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熊

——陈年旧事/下海印记之八

文  陈昌华

老熊走了，又回到衡阳——他来闯深圳的那个出发地，回到他的家，回到他的书桌前，做他的学问去了。

时间真快，一晃就是两年。老熊到部里，一来就去办《宝安风》。用他在去年通讯员会上的一句有点诗意的话来讲：“是《宝安风》把我们吹到一起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很难说就和企业建立了如何深厚的感情。但老熊临走前说，我是要离开深圳，才离开宝安的，而不是为离开宝安而离开深圳的。

在他去意已决之后，也曾有一些单位向他挥动橄榄枝，他却认真地告诉我，如果还留在深圳，他是不会到别的单位去的。

老熊是副研究员，对王船山的美学研究颇有造诣。让这个“副高”来爬格子、编稿子，似乎有点屈才。但老熊并无半点抱怨，对在深圳，在企业这种太多的一百八十度的角色大转换。他似乎早有准备，见怪不怪。记得那年他来面试，我曾担心他愿不愿干这份活，没曾想，他二话没说，认了。

在编辑部，老熊是跑得勤，写得多的一个编辑。行内人知道，外出采访可不是什么美差，除了来去匆匆，颠来颠去，颇受奔波劳累之苦外，采访不易，是当今企业内刊的记者颇感头痛的难题。下属企业的经营忙得不可开交，还得应付采访，结果是拒绝采访者有之，马虎对付者有之，敷衍搪塞者有之。好不容易把素材扒拉回来，又得绞尽脑汁，赶着写稿、发稿。文章登出来了．写得好，是你应尽的职责。稍有不慎，材料失实，或数据错了，立马就招来一些指责和非议，那可全是记者的错。和其他记者相比，老熊因采访得多些，麻烦也就惹得多些，好在老熊并不介意，还是照跑、照写。一年下来，统计各个编辑自己的写稿量，老熊一不留神就排在了前头。

 谁也没想到，这个学文科、摇笔杆的秀才，竟对股市颇有研究。刚来宝安不久，他就抛出一篇颇有份量的股评文章，占了深圳商报小半版，令集团一些专业人士和部里一帮秀才刮目相看。近两年股市虽然低迷，他却三三两两常有一些文章散见于报刊，当然，也包括《宝安风》。对于宏观面、技术面，他不仅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预测涨跌，大都挺准。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老熊的理论和实践常常脱节，往往他的理论是对的，而他自己的操作，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最典型的，是1994年8月那波上升的行情发动之前，他不止一次对周围的同事讲：已见谷底，反弹在即。而他却在出差采访的前两天，将自己的存货统统斩仓。等他出差抵达目的地后，股市全面大涨，令他后悔不迭，我们也都扼腕长叹，为他惋惜。久而久之，有人开玩笑叫他“口头革命派”，他嘿嘿一笑自我解嘲：“还是本太小，亏不起，也就难沉得住气了。”

即便已离开宝安，他仍关注着深圳股市。前不久在第8期的《宝安风》上，他以“1996中国股市牛来啦”为题又写了一篇。一些行家和读者看后，都感觉他的分析还是蛮准的。我每每看到老熊的股评，却时常纳闷，这个研究庄子、研究王船山的老夫子，怎么能够和股评家联系起来。但老熊，却使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对矛盾，达到了统一。 

老熊想走，我曾问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主要还是想回去做学问，留在深圳虽说还能发展，但毕竟离自己苦心研究的专业还是远了，偏了。加之在这个喧嚣的环境，有太多的诱惑和浮躁，也很难静下心来。再一问还有什么原因，是他老感到脖子不适，经常疼痛。休假回到衡阳症状就消除了，一来深圳就又犯了，他怀疑是水土不服。当然，他也谈到了房子、老婆、孩子这些我们人到中年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只不过他把它们列入原因之一而并非主要原因。

对这些，我是很能理解的。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人生轨道运行惯了，突然转入新的轨道，原来的老轨道还是很有些惯性和吸引力的。转过来就转过来了，转不过来也是很正常的。

老熊走了，《宝安风》少了个编辑，衡阳又多了个做学问的。

 原载 《宝安风》1996年第11期    选自文集《企业长青藤》

 1996年6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