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七

                               李千树

       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应潮州知州王涤之请，撰写了千古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碑中有一句震烁古今的评语：“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宋人黄震读此碑文，叹曰：“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一句评语，道尽韩愈之于中国文章史与思想史的枢纽地位。何谓“文起八代之衰”？何谓“道济天下之溺”？二者之间又有何种内在关联？欲明其义，不可不追溯韩愈所面对的“衰”与“溺”究竟为何，更不可不探究他以何术起衰、以何道济溺。

       一、“八代之衰”与“天下之溺”：韩愈面对的时代困局

       “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苏轼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意谓韩愈的文章使这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得到振兴。然而这“衰”并非仅指文辞之靡弱。自东汉以降，骈文渐兴，至六朝而极盛。骈文讲究四六对仗、声律辞藻、堆砌典故，固然有其形式之美，然久而久之，文章沦为文字的雕琢游戏，“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形式压倒内容，辞藻遮蔽思想，文章与政教、与人生、与天地之道渐行渐远。这不仅是文风之衰，更是士人精神之衰。

       与此同时，佛道二教日益兴盛。唐代是佛道兴盛的时期，二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超出儒家。韩愈在《原道》中回顾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儒家的“道德仁义”被各派思想肢解吞没，儒学失去了在思想版图中的主导地位。这便是“天下之溺”——天下沉溺于异端之说，世道人心无所归依。苏轼用“溺”字，取《孟子·离娄上》“天下溺，援之以道”之意，可谓精准。

       文风之衰与世道之溺，实为一体两面。文章无道则浮靡，世道无文则粗鄙。唐历经贞观、开元之盛世，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辈出，然而竟“不能救”。为何不能救？因为房杜姚宋所致力者，是政治制度层面的修补，而非思想根基的重建。韩愈所要做的，正是这更为根本的工作——从“文”与“道”两个维度同时发力，为儒学与中国文化重新奠基。

       二、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运动与文道观念的重建

       韩愈倡导古文，并非简单地“复古”。他所要恢复的，是文章与“道”的内在关联。“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他明确表示，提倡古文乃是“本志乎古道者也”。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学革命，而是有着确定的思想指向——复兴孔孟之道。

       韩愈针对魏晋以后讲究辞藻、排偶、声律而思想内容空洞的骈体文，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结合起来，提倡创作内容充实而形式自由的古文。他主张用散句单行的形式写作散文，逐渐代替骈文。这种文体上的解放，使文章从形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得表达思想、承载义理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韩愈提出了“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在他看来，文章不是文字的奢侈品，而是道的载体。他在《原道》中为“文”赋予了明确的内涵：“其文：《诗》、《书》、《易》、《春秋》。”六经皆为圣人的明道之文，不仅是政教之本，还是后世一切文章之源。文章与经典、经典与道，由此形成一条贯通的精神脉络。

       韩愈在创作实践中同样身体力行。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原道》历数佛老之荒诞，用雄辩的事实力证其出世无为的弊端；《师说》倡导师道，首开“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定义；《论佛骨表》言辞激烈，直谏宪宗。刘宁教授指出，韩愈古文涵育了超越血缘、身份、地域的“同道中国”文明理想。他面对时代困局，积极重建儒学普遍性，提倡“博爱之谓仁”，强调儒学为“天下公言”。文章从此不再是少数文人的案头清玩，而成为承载天下公义、联通古今人心的精神载体。

       三、道济天下之溺：道统建立与儒学的重新奠基

       “文起八代之衰”是文体与文风层面的革新，而“道济天下之溺”则是思想与精神层面的重建。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韩愈对儒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在《原道》中，他追溯了一条从上古圣王到孔孟的传承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寥寥数语，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何以言之？佛教有“法统”，禅宗有“传灯”，代代相传，脉络清晰。儒家虽有经学传授的记载，却从未有过一个贯通古今的“道统”谱系。韩愈受禅宗“教外别传”之说的启发，借其形式而赋以儒家的内容，建立起可与佛教“法统”相抗衡的儒家道统。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将其列为韩愈第一大贡献：“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这一道统的建立，使儒家从佛道二教的思想竞争中获得了“正宗”的地位——儒家的道才是中国文化的正宗。

