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鄂尔多斯：赤色的记忆
——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见闻
张兴源
一
己亥冬月，余自延安北上，经榆林，过红碱淖，入鄂尔多斯境。车行高原之上，四野苍茫，天穹如盖，朔风割面，其凉透骨。然而一入东胜城区，街道整饬，楼宇俨然，车马辐辏，全然一派北疆都会的气象。这鄂尔多斯，古称“河南地”，又曰“新秦中”，秦汉之际，为中原王朝与匈奴角逐之场；明清以来，则为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之地。而今我来时，正值此城由资源富集向文化深耕转型之际，街头巷尾，处处可见“暖城”之标语——一个“暖”字，道尽了这座塞上名城以文化温度抵御地理严寒的自觉与自信。
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东胜区达拉特北路4号的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远远望去，一座三层砖木建筑静立于冬日清冷的日光之下，青砖灰瓦，飞檐斗拱，仿古庑殿顶的形制在北方城市的天际线上划出一道平缓而庄重的弧线。其体量不大，不过四千余平方米，但那种沉静端凝的气度，却令周遭的现代楼宇相形见绌。此刻我便想起《礼记·郊特牲》中那句“台门而旅树”，古人营造，讲究的是“礼”的秩序与“敬”的姿态——这座建筑，不也正以其质朴而庄严的形体，向过往的行人无声地宣示着什么吗？
走近了看，墙体上岁月侵蚀的痕迹清晰可辨，砖缝间有风沙打磨的凹槽，窗棂的油漆已褪成一种温润的哑光色。陪同的朋友告诉我，这栋楼始建于1954年，原为伊克昭盟行政公署办公楼。1982年经过抗震加固并扩建为三层，2001年撤盟设市后，又曾作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楼使用，直至2007年搬迁。2007年9月，它被列为第四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9月，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在此设立革命历史博物馆——全区唯一一处建立在盟行政公署旧址上的近现代革命历史博物馆。
一座建筑，七十年间三易其用，从行政公署到市人民政府再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其功能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一次历史语境的更迭。这让我想起《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句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建筑亦然。它不曾移动半步，而时代却在它身上层层叠加，如同地质年代的沉积——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质地信息与色泽，最终凝成一部沉默的石头之书。
余驻足楼前，仰观良久。这座仿古庑殿顶的建筑，其设计者是何人，今已难考。但可以想见，1954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伊克昭盟百业待举，彼时的建设者们选择这样一种建筑形制，绝非偶然。庑殿顶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屋顶形式，明清两代唯宫殿及敕建寺庙可用。将这一皇家仪制用于一座边疆盟署的办公楼，其背后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宣示——新生的共和国，要将中原文明的薪火传至大漠边陲，要以“中国”的名义，将这片古老的土地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文明叙事之中。
然而，这建筑的“中国性”又不止于屋顶。整座楼体取青砖灰瓦，素朴无华，与北方民居的色调浑然一体。它不炫耀，不张扬，就那么敦敦实实地蹲踞在街角，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沉默而温厚。这正是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精髓——所谓“大巧若拙”，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此说，移之以论建筑，亦无不妥。
二
步入馆内，一股混合了老砖、旧木与纸墨的气息扑面而来。光线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展厅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三千六百余平方米，常设展览题为“峥嵘岁月 光辉历程——鄂尔多斯革命历史”。
展览的叙事，从鄂尔多斯的地理概览开始。展板上，一幅巨大的区域地图标示出鄂尔多斯的位置——黄河几字弯的怀抱之中，北屏阴山，南望长城。这实在是一片奇特的地理单元。《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使将军蒙恬将兵三十万人略取河南地。”这“河南地”，便是今日的鄂尔多斯（如今内蒙古靠近靖边的一个村，仍称“河南”，属乌审旗无定河镇）。秦得此地，设郡县，筑长城，徙贫民充实之，谓之“新秦中”——取意“新辟的关中”。汉承秦制，于此置朔方郡、五原郡。此后千余年，这里先后为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诸部所据，赫连勃勃于此建统万城，成吉思汗的子孙于此驻牧。至明代，蒙古鄂尔多斯部入居河套，遂以部族之名命其地。清初编旗设盟，置伊克昭盟——蒙古语“伊克”意为“大”，“昭”意为“庙”，合起来便是“大庙”之意，因郡王旗（今伊金霍洛旗）有清代藏传佛教大庙而得名。
