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青铜的草原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参观记
张兴源
一
己亥年冬，我从延安北上，过榆林，越长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
一路所见，是北方冬日惯有的苍茫。天是那种洗过无数遍的灰蓝，高而远，像一块被岁月磨薄了的旧玉。大地坦荡地铺展开去，枯草贴着地皮，风过处泛起一片黄褐色的微澜。偶尔有羊群散在坡上，远远望去，像是谁不经意洒落的一把碎石子。黄河在看不见的地方拐了一个巨大的弯，将这个高原三面环抱——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河南地”了。
我是为着一座博物馆而来的。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坐落在东胜区兴胜路二号。车停稳当，我抬头望去，不禁微微一怔。那建筑并不算如何高峻——总高五十八米有余——却有一种奇特的、令人仰望的气度。厚重敦实的裙房沉稳地踞于大地之上，像是从土层里生长出来的基座；主楼以错动的环形布局层层相错，盘旋而上，灵动而不失庄严；最顶上，是一顶半球状的玻璃穹顶，镶嵌着卷云纹金边，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同行的人告诉我，这建筑的灵感，来自一顶战国时期的匈奴王金冠。
我便明白了。那穹顶便是冠顶，那盘旋的楼身便是冠带，那金色的玻璃幕墙便是冠上镶嵌的纹饰。而整座建筑，就是一座放大了无数倍的王者之冠，端端正正地戴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额头上。
裙房周边的幕墙上，装饰着从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抽象出来的符号——那是一些简洁而有力的线条，像是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被剥离了具体的形态，只留下骨骼和节奏。它们静静地排列着，如青铜之根植于大地，既传统又现代，既高贵典雅又质朴大气。
我在这座“王冠”前站了很久。北方的风从旷野上吹过来，掠过金色的幕墙，发出低沉的鸣响。那声音让我想起《史记·匈奴列传》里的一句话——匈奴人“随畜牧，逐水草”，他们的王，他们的冠，他们的全部家当，都在马背上。而今天，这顶“王冠”凝固成了三万平方米的建筑，不再迁徙，不再漂泊，静静地守护着一个早已逝去的青铜帝国。
我忽然觉得，这座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文物。
二
走进博物馆，光线骤然暗下来，又骤然亮起来——那穹顶是透明的，冬日的天光从玻璃上洒落，在通高的中厅里投下一片柔和的、流动的光晕。中厅空旷而高远，人在其中，渺小得像青铜器上一小片看不真切的锈斑。
四层、五层、六层是固定陈列。我乘扶梯缓缓上升，像是沿着冠带的纹路盘旋而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远逝的青铜的时代。
第一个展厅叫《源远流长的草原文明》。展柜里陈列着当年在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器物。朱开沟——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一个藏在伊金霍洛旗丘陵深处的偏僻小村。1974年，考古学家田广金在那里发现了被尘封了四千多年的古人类居住遗址。四千多年。那几乎是中原夏朝初立的时候，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先民已经在这里生息繁衍，铸造青铜了。
展柜里有一把青铜短剑，出自朱开沟遗址的晚期墓葬。剑身不长，不过一拃有余，刃部早已锈蚀，呈现出一种沉郁的暗绿色。但它仍然保持着剑的形状——那种简洁的、纯粹的、不容置疑的形状。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之一。我俯下身，隔着玻璃凝视着它。四千年的时光凝固在这把短剑上，像一个被压缩了的梦。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这把短剑的主人，大约就是这样一个“尽为甲骑”的战士吧。他或许驰骋在这片高原上，追逐着黄羊和野马；或许在某个月夜里，用这把短剑守护着部落的营帐和火堆。四千年过去了，他的骨头早已化作了尘土，他的姓名湮没无闻，只有他用过的这把剑留了下来，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等着一个从陕北来的作家，与它作千年对视。
我突然想起杜甫的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万古”，青铜亦可称“千古”吧？
三
第二个展厅叫《马背上的青铜帝国——鄂尔多斯及北方青铜文化》。这是博物馆的核心所在，也是我此行最期待的部分。
展厅宽阔而幽深，灯光被精心地调控着，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的星辰。我沿着展线缓缓移动，仿佛穿越了一条青铜铸造的时间隧道。
最先吸引我的，是一组青铜兵器。短剑、流星锤、鹤嘴斧、青铜箭镞。它们被整齐地排列在展柜里，森然有序，像一支沉睡的军队。那短剑的剑柄上，往往铸着动物形的装饰——羊首、鹿首、羚首。剑是杀伐之器，却装饰着温驯的动物，这矛盾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表达。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与牛羊为伴，他们铸造的兵器，也要带着牛羊的影子。
再看那些生活用具：青铜凿、青铜锥、青铜斧、青铜马衔、青铜泡饰。它们是日常的、朴素的、带着使用痕迹的。一把青铜刀，刃口磨得极薄，刀背上铸着一只伫立的羚羊。羚羊的线条流畅而优雅，四条腿微微岔开，像是在草原上站定了，回望什么。然而，这一回望，便是两千多年。
青铜刀。我在这把刀前站了很久。我想象着它的主人——一个匈奴族的女子，或者一个少年——用它切割羊肉，分割猎物，在漫长的冬日里，就着火堆的光芒，一点一点地削着木料。刀是实用的，但刀上的羚羊不是。那羚羊是一种寄托，一种审美，一种对草原生命的深情凝视。游牧民族的生活是艰苦的，迁徙、征战、与严酷的自然搏斗，但他们从未忘记在器物上留下人类追求美的痕迹。
