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和老屋 （四）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
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墩了一墩，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这种奇怪方式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还坚决反对。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三天后，我陪着祖母回到了上海。
隔代之悟
一个延续长久的历史事件结束之前，会有一种大动荡，也会有一种大安静。
大动荡和大安静，看来完全相反，却是一种必要互补。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的人处于动荡的尖端，有的人处于安静的深处。
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分工，我，总是被分派到一个大安静的角落，顺势完成历史的大穿越。
这种分派，让我产生了一种习惯。只要面临真正的大事，立即就会安静下来。
我居然在一幢早被人们遗忘的半山藏书楼里，度过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最后岁月。
说起来，把我推到这间偏僻屋子里来的，是几股正在着手查缉我的邪恶力量，但结果却是很好。那些邪恶力量老是在关键时刻做成这样的好事，因此，我也就老是默默地感谢它们。
在我的大安静远处，是大动荡，那就是唐山大地震。
于是，一段历史眼看就要结束了。
几十年后，《中国文化课》出版，此书《自序》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生命基调，是以最大的安静，穿越最险的峡谷。"
很多读者突然看到这句话时怔住了，苦思起来。但是，听了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我的这种生命基调，开始建立在半山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