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程朱理学的是与非：二程与朱熹的优与劣、得与失——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八
李千树
摘要：程朱理学乃宋明儒学之主流，二程创天理之说，开理学之宗；朱熹集其大成，立四书之统，影响中国思想史垂八百余年。本文立足历史源流，辨析二程与朱熹之于儒学的历史贡献，兼论其各自的局限与不足。二程以“天理”本体回应佛老之挑战，使儒学重获哲学根基；朱熹则以精密的理气论、系统的四书学与严整的工夫论，完成了儒学从“五经”到“四书”的范式转换。然二程之学失之于粗疏，朱熹之学长于体系而短于实践，其“格物致知”沦于知解，“存理灭欲”流为苛责，终启后世“以理杀人”之弊。察其优而得其精，辨其劣而明其限，乃今日理解程朱理学之正途。
关键词：二程；朱熹；程朱理学；天理；四书章句集注
一、引言：理学兴起之历史因缘
儒学自两汉经学之后，渐趋式微。两晋隋唐之间，佛道二教昌盛，其思辨哲学远迈旧儒，士大夫“多入佛参禅，墨守儒学者专治训诂词章，无视对人的教育，于治世无补”。儒学若不革故鼎新，则无以抗衡佛老之冲击，亦无以回应时代之精神需求。
北宋中叶，儒学复兴之潮涌动。周敦颐启其端，张载弘其说，而程颢（明道，1032—1085）、程颐（伊川，1033—1107）兄弟则集其成而开新局。二程以“天理”二字为自家体贴出来者，将儒家伦理规范提升为宇宙本体，使儒学重获形而上的哲学根基。晚二程近百年而出的朱熹（1130—1200），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理学，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兼取张载、周敦颐、邵雍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程朱之学，遂成宋明儒学之正宗，影响中国文化垂八百余年。
二、二程之得：天理本体之创立与儒学哲理之新生
二程之于儒学，其功首在创立天理论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将“理”（“天理”）提升至最高哲学范畴，实自二程始。他们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式微之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把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理”，创天理论哲学。此一贡献，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使儒学得以在理论层面抗衡佛道之冲击。
二程之天理论，其要义在“理一分殊”与“天人一理”。二程所谓的“理”，既指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亦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这个“理”适用于自然、社会乃至一切具体的事物。“理”成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存在根据。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地位，至此开始用“理”来代替。此一转变，标志着儒学从以人格化之“天”为终极依据，转向以抽象化之“理”为形上根基，儒学之哲学化由此完成。
二程之得，其次在道统论之确立。理学道统论始由二程而确立。二程以“知道”“求道”为学说旨趣，自认为承接了孟子后中断近一千四百年之儒家“道统”。此一道统意识，不仅为理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的论证，更为后世儒学确立了明确的精神谱系。
二程之得，其三在工夫论之发明。二程强调“格物穷理”，将天理落实到人伦修养等价值层面，突出内心的性命之道，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修养论的发展转变。程颢侧重“敬义夹持”，程颐重视“敬以直内”，二人虽气象迥异——明道为人谦和，一团和气；伊川严肃，不苟言笑——然其“就身上做功夫”的精神则一以贯之，为后世儒学修养论奠定了基本范式。
三、二程之失：粗疏未精与气象之偏
二程之学，开创有余而精密不足。其天理论虽确立了理学的基本方向，但在理论的系统性与严密性上尚多有未逮。二程少有论太极，且对图书易学不予重视；其理气关系、心性关系等核心问题的论述亦多散见于语录之中，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此其粗疏之处。
二程之失，尤在程颐之严苛流于偏执。伊川为人严肃，不苟言笑，遇事必穷索其究竟，对人直言不讳，不留情面。邵雍临终前曾忠告小程：“面前路径，须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此一气象之偏，反映在学术上则表现为过分强调外在的规范与约束，为后世理学流于教条化埋下了伏笔。程颐将天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说，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此一区分虽使理论更为清晰，却也使天理与人欲、理与气之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紧张关系。
四、朱熹之得：集大成而开新统
朱熹之于儒学，其功远迈二程。朱熹以二程天理思想为基础，“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其贡献，约而言之有四端。
其一，理气论之精密化。 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不仅在理论的完备性、精致性上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以太极论发展了天理论哲学。朱熹提出“太极即理”的思想，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将“本体”作为道学形上学的最高范畴。他认为整个宇宙万物均由理与气构成，理是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为气之本，气为理之具。此一理气论，既避免了二程天理论之粗疏，又克服了张载气本论之价值中立，使儒学本体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
