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雨的敬畏，是从恐惧起头的，发端于父亲眉宇间那道紧蹙的褶皱。那年夏收的早饭后，艳阳高照，正宜摊晒新麦，父亲却像嗅到腥味的老猫，闷声撂下一句：“天要变脸。”果然，未到晌午，雨丝就斜刺里杀将过来。他坐在门槛上，一锅旱烟抽得云山雾罩，半晌才沉吟：“这雨落得沉，怕是来者不善。”
一个斗大字不识一筐的农人，竟把雨的脾性摸得如此透熟。他嗅得出风里的腥膻，辨得清瓦上疏密的鼓点，骨缝里那阵钝痛，更是他与老天爷之间独一份的暗号。少年时我就晓得，但凡父亲用这般沉郁的腔口判雨，那雨就不复是寻常水滴，而是挟着毁天灭地的怒气，如一头在人间横冲直撞的野物。
每年梅雨季节，雨水就像黏人的膏药，甩不脱，揭不掉。前日竟泼了一天一夜的瓢泼桶倒，雨点砸在瓦上、雨阳篷上、水泥地上，仿佛老天爷把几辈子攒下的火气一股脑儿摔了个稀烂。听着这急管繁弦般的雨声，我倏忽想起父亲——想起他那些准得令人心慌的谶语，想起青少年时亲历过的、能将日子连根拔起的暴雨。那时我就晓得，雨不只是润物的甘霖，它有性子，性子来了，大得骇人。
每逢那样的雨，天幕似被竹篙捅穿，大水从大别山轰然奔下，一路咆哮着灌入新洲。涨渡湖原是烟波温润的鱼米之乡，转瞬便被洪魔吞了个干净：湖面疯涨，漫堤冲田，淹屋卷树。浊浪里翻滚着牲畜的尸首、断木、梁柱、破碎的农具——渔歌唱晚沉入水底，广袤湖区成了一片望不到边的泽国。空气中腐腥浓稠，压得人胸口发闷，那味道多少年都散不去。
倒水堤下的孔埠公社王家凹，因地势低洼，十年九淹。当年我到此地防汛，亲耳听过一首民谣：“王家凹，王家凹，只见插秧不见割。十年就有九年淹，外出逃荒无下落。”二十七个字，字字抠心。我亲眼见过逃荒的队伍，大人牵着娃，肩上扛着能带的全部家当，一脚深一脚浅地消失在泥泞的土路上。可雨哪管这些？它只管倾泻，带着一股浑不懔的任性，像被激怒的野兽，见什么毁什么。
史料上冷冰冰地记着：1969年，新洲接纳倒水来水十三亿立方米，湖水水位暴涨至二十四点八米，淹没四十八万亩农田，倒房一万二千间，三十五万人受灾，死亡三百八十九人。
每一串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史实——那些被风雨吞没、来不及喊出声的名字。那年月，每到汛期，人心就悬到嗓子眼，夜夜听着雨声不敢合眼，生怕一觉醒来，家就没了。更骇人的是，水退之后，钉螺遍地，血吸虫病像幽灵一样钻进人的躯体，多少壮劳力就此枯槁下去，那才是雨留给这片土地更深的伤口。
直到1970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一个消息从北京传来。周恩来总理听新洲代表诉说水患，问得极细，眉头始终没松开。听完后说：“苦战两年，解决倒水问题。”话不多，字字砸在地上能起坑。
倒水河发源于大别山南麓，雨水本全部注入涨渡湖再汇长江。可每逢汛期，江水倒灌，河水汇聚，加上天降暴雨，水势宣泄不及。唯有劈开倒水，打开龙口闸，让它直入长江，才是根本出路。
一声号令，十九万人，十九万双长满老茧的手，十九万副压不弯的脊梁。他们从新洲、红安、麻城、黄冈、浠水五地汇拢而来。工地上红旗如林，号子震天，口号喊得山响：“立下愚公移山志，喝令倒水入长江！”“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可口号喊得再响，也抵不过日复一日的艰辛。那艰辛是浸在骨头缝里的。我至今记得工地上那股气味——汗臭、泥腥、炸药硝烟混在一起，呛得人喘不上气。冬天，河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一使劲就往外渗血珠子；夏天，日头毒得能晒脱一层皮。
吃的是红苕片掺糙米饭就腌菜，能填饱肚子就是天大的福气。住的是茅草搭的工棚，地上铺一层稻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夜里鼾声和磨牙声此起彼伏，外面一下雨，棚顶就漏，天不亮起来照旧上工。
新洲作家李少武在《倒水魂》中记述：工地上涌现七百多名劳动模范，万余先进劳动者。儿子牺牲了，父亲擦干泪接过镐头；丈夫倒下了，妻子默默接过他生前用的铁锤钢钎；青年男女多次推迟婚期，誓言“治了倒水再成家”。那些不是故事——我是当年倒水河治理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桩桩件件，至今如在眼前。
