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不是停留在女性诗人的个案研究，而是把女性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深入考察，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现象。这基于80年代以来女性诗人的大量涌现和她们令人眼亮的创作实绩，也基于同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输入与传播，同时还基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

我们先粗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女性诗歌走过的道路。由20世纪初至“五四”，是女性诗歌的发轫期，秋瑾等的诗篇，开一代巾帼新风，显示了女性诗歌由传统的闺阁私情向实现妇女解放、民族救亡的转换。冰心诗歌的女性意识，则表现为对母爱的讴歌和女儿性的抒写。30至40年代是女性诗歌的成长期，林徽因、陈敬容、郑敏是这一阶段女性诗歌写作的杰出代表。50至70年代中期是女性诗歌的消沉期，尽管也有少数女诗人在写作，但受这期间文坛大气候的影响，这些女诗人公开发表的诗作大多泯灭了性别色彩。只有像林子这样的少数诗人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从女性角度吟咏爱情的诗篇，但也只有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发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女性诗歌的复苏期，舒婷的出现，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80年代中期是女性诗歌的崛起期，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陆忆敏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人掀起了猛烈的性别风暴，女性诗歌犹如奔腾的江水经过险峻的三峡，呈现出重岩叠嶂、激流澎湃的景观。90年代是女性诗歌的转型期，王小妮、蓝蓝、荣荣、娜夜、路也等人的作品，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胸襟，这阶段的女性诗歌则像出峡后的长江，潮平岸阔，豁然开朗，但其一往无前、奔流到海的气势，同样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回溯百年女性诗歌，意在提供一个观察、研究女性诗歌的宏观平台。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高潮的呈现，正是在新时期以来女性诗人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女性诗人已撑起诗坛半边天的基础上展开的。

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研究的高潮还与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本土化的历程相关。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朱虹在《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中最早介绍了美国“妇女研究”的现状，引进了“女权运动”、“女权主义”等概念。89年英国学者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系统编选了1929至86年间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权威论述，成为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8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运用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1992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张京媛出版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系国内学者首部系统编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文集，收录了上世纪七、八十的年代英美学派与法国学派的代表性论文。此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美国社会学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经典译著陆续出版，推动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使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官方与公众的关注，直接促成了90年代中期女性诗歌研究的高潮。

1990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启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工作，1991年中国正式发出承办申请，1992年联合国确定北京为举办地。最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定于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议题国际会议之一。

吴思敬 | 关于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研究与第四次世妇会

东方诗学

2026年6月4日 07:00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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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女性诗歌以其独特的性别意识和艺术方式，彰显出极其重要的社会与诗学价值。关于女性诗歌，学界著述颇丰，对其历史流变、诗学线索以及代表性诗人诗作的解读，都有精湛的论述。吴思敬教授题为《关于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研究与第四次世妇会》的文章，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了围绕“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盛事，《诗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推出的系列举措对中国女性诗歌研究的推动与促进。吴思敬教授的回忆，客观而深情，材料翔实，叙述简洁，对于梳理当代女性诗歌研究的脉络走向，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最初发表于《诗刊》2026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

 关于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研究与第四次世妇会  吴思敬

在中国诗歌史上，不是停留在女性诗人的个案研究，而是把女性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深入考察，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现象。这基于80年代以来女性诗人的大量涌现和她们令人眼亮的创作实绩，也基于同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输入与传播，同时还基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我们先粗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女性诗歌走过的道路。由20世纪初至“五四”，是女性诗歌的发轫期，秋瑾等的诗篇，开一代巾帼新风，显示了女性诗歌由传统的闺阁私情向实现妇女解放、民族救亡的转换。冰心诗歌的女性意识，则表现为对母爱的讴歌和女儿性的抒写。30至40年代是女性诗歌的成长期，林徽因、陈敬容、郑敏是这一阶段女性诗歌写作的杰出代表。50至70年代中期是女性诗歌的消沉期，尽管也有少数女诗人在写作，但受这期间文坛大气候的影响，这些女诗人公开发表的诗作大多泯灭了性别色彩。只有像林子这样的少数诗人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从女性角度吟咏爱情的诗篇，但也只有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发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女性诗歌的复苏期，舒婷的出现，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80年代中期是女性诗歌的崛起期，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陆忆敏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人掀起了猛烈的性别风暴，女性诗歌犹如奔腾的江水经过险峻的三峡，呈现出重岩叠嶂、激流澎湃的景观。90年代是女性诗歌的转型期，王小妮、蓝蓝、荣荣、娜夜、路也等人的作品，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胸襟，这阶段的女性诗歌则像出峡后的长江，潮平岸阔，豁然开朗，但其一往无前、奔流到海的气势，同样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回溯百年女性诗歌，意在提供一个观察、研究女性诗歌的宏观平台。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高潮的呈现，正是在新时期以来女性诗人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女性诗人已撑起诗坛半边天的基础上展开的。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研究的高潮还与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本土化的历程相关。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朱虹在《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中最早介绍了美国“妇女研究”的现状，引进了“女权运动”、“女权主义”等概念。89年英国学者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系统编选了1929至1986年间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权威论述，成为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8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运用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1992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张京媛出版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系国内学者首部系统编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文集，收录了上世纪七、八十的年代英美学派与法国学派的代表性论文。此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美国社会学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经典译著陆续出版，推动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使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官方与公众的关注，直接促成了90年代中期女性诗歌研究的高潮。1990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启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工作，1991年中国正式发出承办申请，1992年联合国确定北京为举办地。最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定于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议题国际会议之一。

