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道”漫说

 ●文/李福蔚（宝鸡民俗专家）

“中华医术”通常指“中医”，是在中国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指导下，形成的一套包括理论、诊断、治疗、养生、药物在内的完整医学体系。古称“岐黄之术”。而“中华医学”是指贯穿中国传统医学之中的根本精神、生命观与价值追求。是中医的“灵魂”层面，从技（医术）上升到道（医道）。“术”是为“用”，而“道”是指导为何治病，如何看待生命与死亡，医生肩负的道义这个“体”。医道为体，医术为用，“道”是统“术”之方向，“术”载道以救人。医道的理想境界是“明医道，精医术”，心存慈悲，手有良方。若“缺道”，虽技高可能谋利误人；若“缺术”虽有仁心而无力救人。

一、医道的文化内涵及本质

医道的文化内涵，首先是医者的生命观，核心使命是助生、护生、保全性命。《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至上之道。反对无谓伤害，主张“治未病”，更是养护生命。

其次是宇宙观：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是小宇宙，与天地四时、昼夜、方向、运气相应，疾病是由于违背饮食、起居、情志的自然节律，或外邪侵袭，造成了“天人失和”，才会有病的。

第三，是健康观：健康不是无菌无症，而是阴阳中和。由于阴阳偏盛偏衰，气血逆乱，脏腑不和才会有病。只有调其阴阳之所偏，以“和”为贵，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第四，是身心观：脏腑经络气血的“身”与心神、情志、魂魄的“神”不可分割开，而要形神合一，掌握“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内伤的“病因学”，通过问诊、望色、听声、安抚情志，持中庸中和之道，调和，达“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医道的本质是医德（心）医风（行）。“大医精诚”是传统医学的誓言，“精”是医术精湛，“诚”是心怀至诚，不论贵贱贫富、华夷、亲疏皆一视同仁。孙思邈有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二、医道的三大文化徽号

“杏林”、“悬壶”、“橘井”并称为中医三宝典，且被广泛使用的三大文化徽号。

“杏林”是良医美德与医患信任的象征。是说三国吴地道士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取酬金，只让患者病愈后，重病者植杏树五株，轻病者植杏树一株。数年后，聚得杏树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号称“杏林”。杏熟时，董奉设仓，以杏换谷，“赈贫救乏”谓之“杏林庄”。此举展示了“患者感恩，医者仁心”的双向信托关系，后世因此称良医为“杏林高手”。“杏苑”、“杏林第”成为医界的雅称。中医诊所、医院堂号或感谢锦旗常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遗风”之用语。

“悬壶”成为“行医开业，悬壶济世”的标志，是说在东汉市井中有老翁，悬一葫芦（壶）于肆，卖药治病，药到病除。传说见费长房跳入壶中消失，知是异人，遂拜师学医道，后称“壶公”。后世的药铺招牌、诊所皆以“悬壶”作旗幌。

“橘井”成为“良医救人，瘟疫救济的悲悯象征。是说汉时桂阳道士苏耽，得道升仙前告诉母亲：“来年郡有大疫，可取井水、橘叶煮汤饮之，可活人”。后果如其言，橘叶井泉救活无数人，后世称其处为“橘井泉香”。且彰显医者心怀苍生，即使远去乃留方救世。

这三大文化徽号，“杏林”以示医德，仁心不贪；“悬壶”以示身份，公开行医；“橘井”以示慈悲，救灾济世，合在一起，完整勾勒中华医道的“仁”、“公”、“慈”。三大典故从人格、职业身份与社会责任三个维度，塑造中华医道理想医生的文化肖像，并固化于匾额、楹联、医家徽标的用语之中，沿用至今。

三、医道中“良医”与“庸医”的评判

中国古代对“良医”和“庸医”的评制，并不是只看谁能不能治好绝症，而是一套技能、德行及思维方式的综合标志。

（一）评判“良医”标准

古代对“良医”常以“上工”、“大医”、“良医”称之。①在医术层面，“上工治未病，救其萌芽。”四诊合参，脉舌互证，不凭片面症状下结论。辨证精准，能从细微征兆判断疾病走向。讲究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方简法当，药证相符，计量合度，不滥堆药，不过度攻伐。②在医德层面，无欲无求，普同一等，不论贫富贵贱，华夷亲疏；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炫奇邀名，不訾毁同行，不推诿危重。守“医乃仁术”之本，宁可少赚，也不误人性命，坚持良好医德医风。且知权变，能整体思维，不死守成方，患者信赖。

（二）评判“庸医”标准

古代对“庸医”定义是“误用医术，德不配位，粗疏害人的医之劣者”。表现在：①技术粗疏，辨证不明，按图索骥，脉诊敷衍，三两句便开药方，照搬成方，不加减，不知阴阳逆从，妄投药剂，或随意堆砌贵药“样子货”。②贪利邀名，诱导过度治疗，多开贵细药抬价，逐利轻命，夸大病情，恐吓病家，诋毁前医，以显己能，乃“含笑求利之徒”。③不学无术，不读经典，师心自用，自吹“家传秘方”却说不清理法，遇危重即推脱，或乱用猛剂赌一把。④违背医道，信巫不信医，乘虚以符水冒充医术，或装神弄鬼充“神医”。方志常载：“庸医之罪，甚于盗寇”，盗只夺财，庸医误治可夺命且难追责。

总之，“上工治未病，大医精诚”与“粗工救其己败，含笑求利”是古分“良、庸”一贯的分水岭。

（李福蔚，小字敬安，笔名夫愚。出生于1941年7月，贾村镇陵一村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小学教师、乡镇党委书记、凤翔师范党委书记、宝鸡市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书记兼行政总负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宝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宝鸡市孔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孔子文化研究会监事。宝鸡民俗博物馆、宝鸡市老子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有《闻道录》《寻根录》《西府老风尚》《探俗承雅》《社会民俗》《物质民俗》《精神民俗》《民俗文论》《陈仓遗珍》《宝鸡民俗文化集萃》《婚俗撷英》等专著。为宝鸡市社科联、文联、哲学、社会科学界人物资料库成员。论文及著述在观点上具有原创性和独立的个人学术风格，被同行称为“人文学者、民俗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