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打开的窗 （三）

这可能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追悼会，已经受到"工总司"的密切关注。几天后，一个曾经一起编教材的"工总司"辅导员，姓孙，前来"探望"；第二天，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一个政治干部，姓周，也来"探望"。他们本来与我没有交往，不存在"探望"的理由，而且来了之后神情诡谲，都假装随意地问起召开周恩来追悼会的事，打听参加者的名单。我知道情况有异，当天晚上，快速逃离。

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直到弟弟送来一封信，说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

盛钟健老师弯着腰看了看我的小窝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说："这不行，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

我说："外面一片嘈杂。"

盛老师说："如果你只是怕嘈杂，不怕艰苦，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

他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找到了，并告诉我坐什么船，再坐什么车，他在何处等我。

就这样，我七拐八弯，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边。

隔代之悟 

那场政治运动一般以十年计算，大致分为"前五年"和"后五年"。所谓"前五年"，也就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正好是十年的一半。就在这中点上，传来了不能不听的消息，那就是接班人不见了，尼克松要来了，我们也要离开农场了。

在逻辑上，那场政治运动已经结束，但那些人怎么会甘心？于是出现了半是收拾残局、半是加紧反扑的"后五年"。

收拾残局的，是周恩来。他的关键行动，是领导复课、编教材。正是这个行动，使中华文化没有彻底断裂。这也使我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尊敬。

就像在跌跌撞撞的半路上突然看到了岔道，立即就明白哪条道更符合自己的心意。后来几年我的很多行为方式在别人看来非常大胆，其实都是误会。我只是找回了自己，做了一点出于本能的事。

因此，那场政治运动对我自己来说，只有五年，而不是十年。因为后来的五年，我已经把自己释放出来了。读者如果不信，可以看看我那部《世界戏剧学》，哪里有当时极端气氛的痕迹？

真正的危难，只有"里应外合"才能成立。一个人，完全可以身处危难之中，心在危难之外。当然，反过来也成立，身在危难之外，心在危难之中，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那些天天满面愁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