其二，四书学之系统化。 朱熹以二程理学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把原本松散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经典组合为一本著作。此四书经过朱子理学思想的注入，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机的体系性四书学。《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儒家经学从“五经”时代开始迈入“四书”时代。朱熹穷毕生之力打磨此著，自绍兴末年至庆元六年去世前夕，历时四十余年，反复修改。其以毕生精力成就经典之精神，实为后世学者之楷模。
其三，道统论之完成。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提出了“道统”“道学”之说，清晰勾画了儒家的道统谱系。他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程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朱熹通过诠释《四书》旧典和树《太极图说》新典的方式，推尊了以周程道学为正统的道学脉络，围绕道统建构了一套贯通形而上下的理论体系。自此，道统论成为后世儒学绕不开的核心话题。
其四，工夫论之条理化。 朱熹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纲领，将“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并列为为学之两轮。他通过吸收商周、先秦、北宋时期敬的思想，把敬的思想丰富化、条理化、清晰化。其格物致知论，既是认识理论，又是方法论。朱熹将“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提升为一个重大的哲学发明，使儒学的修养工夫有了明确的操作路径。
综观朱熹之贡献，其“把儒家伦理道德亦即人道与天道即天理合而为一”，建立了一个“庞大严密的思想体系”，堪称“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非偶然也。
五、朱熹之失：体系之蔽与实践之困
朱熹之学，博大精深，然其失亦不可讳言。
其一，以学问代修养之方法错位。 朱熹穷毕生之力注四书、编《近思录》、撰《太极图说解》，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然其晚年却发出“无所得”之慨叹。有学者指出，此一困境之根本原因，在于朱熹将“文化建构”（注经、考据、体系构建）误当作“心性修养”（修心、归静、放下），以“做学问”的方法替代“修心”的实践，混淆了文化领域与心性领域的本质差异。文化建构与心性修养分属不同存在层次，各有其规律与方法，不可相互替代。朱熹以读书、注经、穷理的方法求心性清净，正是方法错位的典型表现。此一方法之蔽，使朱熹之学虽博大而终欠圆融。
其二，格物致知论之内在困境。 程朱的“格物致知”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形上学”。其在力倡认识自然事物的同时，却未能提供切实有效的认知方法，因而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认识论的转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客观外求的认知主义思维路线，与中国古典哲学主观内省的大传统相左，对后代理学并无实质性影响。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在理论上虽有突破，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实，最终沦为一种知解性的学问。
其三，理欲观之流弊。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本意为节制过度之欲望，然在实际传播中逐渐演变为“以理杀人”的工具。清代思想家戴震批评程朱理学“执理”而“无权”，认为其“灭绝人欲”。朱熹的学说后来成为官方哲学，一些言论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禁锢人性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等言论成为民间约束人性的道德枷锁。此虽非朱熹本意，然其学说中理欲二分、重理轻欲的倾向，确为后世之弊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四，思想之一元化与学术之僵化。 朱熹身后，其哲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御用哲学；其所注解的《四书集注》成为知识分子入仕的教科书。程朱理学被定于一尊，导致了思想的僵化与学术的单一化。此一后果虽非朱熹所能预见，然其学说之为后世所利用与扭曲，亦构成朱熹之失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小结：是非得失之间
综观二程与朱熹之于儒学的贡献与局限，可得数端启示。
二程之得，在开天理之宗，使儒学重获哲学根基；其失在粗疏未精，气象偏严。朱熹之得，在集大成而开新统，以精密的理气论、系统的四书学与严整的工夫论，完成了儒学的范式转换；其失在体系之蔽与实践之困，以学问代修养，以知解穷心性，终启后世流弊。二程与朱熹，一为开创者，一为集大成者，其优其劣、其得其失，皆与其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紧密相关。
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六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其成为官方哲学后，亦不免被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利用。我们今天评价程朱理学，“应全面评价宋明理学”，既不可因其贡献而讳其局限，亦不可因其流弊而全盘否定。
“理”之一字，二程体贴而出，朱熹精密而彰。然理在经文中，亦在人心上；在书本里，更在实践间。朱熹晚年“无所得”之叹，正可视为对后世学者之警示：学问之道，不止于著书立说、体系建构，更在于身心实践、性命体认。此乃程朱理学留给我们最深刻之启示。
2026年6月26日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