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天外飞石落草原
——康巴什博物馆札记
张兴源
辛丑年七月，塞上正是草木最肥的季节。我从延安出发，过榆林，穿大漠，一路向北。车窗外的景色先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渐渐变成了毛乌素沙地边缘那一望无际的苍黄。待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天忽然高了，云忽然白了，风里带着一股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那是草原才有的味道。
此行的目的地，是康巴什。
康巴什，蒙古语意为“卓越的老师”。这个名字起得好。一个地方被称为“老师”，那就意味着它身上有值得人学习的东西。二十年前，这里还是毛乌素沙地与库布其沙漠之间的一片荒滩，沙峰一坡接着一坡，三分之二是贫瘠荒滩，三分之一是不毛沙漠。两个村庄，不足一千四百口人。谁能想到，短短二十年间，一座新城竟从沙窝里拔地而起？如今这里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排列在城市中轴线两侧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康巴什）、大剧院、图书馆等七大文化地标，光彩夺目，气势非凡，被世人誉为“凝固的史诗”。
而我首先要去看的，正是那座被称作“天外飞石”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康巴什）。
一
远远地，我便看见了它。
那是一块巨大的棕红色磐石，静静地卧在康巴什新区的中心广场上。古铜色的金属外立面在塞北炽烈的阳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仿佛一块从天外飞来的巨石，历经亿万年的风雨磨砺，终于在此处安了家。整座建筑的外立面由不规则的雙曲面构成，规整而灵动的层理状设计，诉说着某种衔接有序、经久不断的历史演变。顶部有斜向玻璃天窗，观众通过逐渐收缩的喇叭口进入建筑，两侧的铠甲状不锈钢板给人以穿越时空的感觉。
我站在广场上仰望着它，忽然想起《史记·匈奴列传》里的那句话：“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两千多年前，太史公笔下那些“随畜牧”而转移的匈奴人，可曾想到，在这片他们纵马驰骋的草原上，有一天会矗立起这样一座庞然大物？可仔细一想，又觉得这座建筑与草原并不违和——它那浑圆的轮廓，那不规则的曲面，那仿佛被风沙磨去了棱角的温润质感，不正是草原上被岁月打磨了亿万年的石头么？
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是美籍华人建筑师马岩松。据说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鄂尔多斯当地特有的红色砒砂岩。砒砂岩是鄂尔多斯高原上一种极易风化的岩石，外表呈赭红色，质地松软，遇水即溃，当地人称之为“砒霜”一般的石头——可见其脆弱。可就是这样一种脆弱的岩石，经年累月地经受着塞北的风沙、暴雨、酷热与严寒，却依然以山的姿态屹立在这片高原上。马岩松从中读出了某种精神——那种在恶劣环境中依然坚毅、顽强的精神。于是将这种精神凝固成了建筑，让一块“脆弱”的石头，变成了永恒的象征。
建筑获得了中国建筑界的最高奖——鲁班奖。但我以为，这座建筑的价值远不止于一个奖项。它是一座桥梁——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城市与逐水草而居的古老草原之间，架起了一座看得见的桥。当你站在它的面前，你既感受到了现代建筑的雄浑与力量，又依稀看见了远古草原上那些被风沙磨圆的巨石。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
二
走进博物馆，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与外观的粗犷雄浑不同，博物馆的内部空间开阔而明亮，仿佛走进了某种巨大的、被掏空了的山体内部。据说马岩松的设计理念，是要在博物馆的内部营造一种“相对于外界完全独立的内部景观”——一个被“壳体”保护起来的、与外界隔绝的文化净土。这让我想起《庄子·逍遥游》里的那个寓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博物馆不就是这样一座“藐姑射之山”么？它将数千年的文明宝藏收纳于腹中，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暂时脱离尘世的喧嚣，与远古的先民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博物馆的展览按时间轴展开，从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我随着参观的人流，一步步走进了鄂尔多斯高原那漫长而厚重的历史。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打制石器和古人类化石。它们出土于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河谷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石制品和一枚幼儿门齿化石。那枚小小的门齿，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科考人员陆续在萨拉乌苏遗址发掘出更多化石。展厅里陈列的“河套人”头骨化石，就是1956年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
我俯身凝视那枚复制品——一颗小小的、泛黄的牙齿。七万年前，一个幼小的生命曾带着它在萨拉乌苏河畔奔跑、嬉戏、觅食，然后化作了一捧黄土。七万年后，这颗牙齿被从黄土中请出，放进了玻璃展柜，接受着无数后人的注目。这是怎样一种奇妙的缘分？《礼记·礼运》云：“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天地将它们的“宝”藏于黄土之中，等待后人来发现、来解读。而人类，也从未辜负天地的这份馈赠。
与人类化石相伴的，是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披毛犀……统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其中一件披毛犀化石骨架，完整程度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堪称“镇馆之宝”之一。那庞大的骨架静静地立在展柜中，长而弯曲的犀角指向虚空，仿佛仍在草原上奔跑。我想象着数万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那时这里还不是草原，而是一片湿润的河湖纵横之地，河套大角鹿在河边饮水，披毛犀在草地上悠然漫步，而“河套人”们则手持石制工具，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沧海桑田，不过如此。
三
沿着展厅继续向前，便进入了青铜时代。
