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永昌（河南）

 

摘要

 

在近代汉语诗歌破旧立新的演进浪潮里，白话新诗逐步占据文坛主流。与此同时，“新古体诗”一脉薪火绵延，它承袭古典诗词形式根基，融汇现代语言体系与时代思想内核，也被学界称作现代旧体诗、当代革新格律诗。本文以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梳理百年间新古体诗的理论争鸣脉络与创作实践历程，划定文体概念边界，提炼其独有的现代审美特质，剖析文体现代化转型的文化价值与现存困境，并对未来学术研究方向做出前瞻性规划，为传统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新古体诗；五四文学；旧体诗词；现代性；诗学建构

 

一、引言：概念厘定与研究缘起

 

“新古体诗”尚未形成绝对统一的学术界定，是二十世纪学界对传统格律诗词现代化革新创作的统称。文体名称本身蕴藏内在张力：“古体”溯源形式本源，既可遵循近体诗平仄押韵的严密法度，亦可沿袭汉魏古风、乐府歌行的自由体制；而“新”则指向题材拓展、语言白话革新与精神内涵的当代重构。

 

概念的模糊性，根植于五四文学革命复杂的历史背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摒弃仿古文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主张解构雕琢化的旧式贵族文学，旧体诗词一度被贴上传统文化桎梏的标签。但极具思辨意义的是，毛泽东、鲁迅、郁达夫、聂绀弩等新文化阵营学人，始终坚持旧体诗词创作。这一创作反差促使学界反思：古典诗体是否拥有承载现代思想的包容力，新古体诗由此逐步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范畴。

 

本文所探讨的新古体诗，特指五四之后，创作者沿用古风、律绝、词曲等古典形制，挣脱文言典故与传统意境束缚，以现代词汇重构意象，书写当代社会图景与个体生命感悟的诗词作品。它区别于一味仿古、死守古韵的拟古创作，又完全不同于消解韵律结构的自由新诗，构成衔接古典格律与现代诗歌的中间形态。

 

二、历史演进：百年流变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发轫期（1919—1949）：革命语境下的潜行突围

 

新文化运动落幕之后，白话新诗主导文坛格局，旧体诗词并未消亡，转而进入潜行探索阶段。此时期新古体诗分化为两大创作流向。

其一为革命志士的宏大抒怀。毛泽东以《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等名篇为代表，将严谨格律与革命理想融为一体，拓展了旧体诗词的题材格局与精神境界，把传统诗体的时代表现力推向新高度，为后世新古体诗树立了经典范式。

其二是进步文人的精神宣泄与现实抗争。鲁迅《自嘲》、郁达夫《钓台题壁》皆是“旧瓶装新酒”的典范，依托古典格律载体，寄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忧患、内心苦闷与社会批判。聂绀弩的“三草”系列创作源流便萌发于这一时期，他以诙谐笔触记述特殊岁月的人生境遇，独创“聂体”诗风，极大拓宽了旧体诗词的叙事边界与表达空间。

 

（二）沉潜期（1949—1978）：体制延续与民间暗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旧体诗词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史叙事之外，仅在特定圈层维系创作活力。毛泽东曾坦言自身对旧体诗词的偏爱，同时坦言格律体裁容易束缚思维，并不倡导青年群体研习，形成了特殊阶段的官方认知矛盾。

这一阶段诞生大量讴歌时代建设的诗词作品，《红旗歌谣》合集极具代表性。尽管作品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却完成了古典形式适配新时代内容的初步尝试，为后续全国范围内的格律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数十年间，民间诗词创作暗流涌动，为改革开放后的文体复兴积蓄了力量。

 

（三）复兴期（1978—2000）：朦胧诗之外的创作新翼

 

改革开放唤醒文艺创作活力，沉寂已久的新古体诗正式浮出水面，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同步迎来复苏。1987年丁芒于《江海诗刊》刊发《论新古体诗》，第一次旗帜鲜明构建新古体诗理论体系，提出创作应当从“旧瓶装新酒”进阶为“新瓶装新酒”，适度放宽格律枷锁，吸纳生活化口语入诗，随即引爆全国诗词界的格律改革大讨论。

1982年聂绀弩《散宜生诗》出版问世，“以杂文笔法入诗词”的创作思路震撼文坛，为旧体诗现代化转型提供成熟范本。与此同时，早期网络论坛悄然兴起，打破专业作家的创作垄断，民间诗词爱好者拥有稳定交流阵地，为新世纪诗词大众化传播埋下伏笔。

 

（四）多元期（2000年至今）：新媒体时代的繁荣与隐忧

 

