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和老屋 (四)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
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墩了一墩,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这种奇怪方式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还坚决反对。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三天后,我陪着祖母回到了上海。
隔代之悟
一个延续长久的历史事件结束之前,会有一种大动荡,也会有一种大安静。
大动荡和大安静,看来完全相反,却是一种必要互补。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的人处于动荡的尖端,有的人处于安静的深处。
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分工,我,总是被分派到一个大安静的角落,顺势完成历史的大穿越。
这种分派,让我产生了一种习惯。只要面临真正的大事,立即就会安静下来。
我居然在一幢早被人们遗忘的半山藏书楼里,度过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最后岁月。
说起来,把我推到这间偏僻屋子里来的,是几股正在着手查缉我的邪恶力量,但结果却是很好。那些邪恶力量老是在关键时刻做成这样的好事,因此,我也就老是默默地感谢它们。
在我的大安静远处,是大动荡,那就是唐山大地震。
于是,一段历史眼看就要结束了。
几十年后,《中国文化课》出版,此书《自序》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生命基调,是以最大的安静,穿越最险的峡谷。"
很多读者突然看到这句话时怔住了,苦思起来。但是,听了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我的这种生命基调,开始建立在半山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