巨擘。
二、性善与性恶:人性论的根本分野
孟荀之争,最著者莫过人性。孟子主“性善”,以“四端之心”界定人性,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善端“来源于天赋”,人人皆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为“良知”“良能”。孟子开辟的是一条“内在超越”之路——善不在天外,不在彼岸,就在人心深处,只需扩而充之。
荀子则断然否定人性有任何先天的道德性。他以人的自然属性和原始欲望来界定人性,“性者,本始材朴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禹桀之所同也”。此性中并无礼义辞让,若顺其自然,“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荀子断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然荀子之旨,不在宣示人性之恶,而在为礼义教化立论。“性恶”是起点,“化性起伪”才是归宿。所谓“伪”,乃“人为”之义,即后天之学习与修养。性虽恶而“可化”,伪虽非固有而“可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虽主性恶,其最终关怀与孟子殊途同归——皆以成仁成圣为价值目标。只是孟子重“扩充”,荀子重“改造”;孟子讲“顺其性”,荀子讲“矫其性”。一个如园丁培育良种,一个如工匠陶铸顽石——方向相反,用心则一。
三、天命与天然:天人关系的哲学突破
天人关系,为儒学根本命题。孔子重“天命”,孟子重“天诚”,荀子则重“天然”。
在孟子那里,“天”仍保有超越的、有意志的色彩。他将天内化于心,又将心提升而超越地达于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是人性善的最终担保者,天人之间保持着神秘的贯通。
荀子则彻底剥落了天的神秘性,使天变为纯粹的自然之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人不应“错人而思天”,而应“制天命而用之”。在孔孟那里尚存原始天人关系的神秘性,至荀子则被彻底打破。人由此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觉”。
此一转变,意义至为深远。孟子将道德根源归于天赋,虽高扬了人的尊严,却也使道德带上了一层先验的光环;荀子将天归还于自然,将人安置于大地之上,道德不再来自天上的恩赐,而来自人间的创造——礼义法度,皆“伪”也,皆人之所为也。人不再是等待天启的被动者,而是自我立法、自我教化的主动者。
四、隆礼重法:制度儒学的奠基
孟子重仁,荀子重礼。此非偏好之异,实乃时代使然。孟子之时,战国的血腥尚在酝酿;荀子之时,天下已在大乱的前夜。孟子尚可言“仁政”,荀子则不得不直面“争则乱,乱则穷”的残酷现实。
荀子对“礼”的创造性转化,是其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其一,以“分”论礼。“人何以能群?曰:分”。礼之本质,在于为欲望的满足设立“度量分界”——“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而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其二,以“法”说礼。荀子创造性地吸收法家思想,将法与礼相结合,形成“隆礼重法”的治国模式。法度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约束作用,有利于礼义的践行。其三,以“伪”释礼。礼非天命,非性中固有,而是圣人“积思虑、习伪故”而创制的人为规范。
由此,荀子将礼从孔孟那里的道德规范,拓展为“包含法义的制度体系”。礼成为“人道之极”“治辨之极”。在孔子那里,儒学还只是“想法”;到孟子那里,“想法”变成了“说法”;到荀子这里,“说法”终于变成了“做法”。荀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奠立了理论基础——此乃荀子之于儒学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
五、法先王与法后王:历史意识的转向
孟子“言必称尧舜”,主张“法先王”。先王之道,是理想政治的永恒范本。孟子从先王处寻找道德的典范,其目光始终投向遥远的过去。
荀子则主张既“法先王”又“法后王”。所谓“后王”,指禹、汤、文、武等三代之王——相对于尧舜为“后”,相对于荀子时代仍为“先”。荀子强调“法后王”,理由是后王“集先王礼乐典制之大成,且距今较近,不像先王年代久远、文献不足,无法详细论证”。此中透出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与其追慕渺茫难稽的远古,不如取法有典可征的近世。
此一转向,意义非小。孟子向后看,以复古为理想;荀子向前看,以近世为典范。孟子追求的是道德的纯粹性,荀子追求的是制度的可行性。孟子要求人回到尧舜,荀子则要求人效法三代之治——虽皆有托古之意,然一者悬空,一者落实;一者怀旧,一者务实。
六、集大成与开新境:荀子的综合与超越
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百家争鸣已近尾声,思想融合大势所趋。荀子以儒为宗,却广泛吸收各家之长。其“隆礼重法”,有法家之影子;其“天人之分”,有道家之启发;其“正名”之论,有名家之思辨。然荀子非简单的杂糅,而是以儒学的价值理想统摄诸子之学,建构了一个“具有多元认识论的系统”。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儒门内部亦不避批评。《非十二子》中,他于子思、孟子亦有所指摘。此种批判精神,正是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的标志。宋志明先生论之甚当:“如果后人对于前人一味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那就不配称为思想家。”荀子之于孟子,正是“接着讲”——在继承中批评,在批评中发展。
然也正因此,荀子在儒家道统中处境尴尬。韩愈首开扬孟抑荀之先河,以孟子为“醇乎醇者”,荀子则“大醇而小疵”。宋明以降,孟子升格为“亚圣”,荀子却被目为儒门之“歧出”。直至今日,孟显荀晦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
七、小结:被遮蔽的先知
综观孟荀,孟子如春日之阳,温煦而明亮,照彻人心;荀子如秋夜之月,冷静而清冽,烛照人间。孟子教人向内求索,发现心中的道德星空;荀子教人向外开拓,建造人间的礼义秩序。二者一内一外,一理想一现实,一重“内圣”一重“外王”,本为儒学之两翼,不可或缺。
然历史选择了孟子,冷落了荀子。荀子之“性恶”,被目为对人性之污蔑;荀子之“重法”,被斥为对儒道之背离。殊不知,若无荀子“化性起伪”的工夫论,儒家的道德理想便缺少了落地的路径;若无荀子“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儒家的王道政治便只能停留在纸上。荀子代表的,是先秦思想“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对儒学的背离,而是对儒学的充实;不是对理想的放弃,而是对理想何以实现的深刻思考。
荀子尝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亦有常,不为孟显而增辉,不为荀晦而减色。两千余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被遮蔽的先知,或许会发现:荀子之于儒学的贡献,不在孟子之下;荀子之于中国文化的塑造,其影响之深广,或远出于我们惯常的认知。孟荀合论,方得儒学之全;孟荀兼容,始见大道之真。
2026年6月24日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