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孟子比较研究：兼谈荀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五

                               李千树

       孔子既殁，儒分为八。孟轲、荀卿，双峰并峙，各得孔子之一体。孟子承其仁学，内求诸心，倡性善而弘王道；荀子继其礼学，外征诸事，主性恶而隆礼法。两千余载，孟显荀晦，扬孟抑荀几成定势。然究其实际，荀子之于儒学，非惟承继，实有开创之功；非惟守成，更有损益之变。观其“化性起伪”之论、“明分使群”之说、“天人之分”之辨、“法后王”之倡，皆于孔孟之外别开生面，为儒学注入经验精神与制度关怀，使儒家之道由悬空之理想落实为可行之治术。本文试从生平事迹、人性论、天人观、礼法思想、历史观念诸端，比较孟荀之异同，而尤重于发明荀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

       一、并世异途：孟荀生平与学风之别

       孟子，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一生游说诸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为己任。其学得孔子之传，以“仁义”为核心，以“不忍人之心”为仁政之基，在战国中期群雄逐鹿之际，独守王道理想，不为所动。

       荀子，赵人，约晚于孟子数十年。十五岁游学于齐稷下学宫，以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后游秦、赵，晚岁居楚，任兰陵令，著书终老。与孟子终生游说、未尝任事不同，荀子不仅有稷下讲学之经历，更有兰陵治民之实践。此一差异，深植于二人思想品格之中：孟子始终以师道自居，居高临下教诲君王；荀子则以学者兼吏之身，亲历治理之艰，故其学多了一份现实的沉重与操作的考量。

       孟子之学，偏重内在心性，以“反求诸己”为工夫；荀子之学，则广涉名实、逻辑、礼法，对诸子百家多有批评，具有明显的综合与务实倾向。孟子“辟杨墨”而止，荀子则作《非十二子》，于儒门内部亦不假辞色。此种学术性格的差异，使孟子成为理想主义的旗手，而荀子则成为现实主义的巨擘。

       二、性善与性恶：人性论的根本分野

       孟荀之争，最著者莫过人性。孟子主“性善”，以“四端之心”界定人性，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善端“来源于天赋”，人人皆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为“良知”“良能”。孟子开辟的是一条“内在超越”之路——善不在天外，不在彼岸，就在人心深处，只需扩而充之。

       荀子则断然否定人性有任何先天的道德性。他以人的自然属性和原始欲望来界定人性，“性者，本始材朴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禹桀之所同也”。此性中并无礼义辞让，若顺其自然，“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荀子断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然荀子之旨，不在宣示人性之恶，而在为礼义教化立论。“性恶”是起点，“化性起伪”才是归宿。所谓“伪”，乃“人为”之义，即后天之学习与修养。性虽恶而“可化”，伪虽非固有而“可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虽主性恶，其最终关怀与孟子殊途同归——皆以成仁成圣为价值目标。只是孟子重“扩充”，荀子重“改造”；孟子讲“顺其性”，荀子讲“矫其性”。一个如园丁培育良种，一个如工匠陶铸顽石——方向相反，用心则一。

       三、天命与天然：天人关系的哲学突破

       天人关系，为儒学根本命题。孔子重“天命”，孟子重“天诚”，荀子则重“天然”。

       在孟子那里，“天”仍保有超越的、有意志的色彩。他将天内化于心，又将心提升而超越地达于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是人性善的最终担保者，天人之间保持着神秘的贯通。

       荀子则彻底剥落了天的神秘性，使天变为纯粹的自然之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人不应“错人而思天”，而应“制天命而用之”。在孔孟那里尚存原始天人关系的神秘性，至荀子则被彻底打破。人由此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觉”。

       此一转变，意义至为深远。孟子将道德根源归于天赋，虽高扬了人的尊严，却也使道德带上了一层先验的光环；荀子将天归还于自然，将人安置于大地之上，道德不再来自天上的恩赐，而来自人间的创造——礼义法度，皆“伪”也，皆人之所为也。人不再是等待天启的被动者，而是自我立法、自我教化的主动者。

       四、隆礼重法：制度儒学的奠基

       孟子重仁，荀子重礼。此非偏好之异，实乃时代使然。孟子之时，战国的血腥尚在酝酿；荀子之时，天下已在大乱的前夜。孟子尚可言“仁政”，荀子则不得不直面“争则乱，乱则穷”的残酷现实。

