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树炎

我的小学五年与初中三年是在本村上官庄学校中度过的。那时的校长，自始至终都是鹿敬田老师。一九六九年八月的一天，村里高音喇叭响起广播：“村民们注意了，年满八岁的孩子可以到学校报名上学了。”我背上母亲早已缝好的书包，里面装着铅笔盒——那是医院用过的针剂盒子——还有本子，由姐姐领着，兴冲冲地往学校去了。报了名、登了记，便进了教室。小学一至三年级，班主任是王希兰老师，她后来去邯郸师范学校上学，班主任便由王好秀老师接任。到了四五年级，索秀英老师和峰峰村一位姓胡的女老师也先后教过我们。

记得大约是四年级升五年级时，两位鹿姓老师教我们，我竟险些被留级！如今说来，那留级的原因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荒唐至极。彼时林彪“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批判的内容里竟包括“天才论”。只因我学习成绩好，便被认定为“天才”，是林彪流毒的体现，于是班级倒数名单上，我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三。最终不知何故，两名同学留级，我侥幸得以继续升学。而被留级的那两位——倒数第一和第二——后来都辍学了，早早离开了学校，想来令人扼腕叹息。

记得有一段时日，每天上午的课都是“天天读”，即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学校还发了邯郸市革命委员会统一编制的教材。有一回，我拿着父亲的红宝书——那本《毛主席语录》——去了学校，里面夹着一张父亲在五矿医院看病时开的休假条，我给撕掉扔了。父亲知道后十分着急，让我领着他去学校寻找，哪里还能找得到！十几元钱就这样被我扔了，况且父亲也没法向单位交代。那时候，峰峰矿务局牛儿庄矿几乎每天下午四点都演出革命样板戏，主要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轮流上演。下午三点多，我常常从教室的后窗户偷偷跳出去，跑到矿上看演出；第二天早上，照例——写检查、念检查。说来可笑，每次检查都要拿自己与雷锋、张思德比照，说自己做得不好，表决心要痛改前非，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没过几天，便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直到有一天，语文王老师——她是磁县人——在讲台上讲邱少云的故事，我把手背在身后，听得格外认真。大家都被老师讲述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故事讲完，老师说：“同学们，咱们班有一个活着的邱少云，这一堂课，他认真听讲，一动不动，是活着的邱少云，大家知道是谁吗？”大家一脸茫然。老师用手指着我说：“他就是咱们班的王树炎！”啊？随即，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过去那段日子尽受批评，忽然受到表扬，我十分不好意思，心里又意外又感动，深受鼓舞。从此，我开始变得遵守纪律，不再逃课了。不久，老师又让我担任了班长——其实一个班有三个班长，相当于各管一列。为了管理别人，首先要管好自己。这一幕、这一过程，虽已过去半个世纪，我却时常想起。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对我影响至深！老师，谢谢您！

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初中数学竞赛，获得了第六名，是所有参赛者中唯一获奖的小学生，也是我获得的第一个竞赛奖状。中午拿着奖状回到家，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小妹妹赶紧打了浆糊，把奖状端端正正地贴在了墙上。

小学毕业后，我在本校上了初中。邻村袁洼村没有初中，他们村的学生多年来一直来我们村上初中，因此初中生由我们两个村的学生组成。刚开学时，两村学生相处得还不错，几个月后却出了问题，竟在教室里打起了群架！两位鹿姓老师都是上官庄村的，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上官庄村的学生。从那时候起，袁洼村的学生逐渐开始担任班干部，特别是主要班干部。记得班长就是袁洼村的白增新。

那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先后有愚爷、韩老五担任贫下中农代表，特别是韩老五，就在学校办公，实行开门办学。一方面，村里向学校派驻了贫下中农代表，以实现对学校的管理；另一方面，学校办了农场、小工厂，如焊条厂、硫磺厂、酿酒厂等。记得有一天，老师带着我和几个同学早早起了床，步行推着小车去彭城镇废品收购站挑拣铁丝，装上小车推回来。路程颇远，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大家都累极了。第二天在学校，学生们义务劳动，把铁丝敲直，按照尺寸要求截断，再把买来的各种药材捣碎过筛，按一定比例混合好，加入药液，用手工搓成焊条，干燥后出售。学校周围不远处就是峰峰矿务局五矿、牛儿庄矿、羊渠河矿西风井的渣堆，有大量制造硫磺的原材料，富含二氧化硫的渣块，雨后渣块四周结着白霜，运回来在专门的窑内烧制。在酿酒厂，我们下一年级的一个学生喝了学校自己酿造的酒，竟喝醉了，成为好长一段时间的笑话。学校还组织学生修铁路、到变压器厂干活、到生产队劳动。记得上官庄村干部曾想收回学校管理的校办农场，学校坚决不同意，峰峰公社的党委书记谢玉彪亲自主持调解会，真像如今的审判案件！谢玉彪书记坐中间，一边是上官庄村支部书记，一边是我们校长鹿敬田。村里说要把农场几十亩地收回去种庄稼，落实公社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要求，为国家多做贡献；而鹿校长说要教会学生种庄稼，包括移栽小麦，是落实毛主席指示，实行开门办学，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结果可想而知，公社书记谢玉彪裁决：农场由学校继续使用！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那天夜里，按照学校安排，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堆放小麦的教室里看守麦子。刚开始外面下雨，教室里闷热，蚊子又多，难以入睡；后半夜迷迷糊糊刚睡着，就听见外面有人敲着东西大喊：“地震了！地震了！”原来是本村一位姓贾的大爷下夜班，刚进家门就赶上了地震，赶紧敲着脸盆通知大家。这位大爷的二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妹夫。