我站在那幅地图前，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对照——鄂尔多斯的地名变迁，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每一个名称的更迭，都是一次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从“河南地”到“新秦中”，是秦汉帝国向北的扩张；从“统万城”到“夏州”，是匈奴后裔赫连勃勃的短暂辉煌；从“鄂尔多斯”到“伊克昭盟”，是蒙古部族的扎根与清廷的盟旗制度。而1954年在此地兴建这座办公楼时，它所在的行政单元叫作“伊克昭盟”——一个承载了清以来三百年历史记忆的名称。2001年，撤盟设市，“鄂尔多斯”之名重新启用——一个更古老、更具蒙古文化标识的名称，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复活了。
这不正是一种“文化的轮回”么？《周易·复卦》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一个地名的消失与复现，看似偶然，实则暗合着历史运行的某种节律。鄂尔多斯，这个意为“众多宫殿”的蒙古语词汇，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重新成为这片土地的正式称谓——那些曾经的宫殿早已化为尘土，而“宫殿”之名却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新生。
三
展览的第二部分，是“黑暗中的抗争”。展柜中陈列着晚清至民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文物：锈迹斑斑的马刀、残破的蒙古文文书、泛黄的契约与地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独贵龙”运动的介绍。
“独贵龙”，蒙古语意为“环形”或“圈子”。19世纪中叶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牧民为反抗王公贵族与清廷的双重压榨，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参与者围坐成圈，不分尊卑，共同议决，文书按圈签名，无从辨认首倡者。这是一种何等智慧的组织方式！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牧民们以“圆”智慧，解构“线”的秩序，以“平等”对抗强权的压迫。这让我想起《庄子·天下篇》中论及“道术”时所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那些目不识丁的牧民，未必读过庄子的书，却以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了“不离于真”的抗争哲学。
1925年，中国共产党人进入鄂尔多斯西南部开展革命工作。展板上有一张黑白照片，拍摄于乌审旗的某处沙地，几位身着长袍马褂的青年肃立其间，面容模糊但目光炯炯。他们是这片高原上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8年，伊克昭盟第一个党小组在乌审旗纳林河成立。我俯身细看那张照片，试图从那些模糊的面孔中辨认出某种共同的表情——那是一种身处黑暗而笃信光明的表情，一种面对绝境而绝不绝望的表情。我想起《孟子·告子下》中的那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鄂尔多斯革命史上的那些先行者们，何尝不是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淬炼中，完成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救赎？
四
展览的核心部分，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8年，中共绥蒙工委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木凯淖尔地区成为党领导鄂尔多斯抗战的指挥中心。展厅中复原了一处简陋的窑洞场景——土炕、木桌、煤油灯、墙上挂着的地图。讲解员告诉我们，就是在这般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组织蒙汉各族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件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张泛黄的手绘地图，红漆标注的“桃力民”三个字如同一枚跳动的火种。80多年前，这里曾是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内蒙古草原的秘密通道。日军的铁蹄踏遍华北，却始终未能完全控制这片高原——因为每一座沙丘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游击队员的身影；每一户牧民的毡房里，都可能藏着八路军的伤员。
展柜中还有一件鄂尔多斯蒙古族牧民支援八路军的实物——一副牛皮马鞍，鞍桥上磨出的凹痕深可容指。说明文字写道：“1939年至1945年间，鄂尔多斯各族群众为八路军提供军马千余匹，牛羊无数。”数字是冰冷的，但当我凝视那副马鞍时，却仿佛看到了一位蒙古族牧民解下自己心爱的坐骑，拍了拍马的脖颈，将它交给八路军战士时那沉默而坚毅的眼神。草原民族的慷慨与豪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转化爲一种超越族群的大义。
1943年春，伊克昭盟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伊盟事变”（即“三二六”事变）。国民党军陈长捷部强制开垦牧场，引发蒙古族上层人士沙克都尔扎布盟长率部起义。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将沙王及其部队迎至解放区安置。这一段历史，在以往的宏大叙事中往往被简略处理，而在这座博物馆中，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呈现——展板上详细记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展柜中陈列着相关的文书与照片。