       荀子对“礼”的创造性转化，是其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其一，以“分”论礼。“人何以能群？曰：分”。礼之本质，在于为欲望的满足设立“度量分界”——“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而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其二，以“法”说礼。荀子创造性地吸收法家思想，将法与礼相结合，形成“隆礼重法”的治国模式。法度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约束作用，有利于礼义的践行。其三，以“伪”释礼。礼非天命，非性中固有，而是圣人“积思虑、习伪故”而创制的人为规范。

       由此，荀子将礼从孔孟那里的道德规范，拓展为“包含法义的制度体系”。礼成为“人道之极”“治辨之极”。在孔子那里，儒学还只是“想法”；到孟子那里，“想法”变成了“说法”；到荀子这里，“说法”终于变成了“做法”。荀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奠立了理论基础——此乃荀子之于儒学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

       五、法先王与法后王：历史意识的转向

       孟子“言必称尧舜”，主张“法先王”。先王之道，是理想政治的永恒范本。孟子从先王处寻找道德的典范，其目光始终投向遥远的过去。

       荀子则主张既“法先王”又“法后王”。所谓“后王”，指禹、汤、文、武等三代之王——相对于尧舜为“后”，相对于荀子时代仍为“先”。荀子强调“法后王”，理由是后王“集先王礼乐典制之大成，且距今较近，不像先王年代久远、文献不足，无法详细论证”。此中透出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与其追慕渺茫难稽的远古，不如取法有典可征的近世。

       此一转向，意义非小。孟子向后看，以复古为理想；荀子向前看，以近世为典范。孟子追求的是道德的纯粹性，荀子追求的是制度的可行性。孟子要求人回到尧舜，荀子则要求人效法三代之治——虽皆有托古之意，然一者悬空，一者落实；一者怀旧，一者务实。

       六、集大成与开新境：荀子的综合与超越

       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百家争鸣已近尾声，思想融合大势所趋。荀子以儒为宗，却广泛吸收各家之长。其“隆礼重法”，有法家之影子；其“天人之分”，有道家之启发；其“正名”之论，有名家之思辨。然荀子非简单的杂糅，而是以儒学的价值理想统摄诸子之学，建构了一个“具有多元认识论的系统”。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儒门内部亦不避批评。《非十二子》中，他于子思、孟子亦有所指摘。此种批判精神，正是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的标志。宋志明先生论之甚当：“如果后人对于前人一味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那就不配称为思想家。”荀子之于孟子，正是“接着讲”——在继承中批评，在批评中发展。

       然也正因此，荀子在儒家道统中处境尴尬。韩愈首开扬孟抑荀之先河，以孟子为“醇乎醇者”，荀子则“大醇而小疵”。宋明以降，孟子升格为“亚圣”，荀子却被目为儒门之“歧出”。直至今日，孟显荀晦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

       七、小结：被遮蔽的先知

       综观孟荀，孟子如春日之阳，温煦而明亮，照彻人心；荀子如秋夜之月，冷静而清冽，烛照人间。孟子教人向内求索，发现心中的道德星空；荀子教人向外开拓，建造人间的礼义秩序。二者一内一外，一理想一现实，一重“内圣”一重“外王”，本为儒学之两翼，不可或缺。

       然历史选择了孟子，冷落了荀子。荀子之“性恶”，被目为对人性之污蔑；荀子之“重法”，被斥为对儒道之背离。殊不知，若无荀子“化性起伪”的工夫论，儒家的道德理想便缺少了落地的路径；若无荀子“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儒家的王道政治便只能停留在纸上。荀子代表的，是先秦思想“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对儒学的背离，而是对儒学的充实；不是对理想的放弃，而是对理想何以实现的深刻思考。

       荀子尝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亦有常，不为孟显而增辉，不为荀晦而减色。两千余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被遮蔽的先知，或许会发现：荀子之于儒学的贡献，不在孟子之下；荀子之于中国文化的塑造，其影响之深广，或远出于我们惯常的认知。孟荀合论，方得儒学之全；孟荀兼容，始见大道之真。

             2026年6月24日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