我正好赶上了初中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上初一时，还有初二的同学在上课；上初中二三年级时，上面就没有班级了。

上初二那年，赶上了天大旱，学校决定让我们初二年级——当时学校的最高年级——参加村里的抗旱劳动。老师带领同学们去村里挑水浇地，而我和另一位同学袁贵忠留在学校刻蜡版、出板报。有一天，老师让我去劳动现场了解一下表现好的同学，以便表扬。第二天，他们报来了名单，我在刻版时，没有完全采用他们上报的名单，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刻印出了表扬稿。小报发下去后，现场领队老师立刻找了回来——这教训，我终生难忘。

上初中三年级时，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开始重视学习成绩。这时候，鹿敬田校长教我们物理，鹿敬臣教数学，鹿正娥教化学，鹿国祥教语文。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到峰峰中学去上高中，需要选拔考试。学校统一报名，参加峰峰中学的招生考试，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但有几个人没有考上，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遗憾的是，到峰峰中学上高中的大部分是女同学，男同学只有三个——我、贾美林、鹿敬军，还有一个转学来的贺瑞乐。其他男同学陆续辍学了，如全喜、春喜、树良、三虎、受良、念林、有良等，如今想来，不胜唏嘘。

那时候，上官庄学校的校园规模、师资都不错，教学质量在整个峰峰公社名列前茅。主要老师有：鹿敬田（校长）、茜美林、鹿敬臣、鹿国祥、鹿有林、王好秀、索秀英、高庆希、鹿正娥、王和平等。村里人说，整个学校是在原来一座寺院的地方修建的，方方正正，有正门、大操场、主席台，还有自来水，紧邻下乡知识青年的集体生活区。

村里第二批下乡知识青年主要来自邯郸市文教系统，他们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贡献。时间不长，他们按照政策陆续回城了，但其中一名知青张文军留下不走，他主动提出，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先后入了党，担任第一生产小队负责人、村革委会副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成为时代楷模。邯郸市不仅授予他荣誉称号，还专门对张文军所在生产队进行了物质奖励！老师带领我和另一名学生，专门对张文军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多次修改后以特约记者名义在《邯郸日报》上发表。

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整体上都非常快乐和幸福。学习上没有什么压力，既是学习又是玩耍，既不用交学费，书籍也不要钱，家庭作业很少，假期的作业基本上开学头一天做一下就可以了。小学时，村里生产三队时常来学校卖西瓜，父母给钱我就买着吃；有时兜里没钱，卖西瓜的人恰是我二爷，便切一块给我吃。夏天下午三点才上课，午饭后便去袁洼村南沟里摘酸枣。茜美林老师是教音乐的，颇具天赋，时常教我们大合唱、诗朗诵。还有一位老师教我们学习嫁接技术，让我们去村南沟里自己选择酸枣树、自己动手搞嫁接，第二年再看看是否成功了。高庆喜老师是霍庄村人，带领我们夜里浇地。学校有好几个手电筒，但需要学生自己带电池，怎么区分是谁带的电池？高老师有高招！使用前用圆规尖在电池负极处打上记号，天亮不用了按标记归还便是。

有一段时间，学校搞了个“图书馆”，其实是在一位老师办公室里摆了几个柜子，里面放着图书。我和一位比我高一年级的鹿姓同学负责管理，每天下午放学后开馆，大家在窗户外面借书，阅读后送回再借，热闹了好一阵子。

峰峰中学是峰峰矿区峰峰人民公社唯一的高中，峰峰公社十几个村的学生，若是考上高中，都要来这里上学。学校在峰峰公社大院的西边偏北约一公里处，峰峰矿务局五矿工人村南侧，大门朝东，早期由峰峰人民公社建立。我们是第六届学生，我姐姐是第三届毕业生，曾用名“朝阳中学”。

作者简介：王树炎，男，汉族，1962.01.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峰峰矿区上官庄村人。生活在北京，在国家电网公司工作多年。1979年考入河北机电学院。1983.毕业后在河北电力设备厂（邯郸）历任助理工程师、车间（副）主任、总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党委书记；2002.03调入北京，任国网北京中兴物业公司总经理；2009年起任国网党校副校长、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纪委书记、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纪委书记（国网巡视组副组长、国网养老集团筹备组副组长）；2018年起任国网国中康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2.01起任国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召集人。出版著作多本、发表论文五十多篇、获得发明专利3项、科技进步奖多项。同时，组织了峰峰上官庄村王氏东门家谱重新编撰与发放工作。

编审：《燕赵佳话》总编、《百家号》《搜狐号》作者、《都市头条》编辑朱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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