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聚会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文/李亚平

今夜的北京，华灯初上。一间小厅堂，茶香袅袅的。五位老者围坐在灯下，他们是从时光深处走回来的，衣襟上呀，沾着不同年代的风霜。

他们是——红船翁、井冈爷、遵义伯、宝塔君、天安公。今夜，是为党的生日，聚到一起来了。

红船翁头一个开口。声音蛮轻的，像桨叶子划过南湖的水面。

“一百零五年前那个夏天嘞……说实话，没多少人留意到我这条船。”

我呀，就是嘉兴南湖上一條极普通的画舫，停在烟雨楼前头。湖上有风，吹得船身一晃一晃的。船舱里，十来个年轻人压低了声音在商量啥。脸上又热切，又紧张——就在几天前，上海法租界的会场，刚刚遭了搜查。

“我这老艄公，迎来送往多少客人了，可从没见过那样的眼睛。”红船翁眯起眼，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午后，“那些后生家的眼睛里呀，有一种光——不是酒兴，也不是诗兴，是更深、更烫的东西。后来我才晓得，那个叫信仰。”

一大的会，就在我肚里开完了。通过了党纲，选出了领头的人。散会的时候，代表们一个个上岸，有一个人回过身来，对牢我，深深地望了一眼。“那一望哟……就是一百零五年。”红船翁轻轻叹了口气。

井冈爷把手中的竹杖往地上一顿，“咚”的一声闷响。“南湖的星火是点着了，可要它不灭，谈何容易呦！”

他说，党在三大的时候定下国共合作，四大又晓得了要重视农民。那时候党还年轻么，可已经懂得，要往最广大的乡下去扎根。

“可是么……一九二七年，刀子就来喽。”井冈爷的声音沉下去，像山里的闷雷，“血流成河。好些我认得的好后生，一晚上就没了。”

他说，那时候好多人动摇了，好多人走了。可也有人咬着牙关，把剩下的队伍拉上了山。

“我就是在那时候，撞见他们的。”井冈爷的声音忽然透出一股苍凉的豪迈，“扛着梭镖、火铳，衣裳烂得不成样子，脚板上全是血泡，可他们的眼睛里，跟南湖船上那股光，是一样一样的。”

那时候，党开始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八角楼的灯火，常常一亮就亮到天明。

“那是顶苦的日子，也是最纯的日子呐。”井冈爷说，“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可就是在那种地方，党学会了带兵，学会了发动群众，学会了在石头缝里头活下来——而且活一天，就壮一天。”

遵义伯端起茶杯，没喝。手指头慢慢摩挲着杯沿，像在抚摸一段扎心的旧事。

“湘江的水……那年是红透了的。”

五次反“围剿”之后，红军不得不走。二十多万人上路，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队伍里头，人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这条路，莫不是走错喽？

“一九三五年一月，他们开到遵义。我这辈子都没那么紧张过。”遵义伯说，“街上走的是疲惫不堪的兵，屋里开的是没日没夜的会。”

那是一场生死关头的会。吵，争，反反复复地琢磨。末了，实事求是的那个人重新走到了前头。

“从那天起，红军就不一样喽。”遵义伯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沼泽地。两万五千里嘞——每一步，都是用脚板一步一个烙印量出来的；每一步，都是用血汗一把一把浇出来的。”

他说：“党在遵义，上了最金贵的一课：错了，就要认；认了，就要改；改了，就能活。而且，能活得更好，路走得更长。”

宝塔君一直没吭声。他是五个里头最寡言的一个，可他的沉默里头，有黄土的厚重，有延河水的悠长。

“他们到延安的时候，那副样子哦……”宝塔君终于开了口，声音就像从远处飘过来的一句信天游，“鞋烂了，衣裳破了，人瘦得跟一把干柴火似的。可你猜咋？一安顿下来，就开荒，就办学堂，就趴在窑洞里写文章。”

他说，延安的窑洞里，生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生出了《论持久战》。那些油印的小册子，从宝塔山下往外飞，像长了翅膀一样。

“七大，就在我那儿开的。”宝塔君语气里浮起一丝骄傲，“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会上定下来，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

七大，是党真正成熟透的标志。就像一个庄稼后生，终于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开拔的时候，他们早不是那支破衣烂衫的队伍了。”宝塔君说，“有思想，有路线，有纪律，有民心。晓得往哪里走，也晓得咋个走法。”

天安公最后一个开口。他的声音里有大理石的质地，有朱红大门的气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身上挂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他说，那天下午三点钟，那个洪亮的湖南口音，响彻了整个广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我脚下的石板，震得嗡嗡响——那是三十万人欢呼的声浪传上来的。”天安公说，“我看见了五星红旗升起来，看见了战车轰隆隆开过去，听见了战机从头上飞过。礼炮二十八响，一步一个血印子，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

“建国以后，党领着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土改，抗美援朝，第一辆汽车，第一颗原子弹，治理黄河……有高兴的时候，也有走弯路的时候。”

“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又一次大转折。”天安公说，“一九七八年那个冬天，京西宾馆的会，开得热热乎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那天起，改革开放的大门，‘哐’地一声，就全打开了。”

他说，十二大提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往后，“一带一路”拉起来了，“中华崛起”这四个字，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了。

“咱这个国家，真是一天一个样。”天安公说，“我站在这广场上，看着游行的人一波一波走过去，看着这个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百零五年，弹指一挥间啊。”

五位老人都沉默了。

红船翁说，他曾在南湖见过一个后生，手捧《新青年》，眼里的光比湖面的日头还亮。

井冈爷说，他曾在黄洋界见过一位营长，浑身是血，还在那儿指挥冲锋。

遵义伯说，他曾在老城的小楼上见过一位领袖，通宵不睡，披着大衣来回踱步。

宝塔君说，他曾在延河边见过一群战士，吼着歌，自己动手开荒种粮。

天安公说，他曾见过在一次检阅里，队伍里头几个大学生打出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那位老人站在城楼上，望着长安街，轻轻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今夜，星火五老聚在一起，为的是一个名字：中国共产党。

从南湖到井冈，从瑞金到遵义，从延安到北京。一条船，变成了一艘巨轮。五十多人的信仰，长成了一亿人的队伍。一个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了这个世界东方最耀眼的一颗星。

天安公站起身，举起茶杯：“诸位——让我们共祝——”

四位老人齐刷刷站起来。茶杯轻轻一碰，发出清清脆脆的一声响。

“祝咱们的党，生日快乐！”

窗外，万家灯火，灿若星河。

每一盏灯，都是一百零五年星火的延续。每一颗星，都是中华崛起的见证。这星火至今，依然滚烫。这条路，还会一直往前铺——铺向更辽阔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