在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化中，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与人们熟悉的中原青铜器迥然不同，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饰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因为鄂尔多斯及附近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考古学界便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与夏、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那庄重、肃穆的礼器相比，鄂尔多斯青铜器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多为便于携带的日常生活实用器皿；以大量的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它们是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家当——既是工具，又是武器，还是装饰品。一件青铜短剑，可以割肉，可以防身，挂在腰间还是身份的象征。一件动物纹饰牌，可以系在皮带上，可以缀在衣襟上，走到哪里都带着草原的气息。
展厅里最令我震撼的，是那件战国时期的匈奴鹰形金冠。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胡冠”实物。整顶金冠由冠顶与冠带组成，总重约一千三百九十四克。冠顶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鹰喙部镶嵌着绿松石；冠带上浮雕着卧虎、盘羊、卧马等图案。半球形的基座上，浮雕着四组狼噬盘羊的图景。
我站在这件金冠面前，久久不想移步。两千多年前，一位匈奴部族的首领，头戴这顶金冠，骑着骏马驰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雄鹰在他的头顶展翅，虎狼在他的冠带上盘踞——那是何等的威严与气派！《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他们不筑城郭，不事耕作，却能用最精湛的工艺打造出这样的金冠。这说明什么？说明文明从来不只有一种形态。农耕文明有农耕文明的精致，游牧文明也有游牧文明的辉煌。它们如同黄河的两条支流，各自奔涌，最终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汪洋大海。
与金冠相伴的，还有大角羊杆头饰、青铜大角卧鹿、青铜兽首短剑等一批精美绝伦的文物。大角羊的双角呈夸张的“新月形”向后弯曲，形如天穹的弧线；卧鹿屈足昂首，造型静谧而内蕴力量；兽首短剑的柄首铸成虎、狼、羊等兽首形状——每一件都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这些文物让我想起《诗经·小雅·鹿鸣》里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原的鹿是优雅的、安详的；而鄂尔多斯青铜器上的鹿，却是被狼追逐的、被鹰俯视的——那是草原上真实的生活图景，充满了奔跑、追逐、厮杀与生存的紧张感。
四
从青铜时代再往前，便是蒙元时期了。
展厅以成吉思汗和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为主线，按古代蒙古族发展的脉络，分为序厅、“成吉思汗看中的故土”、“清朝时期的鄂尔多斯”、“鄂尔多斯人民的觉醒”、“绚丽多彩的民风民俗”等单元。
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路过鄂尔多斯，见此地水草丰美，不禁感叹：“这是梅花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他于是将这里定为自己的“看中的故土”。虽然成吉思汗最终葬在了别处，但鄂尔多斯从此与这位一代天骄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宫廷礼仪文化，在这里代代相传，延续了八百年。
展厅里陈列着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马鞍、酒壶等民族器物。那些精美的银饰、华丽的刺绣、古朴的马具，无一不诉说着这个马背民族对美的追求。我特别留意到一件清代的金佛像——那是宗教文化在鄂尔多斯扎根的典型代表。藏传佛教自明代传入蒙古高原后，逐渐成为蒙古族人民的精神寄托。佛的面容慈祥而安和，与展厅里那些充满张力的青铜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民族，既能在马背上弯弓射雕，又能在佛前低眉垂首——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
五
走出博物馆时，天色已近黄昏。夕阳将那块“天外飞石”染成了更加浓郁的赭红色，整座建筑仿佛燃烧起来一般。广场上三三两两的游人还在拍照留念，孩子们在喷泉边嬉戏追逐。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二十年后，这里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客厅。而博物馆——这块“天外飞石”——则成了这个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一件摆设。
我忽然想起清代学者阮元的一句话：“稽古之力，乃能致此。”考究古代的力量，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这座博物馆，正是“稽古之力”的结晶——它将鄂尔多斯高原数万年的历史浓缩于一室，让后人得以一窥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从“河套人”的打制石器，到匈奴人的鹰形金冠；从萨拉乌苏的披毛犀化石，到清代的鎏金佛像——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见了远古的草原、奔腾的河流、驰骋的铁骑、虔诚的信徒……
康巴什不同于我国任何一座城市。它不是在北京、西安、南京那样千年古都的旧址上扩建而成，而是在一片荒漠上凭空而起。它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却有着对历史最虔诚的敬意。它把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建在了城市的最中心，把数万年的文明积淀摆在了每一个市民和游客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是一种态度——一种“不忘本来”的态度。一座城市，无论建得多么现代化，如果忘记了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那它就只是一堆钢筋水泥的堆砌。而康巴什没有忘记。它用一座“天外飞石”般的博物馆，牢牢地锚定了自己的文化根基。
回程的车上，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座渐渐远去的建筑。夕阳下，它像一块被点燃的巨石，静静地卧在草原与城市之间——既是过去的守望者，又是未来的见证者。康巴什，这个蒙古语中“卓越的老师”，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它教会我，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教会我，一座城市的灵魂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而在于它记得多少过去；它教会我，即使在最荒凉的土地上，只要心中有根，就能开出最绚烂的花。
车窗外，毛乌素沙地的晚霞绚烂如锦。我闭上眼，仿佛听见了远古的风——那风曾吹过萨拉乌苏河畔“河套人”的脸庞，曾吹过匈奴骑士鹰形金冠上的羽毛，曾吹过成吉思汗西征的铁骑，如今，它又吹在了我的脸上。风还是那阵风，草原还是这片草原，只是草原上多了一座城，城里多了一块“天外飞石”——一块装着整个草原历史的石头。
这就够了。
2021年7月初稿 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