《诗探索》1995年第一辑

正是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期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借世妇会的东风，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推进一大步。当时，张炯先生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我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后张炯找到我，让我先策划一个女性文学研讨会。我当时与谢冕和杨匡汉先生正共同主编《诗探索》，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商议，决定以《诗探索》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一次“女性诗歌研讨会”，并在《诗探索》上开辟“女性诗歌研究”专栏。接着就是紧张的约稿、组稿，在《诗探索》1995年第1辑上推出了关于女性诗歌的两个专栏：一个是“女性诗歌研究”，刊登了沈奇的《角色意识与女性诗歌》、汪剑钊的《女性自白诗歌》、张慧敏的《女性诗歌：个体经验的时空意象化》、荒林的《女性诗歌神话：翟永明诗歌及其意义》、刘群伟的《论伊蕾》、张建建的《女性的诗学——唐亚平论》、李森的《海男：蕃茄为什么在四月开始红起来》等七篇文章。另一个专栏是“女诗人自白”，发表了三位重要女诗人的文章：翟永明的《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唐亚平的《我因为爱你而成为女人》、海男的《危险的语言时期》。

在推出关于女性诗歌的两个专栏的同时，《诗探索》又紧锣密鼓地筹备女性诗歌研讨会。1995年5月20日，由《诗探索》编辑部主办的“当代女性诗歌：态势与展望”座谈会在中华文学基金会所在地文采阁召开。《诗探索》编辑部全体成员参加，与会诗人与评家有郑敏、屠岸、洪子诚、李小雨、沈奇、崔卫平、汪剑钊、臧棣、林祁、戴杰，以及正在北京大学访学的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博士贺麦晓。座谈会上诗人和评论家们围绕“女性诗歌”还是“女性主义诗歌”？“性别”与“自白”是误区还是优势？如何看待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以及女性诗歌如何超越自身等话题进行热烈的研讨，会后《诗探索》继续开出“女性诗歌研究”专栏，刊登了臧棣的《自白的误区》、李小雨的《失却女性》、崔卫平的《在诗歌中灵魂用什么语言说话》、郑敏的《在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等文章。1995年6月4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我在会上汇报了《诗探索》编辑部所主办“女性诗歌研讨会”的情况，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同时大家又提出，“女性诗歌研讨会”只涉及诗歌，面还是有些窄，建议研究会秘书处再筹备一个规模更大的包含女性写作各门类的“女性文学研讨会”。当代文学研究会经费有限，按照惯例，研究会要举办大型学术会议，通常要寻找地方院校合作。此时由于世妇会召开在即，临时去找外地院校合作已来不及，便决定以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合作单位。我把这一计划向首都师范大学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决定充分利用首都师大的现有资源 ，把开幕式和主会场放在校本部的报告厅，分会场则放在与会代表所住的白广路首都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就这样依然感到经费不足，于是我又与《女子文学》主编刘毅联系，邀请该刊也作为会议的主办单位，并承担相应的经费。《女子文学》是石家庄文联主办的刊物，刘毅请示文联领导，得到了支持。就这样会议的经费有了着落，秘书处的筹备工作也加速进行。当时电脑还未普及，我起草了会议通知经领导审查，打印出来后，由我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手写信封，寄给了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女性文学研究者。1995年8月25日至28日“中国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此时将要在怀柔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妇会的筹备也进入倒计时阶段。25日上午的开幕式本来邀请了了中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关涛同志到会，但由于世妇会召开在即，上午她在怀柔雁栖湖参加世妇会非政府论坛的演练，分身无术，下午才赶到会场看望与会代表，并在发言中介绍了在我国举行世妇会的背景、意义及当下的筹备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参加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的代表以各高校女性文学研究者为主，同时也邀请了女作家陈染、张抗抗，女诗人李小雨、女散文家韩小蕙、《萧红传》的作者肖凤，旅美学者沈睿等到场与女性文学的研究者对话。

1995年9月4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开幕式全景。联合国图片/Milton Grant。来源：https://www.un.org/zh/conferences/women/beijing1995

四天的研讨会十分成功。许多与会者反映，这么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十分难得，如果会议结束后就散掉了，非常可惜，能否成立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把这些女性文学研究者团结起来。根据大家的呼吁，当代文学研究会决定由秘书处邀请几位女性文学研究的骨干商量此事。于是在8月28日，也就是会议闭幕那天的晚上，由我牵头，在白广路首都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与会者有江苏社会科学院金燕玉、花山文艺出版社谭湘、厦门大学林丹娅、福建师范大学荒林、《女子文学》主编刘毅，会议主要讨论了能否成立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把各高校的研究女性文学的学者凝聚在一起，推动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荒林在会议现场做了记录，会后整理了一份“建议设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的报告，由我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后经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同意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二级机构，可每年或隔年举办一次全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一年以后，由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金燕玉牵头组织了第二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把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追认为中国女性文学首届研讨会。到2025年为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已成立30年，召开了17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组织者，而女性诗歌研究则始终是历次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的重要议题。2026年1月14日  

作者简介

吴思敬  诗歌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主要学术著作有：《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冲撞中的精灵》《心理诗学》《诗学沉思录》《走向哲学的诗》《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吴思敬论新诗》《中国当代诗人论》《文学原理》（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主编）《中国诗歌通史》（与赵敏俐共同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主编）《文学评论的写作》（合著）《文章学》（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