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走读生活

孙喜贵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沟里，三面高山环绕，连绵起伏，峰峦叠嶂。全村仅一个生产队，共一百三十多口人。村里设有一所小学，读完五年级，就要到距离村子七华里的东安居村上初中。每天清晨七点动身，书包里只装一个糠面窝头，便是全天的午饭。

东安居大队办有一所中学，取名“向阳中学”，校址设在北山根的龙门寺，此地又称马跑泉。寺院东侧有一眼山泉，活水常年不断；泉水出口处立着一块巨石，石面上天然印着一处马蹄痕迹，马跑泉也因此得名。从1972年初到1974年初，两年近七百个日夜，构成了我初中阶段完整的走读岁月。

初中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心性天真懵懂，不懂何为苦、何为累。每日同三位同窗结伴往返，一路欢声笑语。当时开设的课程不多，仅有语文、数学、物理、无机化学，音乐、体育算作副科。那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特殊年代，正值特殊时期，师资力量薄弱，任课教师大多是民办、代课教员，全校仅有一位公办教师，姓赵。

赵老师负责讲授物理与化学，学识扎实，只是不善言辞，很难把知识点讲透彻；但他性情温和，管不住课堂上调皮嬉闹的学生。我们班是多个年级拼凑而成，四十多名学生，年龄差距悬殊，学习基础参差不齐，不少孩子贪玩好动，课上课下总爱交头接耳。赵老师索性顺其自然，学生自顾说笑，他自顾讲课，听与不听全凭自觉。

记得有一回上课，几名学生高声闲聊，念叨当天是周五，明天周六便能自在玩耍。平日里温和的赵老师难得动怒，严厉训斥道：“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想着玩，后天你们就不用读书了吗？”话音落下，教室瞬间一片寂静。

班主任杨老师教语文，性情与赵老师相近，腹中有学识，却同样不擅长表达，管束学生比赵老师稍严格几分。班里调皮的孩子大多是东安居本村人，他终究难以约束。但有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后悔。”步入工作多年后，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重量。

此处想起一件旧事，算是杨老师对我的一次批评惩戒。我的同桌是位女生，比我年长三岁。一次我们因课桌中间的“三八线”争执起来，她言辞犀利，把我惹得急躁冲动。她的墨汁盒是铜制圆盒，我一时赌气，抓起盒子摔在地上。盒子没有破损，墨汁却泼洒一地。

事发在一个下午，当天语文课刚学完一篇篇幅很长、足足数页的对口词。女生转头向杨老师告了状，我被叫到办公室批评。责骂并不算重，可老师罚我把整篇对口词背熟才能离校。下课之后独自背诵，心里满是压抑。我躲到西侧小院，靠着院门反复诵读，终于完整记熟，捧着课本回去，当着杨老师的面一字不差背诵完毕。

等走出校门，天色早已漆黑。十三岁的少年，独自走七里山路回家，心里难免发怵。没想到村里另外三位同学，一直守在学校下方的大路等我。四人结伴返程，一路上说笑打趣，方才背书的紧张、被批评的烦闷与一身疲惫，尽数抛到脑后。

数学老师也姓杨，虽是代课教师，数学功底格外深厚，口才出众，讲课浅显易懂。他从不用厉声斥责学生，却自带威严，再顽劣的孩子见了他也不敢肆意捣乱；即便有人无心听课，也绝不会交头接耳。我素来偏爱数学，听课格外认真，成绩常年稳居前列，不少同学还会借我的作业本抄写。我的理化成绩，同样排在班里前几名。

那时全社会正广泛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来才知晓，当年他参与的只是工农兵学员文化摸底，并非正式高考。受这种风气影响，不少同窗无心向学，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务农。

想要读高中需要参加升学考试，当时有政策：在本公社读完初中，考上高中便在公社社办中学就读。东安居属宇庄公社，我们村归鹿头公社管辖，按规定，我要去宇庄公社读高中。宇庄距离村子十六华里，住校开销家里无力承担，读了短短几周，我托人办理转学，转入离家八华里的偏城社中，依旧走读，省下食宿开支。若是转到鹿头公办高中，花费更高，家中实在无力供给，偏城社中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就此，我的高中走读生涯正式开启。当初一同走读的四人里，有一位同学辍学务农，此后每日同行的只剩三人。我们三人年纪相仿，清晨书包里依旧只装一个糠面窝头，当作午饭。

偏城社中校舍设在旧煤站，瓦房年久失修，每逢下雨四处漏雨；冬日窗户只用旧报纸糊住，四面透风，教室里没有取暖煤炉，学生双脚冻得红肿发痒，双手冻得肿痛开裂，师生的学习生活都十分艰苦。

陈老师是县一中下派的学校负责人，同时兼任高中数学教师。眼见破旧漏雨的校舍，他多次对接偏城公社、大队干部反复协商，争取到一处新校址，很快建成七间新校舍：一间用作教师办公室，剩余六间分为三间教室。桌椅板凳仍是原先的旧家具，全部搬到新校舍继续使用，教师宿舍与食堂，依旧留在原先的煤站旧址。

我们这一届刚搬进新校区，校园配套一片空白：没有厕所，没有操场。两项工程全部由师生共同修建，大半时间半工半读，或多或少耽误了课业，但高中师资质量远优于初中，各科任课老师均为科班出身，专业功底扎实。

两年高中，劳动任务接连不断：修建厕所耗时近半个月；平整操场持续一月有余；公社农场河滩地势坑洼，需要起高垫低、测量修整，同学们前后劳作二十多天。偏城西峧有国营林场，漫山松柏，层林翠绿。大概1975年，松树林滋生一种害虫，记不清具体名目，我们隔三差五上山捉虫，往返数次。

高中语文由吕老师授课，他讲课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余味悠长，也正是受他熏陶，我才沉下心钻研语文。每周一篇作文，班里四名学生文笔尚可，我便是其中之一。

一堂语文课上，吕老师本打算朗读范文，翻开我的作文本，看见封面上我龙飞凤舞写的三个字姓名，非但没有朗读，反倒用半节课严厉批评我。他举起作文本，让全班同学看清字迹，批评道：“你自比孙悟空，拿笔杆当金箍棒，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难不成你也想大闹天宫？”这件事，时隔多年依旧清晰如昨。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那天我们在校上课，程老师正讲授数学课，消息传来，老师与全班学生整整哭了一节课，整间教室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1976年2月，我毕业离校，当年虚岁十六，种种场景，记忆格外清晰。

一千三百多个走读晨昏，一千三百个糠面窝头伴我往返山路。纵然走读岁月满是艰辛，当年所学文化知识有限、基础薄弱，却彻底砺炼出我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曾写过一首小诗追忆这段走读时光：

麻绳纳底布裁帮，量出乡愁万里长。

两脚风尘终不滞，山蹊日日读书郎。

这短短四句，便是我少年走读生涯最真实的写照。

作者简介：河北涉县退休干部，平素喜爱阅读各类杂书，闲暇执笔撰文，偶有作品刊发于地方媒体与文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