我驻足于此，良久沉思。所谓“革命”，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在无数曲折、冲突与调适中，艰难地寻找着前行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在“伊盟事变”中所展现的过人政治智慧——不是简单地贴标签、站队，而是以民族平等与团结为最高原则，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这正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其精神内核，与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何尝不是一脉相承？
五
展厅的三楼，是一处安静的所在。这里没有太多文物，却有一面墙的巨幅照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鄂尔多斯的崛起。照片上的人们，衣着从长袍马褂到中山装再到西装，面容从拘谨到舒展再到自信。这是一部无声的影像史，也是一部有温度的心灵史。
我特别注意到一张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照片——几位身着蒙古袍的牧民围坐在一台收音机旁，侧耳倾听。照片说明写道：“1958年，鄂尔多斯牧区首次通广播。”那一刻，我想到了这座博物馆建筑本身——它不也正是建于1954年么？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百废待兴，而草原上的人们，已经开始通过电波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一座办公楼的建设，一台收音机的到来，看似微不足道，却是现代文明叩击草原大门的先声。
《清史稿·地理志》记鄂尔多斯诸旗，不过寥寥数语，曰其“地多沙碛”，“畜牧为生”。而今日之鄂尔多斯，早已不是《清史稿》笔下的模样。但我想，那些修史的清儒们若是有知，当他们看到这座由昔日盟署办公楼改造而成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馆中那些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从被压迫到解放、从贫穷到富裕的文物与照片时，大约也会搁笔长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书写。
六
出馆时，天色已近黄昏。冬日的鄂尔多斯，日落早，四点刚过，太阳便已西斜。余晖将那座仿古庑殿顶的建筑染成一片温暖的赭红色，与青砖灰瓦形成奇妙的对照——冷与暖，古与今，静默与诉说，在此刻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座博物馆，它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是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么？是。是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么？也是。但我觉得，它最想告诉人们的，或许是一个更朴素也更深刻的道理——历史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河流。这座建筑本身，从1954年的盟署办公楼，到2007年的文物保护单位，再到2011年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它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从未停止过见证。它见证了伊克昭盟变成鄂尔多斯市，见证了牧民从逐水草而居到定居城镇，见证了草原从荒凉到繁华的全部过程。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并且继续生长着的史书。
返程的车上，我翻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抄录了一段《鄂尔多斯市志》中的话：“'鄂尔多斯'系蒙古语，意为'众多宫殿'。”此刻我忽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所谓“众多宫殿”，或许并不仅仅指成吉思汗时代的宫帐穹庐，也可以指这片土地上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秦汉的烽燧、匈奴的墓地、党项的城池、蒙古的敖包、清代的盟旗、民国的衙门、共和国的办公楼，以及今天的博物馆。每一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宫殿”，有的巍峨，有的简陋，有的早已化为尘土，有的依然矗立在街角。而所有这些“宫殿”叠加在一起，便是鄂尔多斯——一座无形的、永恒的、由时间本身建造的城。
车过东胜城区，华灯初上。那座青砖灰瓦的建筑渐渐隐没在暮色与灯光交织的混沌之中。但我心里清楚，它还在那里，沉默地蹲踞在达拉特北路4号，像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继续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与荣辱，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愿意驻足聆听的人。
2019年冬月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