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贵阳参加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前，我并不知道周勇是谁。

财经作家这个职业有个毛病——见人之前先搜资料。我在去贵阳的车上补了半小时功课，搜索引擎跳出来的信息像一盘散沙：民营企业家，重庆人，做过地产，搞了个叫“中国傩城”的文旅、康养项目，据说第一期投了五十亿，还据说生过一场差点要命的大病。没了。网上关于他的深度报道，比贵州深山里的4G信号还稀薄。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能在山沟沟里砸几十亿的人，居然没什么像样的专访。要么是太低调，要么是太会藏，要么就是——媒体还没找到合适的角度下手。

我决定自己去看。

新闻发布会设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场面不小，台下的记者乌泱泱一片。主持人介绍周勇上台的时候，用的头衔一长串：重庆名豪集团董事长、中国傩城创始人、文旅康养领域的探索者……林林总总，像一串能唬住人的糖葫芦。

然后周勇本人上来了。

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这人走错片场了吧？

没有西装，没有领带，穿了件最普通的白衬衫。寸头，方脸，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往里挤，像一张被反复揉搓又摊平的纸。说他是个大学教授，有人信；说他是个包工头，也有人信；说他是个身家百亿的老板——得，您先笑一个，笑完了我再判断。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把手机放下了。

“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心里都在琢磨——又是哪个地产商转型讲故事来了。没错，我就是来讲故事的。但我这故事不收门票，听完觉得值，您给鼓个掌；觉得不值，您回去写文章骂我，我保证不删帖。”

台下哄堂大笑。我在笔记本上划了一笔：懂得用自嘲降低对方防御，高段位。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基本没怎么记笔记。不是信息量不够，是信息量太大，而且全是活的。别的企业家开发布会，PPT一页一页翻，数据一条一条列，像在完成一次严谨的数学证明。周勇不一样，他往台上一站，话筒一拿，像是坐在你家茶几对面磕瓜子聊闲天，但你听着听着就发现——这人每个字都在往你脑子里种钩子。

他说到贵州道真那个地方，用了四个字：真的很穷。

“我第一次去考察，车在盘山路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下车的时候腿都是软的。当地领导跟我说，周总你来看，这地方山好水好空气好，就是穷得叮当响。我说你这‘叮当响’是形容还是真有响声？他愣了一下，说真有响声——穷得锅碗瓢盆都保不住了，可不叮当响嘛。”

他学那领导的口音，学得惟妙惟肖，连贵州话特有的尾音上扬都带上了。记者们笑得前仰后合，我注意到前排一个老记者在擦眼镜，大概是被笑出的眼泪糊花了。

但笑完之后他话锋一转：“可是各位，你们知道我在那个‘很穷’的地方站了十分钟之后，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

全场静下来等他。

“我闻到了钱的味道。”

——这句话后来被同行们写进了各种报道里，成了“周勇金句”的头号种子。但当时在现场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说“钱的味道”四个字的时候，眼神里没有任何商人式的精明或狡猾，反而有点像地质学家发现了矿脉，又或者是考古学家摸到了城墙遗址。那种兴奋，是学者型的——基于专业判断，而非基于贪欲。

我后来专门查了他的背景。周勇其实是县劳动局公务员出身，后来下海经商，但骨子里那种“凡事要琢磨透”的习惯一直没丢。做傩城期间，他不断花时间研究傩文化和仡佬族文化，读过的民俗学专著比我读的专业书还多。你跟他聊傩戏面具，他能从图腾崇拜讲到戏剧起源再讲到现代文旅产品的IP化运营，中间不带打磕巴的。

所以他既不是纯商人，也不是纯学者，他是那种——把学术当工具、把商业当手段、把文化当信仰的混合体。这种人最难对付，因为你没法用单一的标签把他钉住。

发布会后的采访环节，有个年轻记者问他：“周总，您觉得是您成就了傩城，还是傩城成就了您？”

我在旁边听了差点笑出声。这问题问得太像财经杂志封面文章的标题了，标准、安全、毫无信息量。换别的老板，大概会给一个四平八稳的答案——“相互成就”或者“感谢团队”之类。但周勇歪了歪头，像只被挠到痒处的老猫：

“小妹妹，你这个问题就像问我，是饭成就了碗，还是碗成就了饭。我告诉你，碗是拿来盛饭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傩城就是个碗，里面装什么饭、饭香不香，那才是关键。”