工地上有个德福叔，儿子在炸河床下的红石时被飞石击中，没了。德福叔料理完儿子丧事后便返回工地，一言不发。只是每天收工后，独坐工棚外，默默望着倒水河抽旱烟。一天黄昏，我递给他一碗水，他接过去，半晌才哑着嗓子说：“他要是活着，现在也在这工地上干。”说完便不再言语，又望向那条正在成形的河道。旱烟火光在暮色里明明暗暗，他把泪水连同烟气一同咽进肚里。还有隔壁村的春姐，订婚三年，婚期一推再推。那年冬天，她未婚夫在工地上拖着满满一板车土石，挂在牵引机拧成的钢丝纤上，走到半坡钢纤突然断了被砸伤，春姐赶来照应，住了三天医院又回工地，一个带领青年突击队，一个带领铁姑娘队，直到河道贯通，两人才办了喜事。婚礼那天，村里人都说春姐终于熬出头了，她眼圈红红的，只说了一句：“河通了，心里就踏实了。”如今我也老了，可这些往事，常常像老电影一样在脑中一遍遍回放，每一帧都清晰得发疼。
开挖韩弄坳那段日子，至今想起来脊背还发凉。那是整条河道最硬的骨头——河床底下全是红石，完全靠炸药炸开，用铁锤钢钎劈开；一双帆布手套两天就磨破，手上露出石头划破的口子；脚上一双解放鞋没几天脚大拇指就拱了出来。那时候谁不晓得累？可没人敢停下来——后面是几十万亩等着救命的地，是几十万双盼着的眼睛。
经过两年浴血奋战，一条宽约四百米、长三十七公里的新河道终于凿成。倒水河从龙口闸直入长江，汛期的洪水被稳稳送入大江的怀抱。还有沐家泾、篾扎湖等大型电排站，如给这片土地装上一副强健的腰子——水有了来处，也有了去处。暴雨再来时，雨水顺着河道，经闸口平稳汇入长江。湖面不再疯涨，堤岸不再溃决。旱季，倒水河还能引来长江水回灌，润泽干涸的田地。
如今的倒水河，碧波澄澈，水光潋滟。堤坡绿草如茵，防护林郁郁葱葱，风过处，满眼鲜活的翠绿。涨渡湖湿地公园里候鸟翩跹，渔舟唱晚的景致又回来了。我常独自立于阳逻倒水堤上，看河水奔流，看天光云影在水面徘徊。风从河上吹来，带着水草与泥沙的清润气息，全然不似从前暴雨里的腥腐。
一个雨过天晴的午后，我沿倒水堤缓行，遇见几个在坡上铺草皮的老民工。我问，还怕不怕雨。其中一个抬起头，眯眼笑了笑，拿手背擦了擦额上的汗，说：“怕啥？河开了，闸修了，下再大也不慌。就是听见雨声大了，心里还是紧一下——改不了的毛病。”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又补了一句：“不过没事了，水走它的道，咱过咱的日子。”这几句寻常话，比任何豪言都让我动容。五十多年了，雨的恐惧还留在人们的肌肉记忆里，但那份恐惧底下，已是安稳的日子。
可是，雨的脾性，真的变了吗？
没有。
雨，从来都是盘古开天辟地时的那个雨——夏日倾盆，挟着与生俱来的野性与不羁。它不为人的苦难而收敛，也不因人的颂歌而温顺。雨就是雨，按自己的节律坠落，按自己的意志奔流，从不管人间是喜是悲。
最初，人只能受着：洪水来了逃荒，退了回来重建，在苦水里打转。后来，人试着去摸清它的来路，摸清它的脾性，摸清它喜怒无常的背后，不过是无处可去。再后来，人学会了引路：为它开出新河道，给它一个顺畅的出口。这不是征服，不是硬碰硬的死磕；而是人给水一条路，水便不再撒野。这是一种深层的和解，是人与自然最朴素的契据。
我常常想，这条长三十七公里、人凿出来的倒水河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工程的角度，它只是一条水道、一组数据。但从更深处看，它是人对自身命运的一次重新书写。十九万人，两年时光，用最简陋的工具，挖出了一条让洪水低头的大河。这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意志的胜利——是人认清自身渺小后，依然选择挺直腰杆的力量。河道里埋着的，不只是石头与泥土，还有一代人的骨血与呼吸。
更让我久久回味的，是治理背后的那条脉络。从父亲凭骨缝里的钝痛预感风雨，到周总理在会议上凝重地拍板，再到十九万人散落在工地上无声地挥汗与牺牲——这些事物，其实紧紧咬合在一起。一个农人的直觉、一个国家的决断、一代人的脊梁，最终汇入同一条河道。雨水无情，人间却有改造它的决心，将它引入长江。这条河，既是水的出路，也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为自己凿开的生路。
窗外的雨还在下，虽不似前几日猛烈，却也绵绵不绝。我想，若在五十多年前落下这样的暴雨，两岸百姓怕是要彻夜难眠，扶老携幼，仓皇逃难。可如今，它只是静静地落，顺着河道安然而去，再无以往的暴戾。
每当我站在倒水堤上，往事历历在目。那条河道里，所有挖出的土石，都是与命运的短兵相接。五十多年过去了，每一次雨落，我都替那些再也听不见雨声的人，再听一遍。这雨声里，有他们吆喝的余响，有扁担吱呀的颤音，有泥土被翻开时湿润的呼吸。他们都已隐入这片土地，而河水替他们日夜诉说。
每年的雨，仍是从前的雨。
只是人，早已不是从前的人。我们用汗水、用血肉、用一代人的倔强，把雨的暴烈，化成了大地的温润。雨的脾性从未更改，但人间，已把它的脾性，驯得像一只猫，温顺地伏在河床里，静静地流。
草根，喻大发，上世纪七十年末开始文学创作，歇歇停停，生活在农村，未曾放弃文学梦，执笔至今，时有佳作奉献。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