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踞龙盘今胜昔——东山摩崖石刻和贵阳“龙盘虎踞”地理格局

       清咸丰十年（1860年）仲夏，署理贵州提督赵德昌伫立东山之巅，俯瞰刚刚收复的省城。这位自号“望云”的六枝籍将军，在战火暂熄的间隙挥毫泼墨，写下擘窠草书“龍”字，镌于东山峭壁；又于黔灵山“九曲径”旁留下等量齐观的“虎”字，与前者遥相呼应。

       自此，贵阳城东、西两侧有了具象化的精神标识，“左青龙、右白虎”这一源自天象、渗入堪舆的古老意象，在黔中腹地的山川间完成了它的石刻转译。

       一百六十余年后的今天，“龍”隐于东山寺后院，“虎”仍镇守黔灵山腰，游人过往，但见笔力遒劲，少有人追问：为何非得东龙西虎，而非东虎西龙？这位戎马半生的提督，在石刻背后究竟埋下了怎样的文化密码？

       一、将军刻石：战功催生的山水标识

       赵德昌刻“龙”“虎”二字的直接动因，是咸丰十年那场保卫战。

      是年五月，义军陷修文、逼近省城贵阳，赵德昌奉巡抚刘源灏之命“节制近省诸军”。六月，赵德昌收复失地，省城危而复安。

       因功，赵德昌升任安义镇总兵、署理贵州提督，踌躇满志的儒将赵德昌于东山头题“龙”，于黔灵山腰刻“虎”，一方面以彰显贵阳“龙盘虎踞”之地理形胜；另一方面暗以喻治下清军“龙腾虎跃”的军威与士气。

       东山与黔灵山，分别坐落在贵阳城一东一西两侧。东山孤峰兀立，赵德昌形容“东山路如梯，云深曙色迷。仰攀高鸟近，俯视万峰低”，取象青龙升腾。

       黔灵山屏卧主城西北，有白虎镇山之势。山腰九曲径侧，如壁巨岩上的“虎”字高四米半、宽近四米，俯瞰游人来路。东山、黔灵山两处摩崖相距十余里，在视觉与意象上构成了一对完整的空间符号。

       自清末以来，始终有学者质疑，那豪迈奔放的“虎”字是否真出自行伍出身的赵德昌之手？有没有可能由他人代笔？如有，从笔记上看，赵德昌幕僚、云南籍书画家孙清彦（字竹雅）最有可能。

      孙清彦少有才名，诗书画兼善，追随赵德昌转战贵州，官至安顺知府。位于今日贵州黔西南州的捧鲊营盘“盛世桃源”、兴义近郊“西南屏障”等摩崖均出自于孙清彦之手。

      无论事实上的执笔者是谁，摩崖石刻确然已经署名“赵德昌”。这位为后世留下《枕戈室诗草》的一代儒将，以自己的名义为贵阳定格了风水堪舆学上的龙、虎方位。

       二、东龙西虎：天象、五行与堪舆的千年约定

       赵德昌为什么不把“龙”刻在黔灵山，却非要在东山刻“龙”、西山刻“虎”？答案深埋于华夏文明数千年的空间认知之中。

       中国古人观察星象，将二十八宿分作四组，配以四神兽：东方七宿称青龙，西方七宿为白虎，南方七宿曰朱雀，北方七宿名玄武。

      这一命名早在《礼记·曲礼》中便有记载，青龙、白虎本是指称天区方位，后为堪舆家借用于地面，便有了“左青龙、右白虎”的阳宅格局规范。

      五行学说介入后，东方属木、色青，西方属金、色白，方位与颜色的绑定更加不可移易。

      赵德昌刻字之时，显然已经深谙此道——东山在城东刻青龙；黔灵山在城西刻白虎。

       当然，贵阳的“龙盘虎踞”的地理格局并不是始于赵德昌，他只是以摩崖石刻的形式将这一格局显映出来。

      从地理形态看，贵阳老城东有相宝山、东山一线蜿蜒起伏，自古被视为“青龙文脉”；西有黔灵山、百花山连绵盘踞，向称“白虎武卫”。

      赵德昌的贡献在于，他以巨大的摩崖榜书，将这种隐性的风水认知固化为显性的文化地标，让后人登临之际，一目了然。

       三、四灵齐备：老贵阳的完整堪舆拼图

     “龙”“虎”既已定位，朱雀、玄武何在？前人的选择饶有趣味。

      老城南面，南明河蜿蜒环抱，自甲秀楼至浮玉桥，河水如玉带缠腰，足当“朱雀”之任。

       城东北相宝山腰据记载曾有一处阴刻着三字行草“玄德山”的摩崖石刻，虽款识已风化无迹，却在明确昭告后人：此乃贵阳的玄武之镇。

      至此，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贵阳老城“四灵”齐备。这在西南诸城中极为罕见。

       相宝山上还有赵德昌的另一处题刻：“黔阳半壁”。将此四字与“玄德山”摩崖并置，不难体会前人对贵阳地理格局的整体认知——四灵环护，半壁镇守，方成就省城的安稳根基。

       正如明弘治后“贵阳八景”所体现，东山自明代中期即成为才子佳人、文人雅士、名流达官游赏胜地。

      崇祯年间的徐霞客游黔、正德年间的王阳明谪黔时都曾登临贵阳四围的黔灵山、东山揽胜。赵德昌的龙字摩崖石刻，是悠久传统在咸同年间的又一次厚重叠加。

       四、今胜于昔：从风水意象到城市文脉

      1981年，东山寺遗址被公布为贵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龙”“虎”二字与“相宝留云”“黔阳半壁”及图云关赵氏诗刻一道，被视作清代贵州书法史的重要实物。它们从“培补风水”的堪舆道具，逐渐蜕变为纯粹的文化遗产。

      这种蜕变的深层逻辑，在于“龙盘虎踞”本身已然超越了方术层面，升华为贵阳人对历史底蕴、在地文化的城市认识以及对山水形胜的集体记忆。

      千禧年以来，贵阳城市版图急剧扩张，老城之外，金阳、花溪、白云等七片区连珠成势，又有堪舆大家谓之“北斗七星阵”。这一格局之下，甲秀楼镇水口，文昌阁守文脉；东山与黔灵山，依然以青龙、白虎之姿分踞东西。

      咸同年间赵德昌刻字，意在彰显战功、培育风水；今人保护摩崖、考辨作者、考证“玄德山”残刻，为一个城市打捞被时间淹没的精神谱系。试图从“风水硬件”到“文化软件”，为东山“龙”与黔灵“虎”完成价值重构。

      老贵阳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不再负责聚气纳福，却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让穿行于水泥森林的现代人，仍能触摸到这座城市与山川、与历史、与传统之间那一线若断若续的血脉。由此看来，“今胜昔”的虎踞龙盘格局并非妄言。

       夕阳西下时，自东山眺望黔灵，夕照正镀亮那壁巨大的“虎”字。一百六十六年前的墨迹依然清晰，仿佛赵德昌落笔不过是昨日之事。虎踞龙盘今胜昔——这“胜”，不在风水效验，不在吉凶感应，而在于山水有刻，文脉能续，后人读之，犹知吾土吾民曾经如此理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