年轻记者被噎得脸一红，但迅速低头猛记。我在旁边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周总，那您这碗里装的什么饭？”

他转过头看我，目光在我面前的工作牌上停了半秒：“财经作家？好，那我跟你说实话——我这碗里装的是‘剩饭’。”

“剩饭？”

“对。别人嚼过的、啃剩下的、看不上的东西，我捡起来重新蒸。道真那个地方，之前多少开发商去看过？二十个至少有了。但没一个敢下手，为啥？太偏、太穷、太慢。大家都想吃现成的热乎饭，没人愿意守着冷灶台等火旺。我就偏不信这个邪。一碗剩饭，你换个做法，加点火候，照样能炒出香味来。”

这个比喻后来被我写进了采访笔记。不是因为多精彩，而是因为它太“周勇”了——既有商人的务实（捡别人不要的），又有学者的耐心（重新蒸），还有赌徒的胆量（偏不信邪）。三个身份同时挤在一句话里，竟然不违和。

饭局安排在晚上，酸汤鱼。我坐他旁边，终于有机会听他说说那场病。

“很严重。”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正往嘴里塞一块鱼，嚼了两下咽下去才接着道，“我那会儿四十出头，儿子上初中。你想想，要是一个男人在人生最好的年纪，突然收到一张倒计时通知单，什么感觉？”

我没接话，因为接不上。任何安慰在这种事情面前都像纸糊的盾牌。

“我躺了三个月。”他给自己倒了杯酒，“天天盯着天花板数纹路。有一天数到三百多条的时候，突然想通了——这人啊，你不能跟天花板较劲。你得站起来，走出去，找个比天花板大的东西去较劲。”

于是他找到了道真，找到了傩城，找到了一座比天花板大得多的山。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期项目建成运营，带动周边近九百户脱贫，返乡就业率百分之九十九，当地老百姓从拿锄头堵路变成了拿绣花针绣傩面具卖给游客。傩城把仡佬族一种濒临失传的“高台舞狮”重新搬上了舞台，几个七八十岁的老艺人收了二十多个年轻徒弟，这门手艺活了。

但周勇讲这些的时候，不说“带动多少就业”“拉动多少GDP”这种官话。他换了个角度：

“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是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在傩城景区门口卖她自己腌的酸菜。以前她家年收入两千块，现在一个月就能挣两千。她跟我说，周老板，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数一遍钱。我说阿姨，数钱数到手抽筋了吧？她说不是，我是怕做梦——怕一觉醒来又回到从前那种日子。”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眼睛盯着锅里翻滚的肉，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生那场病的时候，也怕一觉醒来。但我是怕醒不来。她是怕醒来之后什么都没变。你说我们俩，谁的怕更重？”

我没回答。但我在心里想：周勇啊周勇，你一个搞地产起家的商人，怎么聊着聊着就聊到存在主义哲学上去了？

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他能把最商业的事情讲出人文味，也能把最抽象的事情讲出烟火气。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贵阳的雨停了，空气里那股子湿润的草木香，像极了他在台上说的“钱的味道”——不是铜臭，是一种万物生长的气息。

他送我到酒店门口，拍着我肩膀说：“老弟，你写我的时候，别把我写得太伟大。我就是个运气比较好的犟驴。”

我笑了：“那你这头犟驴，准备在傩城犟多久？”

他想了想，竖起两根手指：“至少二十年。我今年六十几，干到八十多，那时候傩城肯定“成熟”了。到时候你要是还写东西，再来找我，我请你喝我种的茶——我那山上有上千亩茶园，茶树比我年轻，我走的时候它们还在。那才是我留给这地方的东西。”

说完他转身走了，步子很快，背挺得很直。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贵阳湿漉漉的夜色里，脑子里突然冒出四个字：

周勇够勇。

这“勇”字有三层意思：勇在敢跟命争，勇在敢跟地较，勇在敢跟时间做长线交易。大部分人创业是为了赚钱，他创业是为了证明——证明一个从天花板上爬起来的人，还能在地上盖出点什么。

至于盖出的是不是一座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盖。

像他说的：“你不能跟天花板较劲。你得走出去，找个更大的东西。”

他找到了。一座山，一座城，和一个往后三十年的约定。

——这就够勇了。

 （作者系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副会长、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