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王之地与文化原点——赵佗与龙川的历史文化研究
薛华平
摘要
赵佗与龙川的历史关联，是岭南文化形成与演进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篇章。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置龙川县，赵佗为首任县令，设县治于今佗城。赵佗在龙川六年的施政实践，被史学家称为“岭南史上第一次大开发”。本文从赵佗赴任的历史背景、进入龙川路径、人员组成与规模、主要姓氏来源、古龙川地域范围、建城历史、治理功绩、文化地位、影响与功绩等多个维度，系统考察赵佗与龙川的历史文化关联，并结合学术研究成果、学术争议、田野调查、文献记载、口述历史、专家评说、名人诗文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赵佗在龙川推行的“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方针及中原文化传播措施，使古龙川从原始社会末期跨入封建社会，龙川因此成为赵佗的“兴王之地”与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龙川佗城作为岭南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城邑，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赵佗；龙川；佗城；岭南文化；南越国；客家文化
一、绪论
1.1 研究缘起
“广东之文始尉佗”，赵佗治粤首站在龙川。这一简洁的历史判断，道出了赵佗与龙川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关联。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原为秦朝将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着手平定岭南百越之地，赵佗作为从军将领参与南征。秦平百越后置龙川县，赵佗为首任县令。此后，赵佗于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建都番禺（今广州），统治岭南近七十年。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赵佗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南越国王的身份与治粤功绩，对其在龙川县令任上的六年施政及其与龙川的深层历史关联，关注尚显不足。本文试图以龙川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资料，重新审视赵佗与龙川的历史文化关联及其在岭南文化形成中的原点意义。
1.2 研究意义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龙川佗城是岭南最早设置的县治所在地，对于理解秦代岭南的行政区划与开发进程具有坐标意义。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赵佗在龙川推行的中原文化传播措施，是中原文明首次大规模输入岭南的标志性事件。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看，龙川作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其文化基因的形成与赵佗的治理密不可分。
二、赵佗赴龙川的历史背景
.2.1 秦平百越的军事进程
赵佗赴任龙川令，根植于秦朝统一岭南的宏大历史背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派遣国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湖南靖县）之岭，一军守九嶷（湖南宁远）之塞，一军处番禺（广东广州）之都，一军杀南野（江西南康）之境，一军结余干（江西余干）之水。”
.然而主将屠睢生性残暴，对负隅顽抗的越人赶尽杀绝，引起激烈反抗，屠睢战死。任嚣与赵佗吸取了他的教训，在各自的任上“抚绥有道”“又能和辑”，遂定粤。
2.2 龙川建县与赵佗任命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彻底征服百越，秦始皇在岭南设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南海郡下设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龙川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极其重要，故赵佗被委任为龙川县令。
赵佗于秦始皇三十三年设置龙川县后赴任首任县令，直至公元前208年接替任嚣任南海郡尉，在龙川县前后约六年时间。南越国史专家黄淼章表示，“在龙川的6年多时间里，赵佗从一个年轻将领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三、进入龙川的路径
赵佗和他的大军是如何从遥远的中原来到龙川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曾到江西、福建实地考察，认为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溯赣江而上，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支流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古圩鹤子圩仅咫尺之隔。鹤子圩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由此便可直达龙川。
从余干、南康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将此处作为中转站，大批物资便可以进入广东腹地。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就是一条交通大动脉。中央党校教授王子今经考证后认为，赣江通道与东江通道古来可以沟通，而龙川在这一交通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龙川是2200多年前以水路交通为主的联系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自汉代以来，东江一直是联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四、人员组成与规模
4.1 五十万大军的构成
赵佗率军平定岭南的过程中，人员构成十分复杂。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50万大军南定百越。伴随秦军到达岭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将士外，还有“亡人”“罪人”“赘婿”“贾人”等各类人员。
4.2 一万五千女子的南迁
赵佗任龙川县令时，为稳定军心、促进汉越融合，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同意了一万五千人。这些女性遂成为南下将士戍卒及官吏的家眷，成为龙川乃至岭南最早的中原移民。她们的到来，不仅解决了戍边将士的婚配问题，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人口向岭南的持续迁移和汉越民族的深度融合。