步入二十一世纪，依托社交媒体的传播红利，新古体诗进入体量井喷的多元发展阶段。首先，创作群体全面大众化，据中华诗词学会统计，国内诗词爱好者已达数百万人次，民间创作数量空前增长。其次，题材内涵不断扩容，创作跳出家国咏怀、山水怀古的传统框架，都市日常、现代科技、网络文化乃至科幻意象纷纷融入笔墨。再者，学术研究走向纵深，学界跳出新旧诗体对立的陈旧争论，深耕旧体诗现代性建构路径，王兆鹏、钟振振、胡迎建等学者，从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多角度展开系统性研究。

繁荣表象之下，文体弊病愈发凸显：作品同质化严重，精品产出稀缺，程式化“老干部体”泛滥，部分创作者堆砌辞藻、空洞抒情，缺失真情内核，长期制约新古体诗艺术层级的提升。

 

三、诗学特征：游走于传统法度与现代意识之间

 

纵观百年经典创作，新古体诗形成四大革新化审美特征。语言层面弃繁从简，摒弃晦涩文言虚词与冷僻典故，兼容现代白话、外来词汇与科技术语。聂绀弩《球鞋》“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用语质朴直白，意蕴悠远绵长，是语言革新的典范之作。

题材层面实现大范围扩容，挣脱山水田园、羁旅咏史的传统局限，将都市文明、工业进程、虚拟空间等新生事物纳入创作视野。刘征寓言诗词依托古典形式针砭现实，赋予旧体诗鲜明的现代思辨精神。

意象体系完成重构升级，明月、杨柳等传统意象被赋予时代新意，火车、霓虹、现代机械等物象逐步演变为新型诗意符号。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汽笛一声肠已断”，将近代工业符号嫁接古典离愁意境，碰撞出极强的艺术张力。

格律体系秉持弹性包容原则，这也是学界争议的核心焦点。一部分创作者坚守古法，严格恪守《平水韵》与平仄规则；丁芒、贺敬之等革新派主张大体整齐、大体押韵，允许合理破格，鼓励个性化自度曲创作。当下主流创作普遍奉行“求正容变”的折中理念，恪守格律精髓，包容时代化变通。

 

四、百年理论争鸣三大核心议题

 

其一，新旧诗体立场之辩。论战贯穿诗歌现代化百年历程，早期胡适一派认为旧式格律僵化滞后，难以承载繁复的现代思想。而格律拥护者提出，平仄押韵造就的凝练感与音韵美，是汉语独有的艺术优势，具备恒久生命力。钱理群提出突破性观点，新诗与旧体诗并非对立博弈，二者同属中国现代文学体系，理应并行共生、彼此借鉴，这一理念已然成为当今学界共识。

其二，现代性内涵界定之争。现代性是新古体诗存续的法理根基，学界逐步达成共识：现代性绝非浅层的白话改造，核心在于思想内核，即独立人格、人文关怀、理性批判精神与现代人全新的时空认知。莫砺锋总结，旧体诗现代性的本质贵在求真，书写真实时代生活，抒发真挚内心情感，便是文体转型的核心要义。

其三，格律改革尺度边界之争。平仄存废、古韵与新韵的取舍长久争论不休。2004年中华诗词学会发布《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确立“倡今知古”声韵改革原则：创作优先推行适配普通话的《中华通韵》，同时传承研习传统音韵文化。该折中方案广泛应用于创作实践，但其深层理论探讨依旧持续推进。

 

五、研究现状、短板

 

历经数十年沉淀，新古体诗学术研究已积累丰厚成果。文献整理方面，毛泽东、聂绀弩、郁达夫等名家诗词全集陆续整理出版；作家个案研究成果丰硕，围绕代表诗人的风格、思想剖析论文数量繁多；宏观史学著作相继问世，胡迎建《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史》、郭延礼《现代旧体诗史稿》填补了文学史体系空缺；丁芒、刘梦芙、马大勇等学者，搭建起新古体诗基础理论框架。

现有研究体系依旧存在明显短板：研究重心过度偏向文坛名家，忽视民间诗社与基层创作群体；研究多停留于文本静态赏析，缺少新媒体语境下传播机制、读者接受美学的动态探究；研究视野局限于大陆创作，缺少港台及海外华文诗词的横向对比；研究方法偏重定性解读，缺乏大数据量化分析，未能完成百年创作风貌的数字化梳理。

 

结语

 

百年跋涉，新古体诗已然成为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中一条不可割舍的文脉支流。格律从来不是禁锢思绪的桎梏，而是汉语诗意挥洒的独有章法；古典传统亦绝非时代前行的包袱，而是当代文学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往后的学术研究，理应补齐谱系断层、拓宽跨学科研究视野，借力数字人文挖掘创作规律，以全球视域完成横向参照。创作层面唯有扎根时代肌理，恪守汉语诗性本源，以真诚笔触描摹当代人心境，新古体诗方能在守正与创新之间行稳致远，在华夏文脉长河之中赓续新生，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