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信安

（原创 家在山河间2026年6月27日 山西）

父亲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三件“宝”。这三件“宝”不是什么钱财，而是“一张奖状”、“一本荣誉证书”和“一封信”。这三件“宝”，虽然距今都已三四十年了，虽然纸张都发黄了、字迹有些不清了、一些地方已破损了，但遮挡不住它的历史荣光。因为这三件“宝”，是老父亲一辈子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和炽烈的家国情怀的历史见证；是老父亲留给我们后辈的传家之“宝”和精神宝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动力；它像盏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勇毅前行的路——永远做一个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的“优秀党员”，永远做一个情系百姓、“乡亲的大小事，都是我的事”的人民公仆；永远做一个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踔厉奋发、真抓实干，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栋梁之才”！

            一张奖状

先说说“一张奖状”这件“宝”。这张奖状上的文字是：“奖给徐宽芳同志 优秀党员 中共永济县委（盖章）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此奖状的发现，是在2019年7月6日。那时，我正在撰写家谱。根据编修要求，在每个人的小传里都要有个人荣誉最高奖、参加最重要会议和最高学历的证件图片。由于在我的记忆里，曾多次见过父亲当选县、区、乡、公社人民代表的证书，曾多次见过父亲获得县、区、乡、公社、大队颁发的优秀党员、模范干部和先进工作者等的奖状或荣誉证书，以及贴在父亲房里墙上的各种奖状，因而我就回到老家，在各个房里千方百计寻找父亲的这些证件，可却没有找到一张，让我非常失望。

后来想，墙上挂的一个相框背后不知有没有？为什么这样想呢？我知道爷爷奶奶和父母亲在世时装相框，背面总肯用纸箱箱板和硬纸作垫片。想到这里，我就立马从运城回到老家把相框取了下来，用钳子先将背后一个角边的小钉子拔出来，然后揭起纸箱箱板看了看。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纸箱箱板上的硬纸边是红色的，很像奖状边。于是，我赶紧用钳子将相框后边四周的小钉子全拔了出来，并急忙取出纸箱箱板。谁知这一取，竟连硬纸一起取了出来。我定神一看，是张奖状，而且是永济县委奖给父亲的一张“优秀党员”的奖状。此时，我高兴极了，如获至宝一样。随即便用嘴吹了吹奖状上的灰尘，就用手揭了起来。但只揭了一小块，其余的怎么都揭不下来。究其原因，这张奖状是用浆糊全粘在纸箱箱板上的缘故。说实话，我当时是想将奖状全揭下来的。可要硬揭，就必然要毁损一些字，甚至整个奖状。故我就不敢强揭了，只好先对奖状进行拍照。拍照后，我连纸箱箱板一起进行了小心翼翼地包装并珍藏在老家的柜子里。2019年12月，将奖状图片印在了家谱里。2025年6月5日，在《家史室》布展时我才将它摆放在第三展柜里进行展览。

这张奖状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填补了父亲获奖奖状的空白，而且是对父亲不平凡一生的定论和见证。

为什么这样说呢？父亲那丰富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回答——

父亲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在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和压迫，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的生活，磨砺出了他吃苦、坚强的性格。离我们家不远的地下党员胡永福爷爷的革命影响，又使他有了朴素的阶级觉悟和敢作敢为的勇气。1942年5月，共产党员、抗日英雄胡永福爷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伍姓滩后，父亲就与本村几个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遗体用车辆拉回，使之入土安葬。对于这件事，父亲生前曾给我讲过多次。解放后的清明节，他在烈士墓前多次给学生讲述过胡永福爷爷的英雄事迹。1947年家乡解放了，家里分得了土地、房屋、农具，翻了身，光景好了起来。他经常给我们说：“咱家的一切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吃米不忘种谷人’，我们要牢牢记住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辈辈世世跟党走。”1947年解放运城时，他踊跃支前，抬担架、运粮草。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尤其是他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了我们村第一批互助组，成立了合作社，并先后担任了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在火热的斗争中，1958年他由一个青年农民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他又担任着管理区主任、大队长、村核心小组组长、村革命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一直干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他曾受过迫害，挨过整、挨过批、挨过斗。但批不倒他、斗不垮他、整不出他任何问题，故不久又站了起来恢复了工作。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四清”中受整时那发黄的脸色、满头的乱发和瘦弱的身躯。当时他被集中在县上作自我检查，我作为在永济中学上高中的学生买了几个烧饼去看望父亲。一见到他失形的模样，眼泪就流了出来。“文革”中他受整，家里人也跟着受牵连。但就在这“不是人过的光景”中，老父亲仍然相信党、相信群众。最后在整“不成样行”的情况下，他被“解放”了，又走上了领导岗位。愈挫愈奋的他，又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敢抓敢管敢担当的革命品格和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的工作作风继续为村里事奔忙去了，又按照“乡亲的大小事，都是我的事”的口头禅投身到为村民服务之中去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头在全村实行了定额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永济还是搞得比较早的，故在1979年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那时，我作为青渠屯公社党委书记就坐在县大礼堂里听他作介绍。听着听着，他突然说了一句“怎么眼睛看不清了”。听到这句话，我立刻紧张了起来。但，当看到时任永济县委副书记徐学圣将一副老花镜送给他时，我的心才放了下来。当时他的介绍，获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在全县大会上讲话，而且觉得讲得很实在、很条理、很清楚。对此，我心里很激动，并为父亲感到骄傲。

后来，由于年事已高，约在80年代初期父亲便主动让贤，让年轻人接了班。可组织上还要让他担任村里党支部副书记，且扶上马再送一程。

回忆父亲所走过的路，确实是一条革命的路，一条为民造福的路。因此我说，这一张奖状是父亲精彩一生的写照。它有根有据地告诉人们，父亲的一生无愧于”优秀党员”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