五、主要姓氏来源
龙川佗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姓氏的高度集中。据统计，佗城镇仅有4.1万人口，姓氏竟达179个；其中仅有2000多人口的佗城村，居然拥有140个姓氏。《百家姓》收集了438个姓氏，而佗城统计出的179个几乎占了《百家姓》的三分之一。据《钱江晚报》报道，浙江温州龙湾村有“中华姓氏第一村”之誉，但该村发现的姓氏只有87个，远远不及佗城村的140个。佗城因此被誉为“中华姓氏第一村”。
179个姓氏究竟从何而来？通过探访得知，当地村民是2000多年前秦朝50万南下大军的后代。公元前214年，赵佗统率来自中原的几十万大军平定岭南，或与当地女子或与赵佗奏请秦始皇派遣的1.5万名无夫女子婚配，定居至此，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指出，佗城发现的179个姓氏和几十座姓氏宗祠遗址，是当年南下秦军于此驻扎、杂处、生息、繁衍乃至散行到岭南和世界各地的历史见证，是赵佗推行“与越杂处”“和集百越”政策的延续和结果。
在佗城调查统计出现的179个姓氏中，有笔画最少的丁、刁、卜姓，也有17画的戴、鞠、魏等姓，还有僻姓占、米、农、官、院等；除单姓外，也不乏欧阳等复姓。历史上佗城有众多的姓氏宗祠，现在仍存40多处姓氏宗祠或遗址。
六、古龙川地域范围
秦朝时期，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后设立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博罗和龙川四县。龙川县治所即今广东省龙川县西南佗城。
古龙川的疆域甚广。南越国时期，粤东北境内再设揭阳县。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等9郡。今之龙川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和韩江上游，东连梅州、汕头，西靠韶关，北接江西，南近珠江三角洲。
龙川地处东江中上游，2200多年来一直是岭南北接中原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珠江三角洲与韩江流域的连接之地。古龙川因地处交通要冲，成为中原文化沿水路进入岭南的重要门户。
七、建城历史
7.1 岭南最早的城邑
赵佗赴任龙川令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偌大的龙川县境内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县治、建设城池。据《淮南子·人间训》《史记·南越列传》等史书记载，现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为龙川首任县令赵佗所建。这也是史料记载中岭南最早的城邑。
赵佗所筑古城为方形土城，城垣周长约800米。先秦时期，岭南无城池。城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作用很大。赵佗在岭南筑城几座，但佗城是他最早筑的城。广州始于古番禺城，为任嚣所筑；龙川佗城原为赵佗所筑，两城筑城于同一年。
7.2 选址的地理逻辑
佗城选址有着深刻的地理逻辑。最重要的原因是佗城的地理位置——位于东江岸边和韩江上游，沿水路上可到江西，下可出罗浮到南海，还可顺韩江至潮汕过闽越；陆路是当时岭南东部与西部、东北部与南部往来的必经之地。赵佗要建城的这块地，三面环山，南临东江，“惟此为中”，“阻山带河，四面平旷”。
其次，佗城这一带有一定的人口和社会基础。考古发现表明，佗城镇坑子里遗址、牛背岭遗址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聚居。
7.3 从龙川城到佗城
从秦始皇三十三年被赵佗选中起，2000多年来，佗城一直是龙川县府所在地。1941年起，这个小城改名为“佗城”，以纪念这位给古龙川和南越带来中原文明之光的首任龙川令和后来的南越王。事实上，佗城之名由来已久，唐时即有“赵佗之城”的说法，宋时又常被称作“尉佗城”。
佗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一个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是岭南历史上建制最早的一个县，素有“秦朝古镇，汉唐名城”的美称，是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佗城于1991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八、治理功绩
8.1 “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
赵佗在龙川令任上，采取“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方针，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提倡汉越平等，极力安抚越族。他劝导士兵在当地生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对于古越族人的风俗习惯，赵佗并不强作改变，而是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同时，为让南下将士安居乐业，他倡导“以诗礼化其民”。赵佗胸怀“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挟着秦国的文明，帮助越人摒弃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
8.2 发展经济与推广中原文化
在发展龙川经济方面，赵佗最重要的是“垦辟定规制”。秦朝前，越人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低。平定岭南后，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得到推行。
赵佗在龙川六年间，推行了许多大力促进龙川文明发展的措施：设置政区、移民实边、开垦山林、修筑城池、兴教办学、推广中原文化。他采中原文化之精粹，纳四海文明之和风，启岭南文化之发端。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认为，赵佗带来的人马，使岭南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飞跃为封建社会。
. 8.3 奠定南越国治理基础
赵佗治理南越，龙川是“试验田”。在龙川的六年里，赵佗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为他后来建立和治理南越国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赵佗在龙川积累了成功的行政经验，南越称王之后，他继续延续着“和辑百越”“与越杂处”的施政理念。
九、文化地位
9.1 南越文化发祥地