       韩愈对“道”的内涵也做了清晰的界定。他在《原道》开篇即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道德”不是空泛的概念，必须以“仁义”为实质内容。儒家的道是“天下之公言”，而佛老的道则是“一人之私言”。这一区分，将儒学的入世精神与佛老的出世追求划清了界限。

       在排佛方面，韩愈同样不遗余力。他在《谏迎佛骨表》中指出：“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从华夷之辨、君臣父子之伦常出发，激烈反对宪宗迎佛骨。这一举动虽触怒皇帝、被贬潮州，却为后世儒者树立了捍卫儒道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韩愈虽极力排佛，但在理论建构中又不自觉地受到佛理启迪。“道统说”本身便是在禅宗影响下催生的产物。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恰恰显示了韩愈思想的开阔与机敏。

       此外，韩愈倡导师道，作《师说》以扭转“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他“抗颜为师”，在当时士大夫中堪称惊世骇俗之举。提倡读古书、学古文，以及为师之道，都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条件——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重新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关注。

       四、承前启后：韩愈对宋明理学与后世的影响

       韩愈的贡献，在他身后数百年方显出真正的分量。宋代以下，士人代代诵习以韩文为代表的古文，在古文的化育下成为彼此同道相应的精神共同体。北宋欧阳修说当时韩愈的文章非常流行，“学者非韩不学”。这一状况从北宋到近代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没有改变。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坚持了韩愈的道统说。韩愈对“道”的理解及其“性三品”说，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因形上思辨的不足而被宋儒批评，但他们“皆肯定韩愈在唐代力主辟佛，宣扬儒学，提出延续道统，有宣扬儒学之大功”。韩愈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他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先河，使儒学从繁琐的注疏中解放出来，转向以义理阐扬儒家精神的阶段。

       陈寅恪先生从六个方面概括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建立道统、直指人伦、排斥佛老、呵诋释迦、改进文体、奖掖后进。他特别称赞韩愈“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这一评价，与苏轼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遥相呼应，共同揭示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枢纽地位。

       五、余论

       回到苏轼那句千古评语。“文起八代之衰”与“道济天下之溺”，并非两件并列的事功，而是一体两面——韩愈以古文之“文”承载儒家之“道”，以儒家之“道”赋予古文之“魂”。二者相互发明，彼此成就。若无“道”的内涵，“文”不过是一场文体游戏；若无“文”的载体，“道”也难免沦为空洞的说教。

       韩愈之所以“起”得了八代之衰、“济”得了天下之溺，正在于他将文章与性命、文辞与义理、个人修养与天下关怀熔铸为一。他“起布衣，谈笑而麾之”，使“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一个从底层崛起的文人，凭一己之力扭转数百年的文风与世风，这在中外文化史上都堪称奇迹。

       然而细思之，韩愈并非生而为圣。他也有时代的局限，也有理论的粗疏。但他敢于在佛道大炽之时挺身而出，敢于在骈文盛行之际独倡古文，敢于在帝王震怒之下直言进谏——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担当，或许才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最深层的秘密。文章可以模仿，道统可以传承，但那份“浩然独存”的精诚与气魄，却是无法复制的。正如苏轼所言：“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有所能，有所不能，这正是人的限度；而在限度之内竭尽全力，这正是人的伟大。

       韩愈之后，中国士人谈论文章，必及“文以载道”；谈论儒学，必及“道统传承”。他为中国文化确立了一个千年不易的精神坐标——文章必须有道，为人必须有统。这便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真正含义：一个人，以一支笔，为一个文明重新找到了方向。

             2026年6月25日晚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