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三天就做完了。我自己要编的，是一部极有可能引来祸殃的秘密教材，那就是直接对抗"革命样板戏"专制的《世界戏剧学》。前面已经提到，很多艺术家只是对当时那几个戏提了一句半句温和的艺术建议，就面临死亡或身陷囹圄，我决定拼将最大的勇气，以一部权威性的国际教材来发起"一个人的起义"。这等于颠覆了当时极左派们的文化图腾，意义重大。这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着手，通过一个熟人潜入外文书库，边译边写。但那儿资料毕竟太少，而刚刚重新开放的复旦图书馆则好得多了。正是在复旦图书馆，我把《世界戏剧学》要论及的国家，从八个增加到十三个，堪称完整了。
我当时无法想象这部书能出版，因此，直到今天我还在为青年时代的自己深感骄傲。
在复旦大学，我看到，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立即手忙脚乱地抢时间，要把损失的几年补回来。他们当时所写、所讲的内容，还比较粗糙，来不及筛去时代的杂质。可理解的是，这是在救急，就像救灾的米麦中夹带着杂质一样。
我由于前几年已经彻底绝望，因此面对这样的大转折，走在校园里一次次眼眶湿润，心里总重复着四个字："天佑中华。"
我这个人一直对高层人事缺少了解，但对于在灾难中恢复教育文化的周恩来，却是佩服。因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教育文化的精气神难免散尽，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说，为什么后来恢复高考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能力立即开课？因为周恩来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
但是，这么重大的壮举，在极左的造反派看来是"右倾翻案"，必须"反击"。这使编教材的教师们又紧张起来了，因为复旦中文系也有这样一个人。我却不太在意，心想，什么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
医院里的爸爸，脸色姜黄，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满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带着那么多麻烦没有解决，却要离世而去，要把整副家庭重担撂给我这个还没有工作的大儿子身上了。爸爸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
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
因此，我暂时停止《世界戏剧学》的编写，与妈妈轮替着去医院。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侥幸。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等级很低，堪称蹩脚，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这使他在上海造反时的小兄弟骄纵万分。"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被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由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文学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
但是，"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我还是非常危险。他们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遇到更高层的矛盾，不希望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
这期间，外面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场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批判运动又在全国掀起。
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危，"反击"的对象是他的助手小平，因此又叫"批邓"。这场运动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接班，可谓生死予夺。因此全国一片肃杀之气，任何人都必须参加，谁也不能对抗。
正在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生怕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禁止一切悼念活动。我一听很愤怒，便拉着一位与我一样愤怒的赵纪锁先生，立即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由我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