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期间，使古龙川越人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龙川因此成为孕育岭南文化的重要节点，被视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赵佗“兴王之地”龙川，是除广州外保存赵佗遗迹最多的地方。佗城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考古发现的建城前的新石器遗址牛背岭、坑子里，建城后的秦时古城基、越王井、赵佗故居、马前岗等遗址，唐代的正相塔，宋代的循州治所，明清时期的城隍庙、越王庙、孔庙等古建筑，仅收录在《河源市文化遗产普查汇编·龙川县卷》里的佗城各类文物就有128处。南越王庙是现存唯一专门奉祀南越王赵佗的庙宇建筑。越王井是一口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井，当年曾给予赵佗和他的人马以生命之泉的滋养。
9.2 客家文化重要发源地
河源市作为全国较少的纯客家地区之一，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佗城因此融合了“岭南客家之源、中华姓氏之最、赵佗兴王之地、科举文化之窗”等美誉。赵佗时代的中原移民为岭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为后来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铺垫和文化土壤。
9.3 国际地位
赵佗及其建立的南越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政权，其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南越国时期，岭南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已有海上贸易往来。赵佗被定位为“海上丝路先驱”。赵佗文化不仅是龙川的、河源的，更是广东和整个岭南的，还可以说是全国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十、影响与功绩
赵佗治理龙川及南越的影响与功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龙川设县标志着岭南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体制。经济上，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工具的使用，推动了岭南农业的发展。文化上，赵佗采中原文化之精粹，纳四海文明之和风，启岭南文化之发端。民族关系上，推行“和辑百越”方针，极大地推动了汉越民族大融合。区域开发上，使古龙川成为南海郡的一个先进地区，并带动了整个东江流域的开发。
南越国内，越人参政，汉越通婚，推行秦篆，统一度量衡，执行重农政策，大量使用铁器，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不但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逐渐变得“甚有文理”。从赵佗治龙川至赵佗卒，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接近或赶上了中原地区。
十一、学术研究成果
关于赵佗与龙川的学术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历史学方面，《史记·南越列传》是最早的原始文献。考古学方面，坑子里遗址位于龙川县佗城镇塔西村，为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文化遗址，1956年考古发现，1962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谱牒学方面，佗城179个姓氏和几十座姓氏宗祠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秦代移民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学术论文方面，《论南越王赵佗》（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05期）系统论述了赵佗的历史地位；《岭南古城 龙川佗城》（广东史志1996年03期）详细介绍了佗城的历史沿革；《龙川赵佗遗迹多》（岭南文史1996年03期）对龙川的赵佗遗迹进行了梳理。
专著方面，司徒尚纪《赵佗经略龙川与东江流域早期开发》系统考察了赵佗对龙川及东江流域的开发；吴建华、刘佐泉《岭南开拓者——赵佗》全面评述了赵佗的历史功绩。
十二、学术争议
关于赵佗与龙川的研究，学界存在若干争议。
其一，赵佗故城的建造年代争议。有学者认为赵佗故城曾发现有众多零碎的宋代瓷片，应为宋代建造；也有人认为应该是汉代后人为纪念南越王赵佗而建；甚至有部分考古专家猜测，之所以冠以“赵佗故城”，应该是先秦南越王赵佗在古龙川屯兵练武或涉猎时所建。
其二，赵佗与客家始祖的争议。著名学者王立群曾在百家讲坛上称赵佗为客家人的祖先，其率领的五十万秦军为第一批客家人。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客家民系与秦始皇时代南下的赵佗和秦军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认为，迁徙到岭南的中原人都是“亡人、赘婿、贾人”，赵佗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必然使得这些中原人很难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山大学李吉奎则提出“第一任龙川令赵佗，是岭南客家先民的初祖”。这一争议至今未有定论。
.. 其三，龙川是否为长沙国属地的争议。湖南省博物馆的曹学群认为汉初长沙国不可能越过阳山关而领有龙川这一块孤悬南越国腹地的“飞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则认为，郴州出土的“龙川长印”并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属地，恰恰相反，这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曾虚封一位“龙川长”。
十三、田野调查
佗城的田野调查工作持续开展。1956年发现的坑子里遗址位于龙川县佗城镇高涧村的一山岗上，分布面积约75000平方米，断层处时而可见文化堆积分布。遗址为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文化遗址，1962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牛背岭遗址同样位于佗城镇，与坑子里遗址同为建城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佗城一带在秦代以前已有先民聚居，为赵佗选择在此建城提供了人口和社会基础。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站博士后王建明，2023年至今先后7次自费前往佗城镇，走家串户，深入每一处古迹遗址，潜心开展调查研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师生也曾在佗城开展田野调查，以小组为单位根据预习阶段确定的兴趣点展开调查。
十四、文献记载
关于赵佗与龙川的文献记载，以《史记》最为重要。《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