这便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根本不同。中原的青铜器是礼器，是权力的象征，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庄严注脚。它们鼎彝尊簋，铭文煌煌，是用来“藏礼”的。而鄂尔多斯的青铜器是实用的，是随身携带的，是长在马背上的。它们没有长篇的铭文，没有繁复的饕餮纹，它们只有动物——奔跑的、伫立的、搏斗的、撕咬的动物。这些动物撒开了，就是草原本身。
展柜里有一件“伫立羚羊形青铜杖首”。羚羊的造型极其简洁，不过几根线条，却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警觉而优雅的姿态。它像是在倾听什么——风吹过草尖的声音，远处马蹄的声音，或者，两千年后一个参观者轻轻的脚步声。
四
在展厅的深处，我看到了那顶著名的鹰顶金冠——当然，是复制品。真品藏在内蒙古博物院，但复制品已经足够令人屏息。
金冠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一只展翅欲翔的雄鹰，鹰体由金片做成，中空，身体及双翅有羽毛状纹饰，鹰的头部由绿松石做成。下部是冠带，上面浮雕着一周狼噬咬盘羊的图案。整套冠饰重约一千四百克，融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
我隔着展柜凝视它。雄鹰昂首傲立，双翼微张，像是随时要腾空而起。它的脚下，狼与羊的搏斗凝固在黄金里——狼的利齿咬入羊的脖颈，羊的身体痛苦地扭曲着。这是草原上的日常，是生存的法则，是生命的残酷与壮美。而在这一切之上，雄鹰高高在上，俯视着这场生死搏斗，像一个沉默的神祇。
《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单于做鸣镝，训练士卒，“鸣镝所射，不悉射者，斩之”。那是一个铁血时代，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匈奴人用青铜和黄金铸造他们的武器、他们的饰品、他们的王冠，也用青铜和黄金铸造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美学、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
这顶金冠的主人，大约就是这样一位“鸣镝所射”的匈奴王吧。他戴着这顶金冠驰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身后是千军万马，马蹄踏过的地方，烟尘蔽日。两千年过去了，他的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他的子孙早已融入了更广阔的民族洪流之中。只有这顶金冠留了下来——不，连这顶金冠也只剩下了复制品。真品在别处，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
但复制品也是好的。复制品让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种文明。他们像鹰一样翱翔在草原上，又像狼一样撕咬着生存。他们留下的青铜器，是他们存在过的全部证据。
五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黄昏。
冬日的夕阳低低地挂在西天，将整座“王冠”建筑染成了金红色。那金色的幕墙在斜阳下燃烧起来，与天边的晚霞融为一体，恍恍惚惚的，像是青铜器上的旧包浆，被这最后的日光浸透了，透出暗红的花纹来。
我站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回望这座建筑。它静静地矗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像一个沉默的守望者。三万年前，“河套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四千年前，朱开沟的先民铸造了最早的青铜短剑；两千年前，匈奴的铁骑在这片高原上纵横驰骋；而今，这一切都被收纳在这座三万零八百八十九平方米的建筑里——时光万岁！
我想起《汉书·食货志》里的一句话：“徙贫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新秦中，就是鄂尔多斯。秦汉之际，这里是中原王朝的北疆，是“河南地”，是朔方郡。再后来，这里是赫连勃勃的大夏国都统万城所在地。再后来，这里是蒙古族的鄂尔多斯部牧地，“鄂尔多斯”，在蒙古语中意为“众多宫殿”。再后来，这里是伊克昭盟，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市。
“众多宫殿”——这个名字起得真好。草原上的宫殿是不需要砖石木瓦的，一座毡帐便是一座宫殿，一群毡帐便是一座城。而今天的鄂尔多斯，真的有了宫殿——青铜的宫殿，玻璃的宫殿，黄金的宫殿。这座博物馆，便是其中最辉煌的一座。
我转身离去时，风从草原上吹了过来，带着泥土和枯草的气息。那风里似乎有一种声音——青铜碰撞的声音，马蹄踏过草地的声音，鹰隼掠过天空的声音。那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在说话，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讲述着一个关于草原、关于马背、关于青铜与黄金的古老故事。
故事很长，长到可以写进“二十四史”，长到可以装进三万平米的博物馆。但故事又很短，短到一把青铜短剑就能说完，短到一顶金冠就能概括。
而我，一个从陕北远路而来的作家，在这个冬日的黄昏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倾听者。我把听到的记下来，用我的文字，用我的方式。至于能记下多少，那是另一回事了。
车过黄河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河面上泛着碎银似的光，那是月亮照在冰凌上的反光。我回头望了一眼鄂尔多斯的方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那座“王冠”的轮廓，还印在我的视网膜上，金灿灿的，像一个不肯褪去的梦。
己亥年冬月，记于鄂尔多斯归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