《史记正义》引裴氏《广州记》云：“本博罗县之东乡，有龙川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也。”《史记》还记载了任嚣临终召赵佗交代后事的情景：“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
唐代《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记载：“龙川故城，在县东北，水路一百七十五里，秦龙川县地也。秦南海尉任嚣病，召龙川令赵佗，授之以政，即此处也。”唐朝龙川人韦昌明在其作品《越王井记》中，用“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来描述赵佗在龙川六年的政绩。
十五、口述历史
在佗城当地，关于赵佗的口述历史和民间传说世代相传。村镇东侧有一座古朴土丘静静矗立，世代相传这是赵佗将军的墓葬。当地居民尊称赵佗为“赵佗王”。佗城每月一次的聚会在当地居民家中保持了多年，子女们虽定居各地，佗城始终是他们心中魂牵梦萦的地方。
这些口述历史虽然未必具有严格的史料价值，却生动地反映了赵佗在龙川民间文化中的深远影响——赵佗不仅是正史中的历史人物，更是龙川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符号。
十六、专家评说
谭其骧（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由此可推断，当时的龙川已是岭南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侯仁之（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院士）认为：“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必须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场所。”
.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史地学家）用“移民实边、规划垦辟、修筑城池”十二个字来概括赵佗在龙川的政绩。
黄淼章（南越国史专家、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史学院院长）指出，“在龙川的6年多时间里，赵佗从一个年轻将领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指出，赵佗遗址的文化旅游价值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
黄伟宗（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认为，佗城179个姓氏和几十座姓氏宗祠遗址，是当年南下秦军于此驻扎、杂处、生息、繁衍乃至散行到岭南和世界各地的历史见证。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认为，郴州出土的“龙川长印”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曾虚封一位“龙川长”。
十七、名人诗文
历代文人对赵佗与龙川多有吟咏。北宋文学家苏辙曾被贬至龙川，留下了多首与佗城相关的诗作。他在《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中写道：“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卯饮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又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两逢重九尉佗城，蜑叟相从倒酒瓶。”苏辙以“尉佗城”指称龙川城，印证了宋代佗城已常被称作“尉佗城”。
唐代已有“赵佗之城”的说法。这些名人诗文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为赵佗与龙川的历史关联提供了文献佐证。
十八、开发价值
龙川佗城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佗城是岭南最早设置的古县龙川县城，自秦代至民国，佗城都为龙川县治所，同时又是五代南汉至明初循州（路）治所。佗城学宫是岭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地方学宫之一，也是全国罕见的学宫与考棚并存的古迹。
旅游开发价值。佗城景区已跻身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华姓氏第一村”的独特文化现象，具有极强的旅游吸引力。佗城融合了“岭南客家之源、中华姓氏之最、赵佗兴王之地、科举文化之窗”等美誉。
学术研究价值。佗城179个姓氏和几十座姓氏宗祠遗址，为研究秦代50万大军的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认为，龙川县可按照“岭南第一城”的定位保护并开发好佗城。
保护与开发的平衡。佗城1991年被公布为广东省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23年7月，龙川县检察院在佗城挂牌成立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法治实践基地。然而，保护工作仍面临挑战。黄淼章指出，赵佗故宅遗址已失去原来的风貌，赵佗遗址“小、散、弱、不耐看”。如何在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是佗城面临的现实课题。
十九、结语
赵佗与龙川的历史关联，是岭南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从秦始皇三十三年龙川建县至今，已逾2240年。赵佗在龙川六年的治理实践，以其深远的文化影响而历久弥新。他推行的“和辑百越”方针、中原文化传播措施以及汉越融合政策，使古龙川从原始社会末期跨入封建社会，为整个岭南地区的开发与文明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龙川不仅是赵佗政治生涯的起点——他的“兴王之地”，更是岭南文化从“荒服”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折点——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佗城保存至今的赵佗故宅、越王井、南越王庙等古迹遗存，179个姓氏的独特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最具历史厚度的物质见证。
在当代语境下，深入挖掘赵佗与龙川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岭南文化、南越文化与客家文化形成过程的认识，也为区域文化认同的构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资源。龙川佗城，这座赵佗最早筑就的岭南第一城，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文化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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