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血与盐的史诗
——2022年春重读巴别尔《骑兵军》
张兴源
一
二〇二二年的春天，来得迟，且忸怩。黄土高原上的风，照例是裹着沙粒的，扑在脸上，有种粗粝的实在感。窗外的延河，冰凌早已化尽，水是浑黄的，慢吞吞地流，像一个人憋了一冬的心事，终于肯往外倒一倒了。我坐在延安城北枣园路上的那间堆满书报的“十二万卷楼”里，目光从窗外收回，落在书架上那排深色的书脊上。
那是二〇一六年十月买的《巴别尔全集》，漓江出版社出的，精装五卷，沉甸甸地挤在一起，像五个沉默的兄弟。第一卷《敖德萨故事》，第二卷《骑兵军》，第三卷《故事与特写》，第四卷《巴别尔剧作集》，第五卷《巴别尔书信集》。买回来那阵子，我是通读过一遍的，但那时候心浮，读得潦草，只觉得这犹太人写得怪，写得狠，写得让人心里发紧。如今六年过去，自己又添了几茎白发，世上的事也见得更多了些，便想着该重读一遍了。这一回，我专拣了第二卷《骑兵军》来读。
书从架上取下，封面上那个瘦削的、戴一副圆框眼镜的俄国人，正用一双深陷的眼睛望着我。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怜悯，又像嘲讽，更像一个早已预知自己结局的人，在隔着八十多年的光阴，对后来者发出无声的诘问。他就是伊萨克·巴别尔——一个只活了四十七岁、留下的全部作品摞起来不过几百页、却凭着一本薄薄的《骑兵军》便足以在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犹太天才。
二
巴别尔生于一八九四年，黑海之滨的敖德萨，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敖德萨那座城市，是俄国南方的一颗明珠，港口里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码头上挤满操着各种语言的水手和商贩，空气里永远飘着咸腥的海风与烤面包的焦香。巴别尔从小被家人逼着读书，十六岁以前，他一直在研读犹太语言、《圣经》和《塔木德》，据说十三四岁时，就已通读了卡拉姆津长达十一卷的《俄国国家史》。中学时代，他手不释卷，读拉辛、读卡莱尔、读莫里哀，在法文教师的指导下，还尝试用法文写小说。这样的教育背景，注定了他日后成为一个既深植于犹太传统、又沐浴着欧洲文明光泽的“两栖人”——而这种身份的撕裂感，恰恰成了他全部创作的隐秘源泉。
一九一五年，二十一岁的巴别尔中断了在基辅商学院的学业，只身奔赴彼得堡。在那个北方帝都，他没有合法居住权，见了警察就得躲。他向各家编辑部投稿，却屡屡碰壁，所有的编辑都劝他去当伙计。直到一九一六年底，他去见了高尔基。高尔基收留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在他的《编年纪事》上发表了巴别尔最初的几个短篇小说。随后，高尔基对他说了一句改变了他一生的话：“到人间去吧。”
“到人间去”——这几个字，是高尔基给年轻的巴别尔的一剂猛药。于是，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巴别尔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服役，又在敖德萨省委、苏维埃印刷厂、彼得堡和梯弗里斯的编辑部之间辗转。他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铁，在俄国大地上被抛来抛去，被各种烈火淬炼。而这所有的经历，最终都汇聚到一九二〇年那场改变了他命运的战争中去。
三
一九二〇年，二十六岁的巴别尔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化名“基里尔·柳托夫”，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俄第一骑兵军，向波兰进军。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会战。数万匹马在乌克兰和波兰的平原上奔腾，马蹄踏碎庄稼，刀锋劈开空气，鲜血把第聂伯河的支流染成暗红。巴别尔骑在马上，戴着那副圆框眼镜，在一群粗犷剽悍的哥萨克中间，活像一只混进狼群的羊。他在行军的间隙里，趴在马鞍上或者蹲在战壕里，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记下战场的血腥，记下士兵的脏话，记下被炮火摧毁的犹太小镇里那一双双惊恐的眼睛。
这本《一九二〇年日记》，后来成了《骑兵军》最核心的素材库。仗打了三个月，巴别尔目击了一切：胜利与溃败，英勇与怯懦，理想主义的光辉与兽性的大爆发。战后，他回到敖德萨，花了几年时间消化那些记忆，从一九二三年起陆续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一九二六年，《骑兵军》结集出版。
然而，这部让他名满天下的作品，也让他几乎被自己人撕碎。布琼尼本人对《骑兵军》大为光火，认为巴别尔丑化了第一骑兵军的形象。高尔基不得不亲自出面为巴别尔辩护。但风暴远未结束。一九三九年，在大清洗的恐怖浪潮中，巴别尔被指控为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他被枪决。直到一九五四年，才被苏联当局平反。
一个记录了战争真相的人，最终被自己曾为之战斗的体制吞噬。这大约是二十世纪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之一。
四
重读《骑兵军》，我是按着书中的顺序，一篇一篇往下啃的。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本身，收三十八篇；第二部分是《＜红色骑兵军报＞刊文》，收了四个短篇；第三部分是《一九二〇年日记》；第四部分是《巴别尔生活和创作年表》。我重点读的，自然是那三十八个短篇。
开篇第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巴别尔用一段让人喘不过气的文字，把读者一把拽进那个血腥的夜晚：“昨日战场厮杀和战马死伤发出的血腥味儿，点点滴滴，渗入向晚的凉意。黢黑的兹勃鲁契河咆哮着，激流险滩卷起千堆雪。桥梁都被破坏殆尽，我们不得不泅渡过河。一轮明月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水面上呈现出战马的马背，成千上万匹马，马蹄踏踏，溅起哗哗的水花。”短短几十个字，视觉、听觉、嗅觉全有了，浩大的骑兵渡河场面如在眼前。可紧接着，叙事者被分配到一户犹太人家中过夜，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竟与一具老人的尸体同床。老人的女儿流着泪问：“我很想知道，整个大地上，您还能在哪儿找到我爹这样的父亲……”——从史诗般的战争场面，到一间小屋里的个体悲剧，巴别尔只用了一个转身的距离。
《我的第一只鹅》是全书最著名的一篇。叙事者柳托夫初到骑兵连，哥萨克们不把他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当回事。为了赢得他们的认可，他当着全连的面，粗暴地踩死了一只鹅，让房东老太婆煮了来吃。哥萨克们大笑：“这小子的脸跟我们挺配！”可当天夜里，叙事者却梦见女人，醒来后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这一脚踩下去，踩死的不只是一只鹅，还有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一点幻觉。为了被“自己人”接纳，你必须先变得和他们一样野蛮。这是巴别尔对自己、也是对整整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残酷解剖。
《盐》被博尔赫斯盛赞为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短篇。全篇以一个战士写给编辑部信的形式写成。战士“我”出于同情，让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搭上了运盐的军列。半路上发现，那襁褓里包着的竟不是孩子，而是一包包私盐。战士愤怒地将那妇女赶下车，又一枪把她给崩了。那女人临死前说了一句话：“骗人的不是我，骗人的是我遭的罪，是我心头的愤恨。”——这篇小说短得惊人，却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穿了战争、人性、欺骗与苦难之间那层薄薄的隔膜。
《多尔古绍夫之死》写一个身负重伤、无法继续行军的战士多尔古绍夫，把自己的小本子交给他的排长阿丰卡，恳求他寄给母亲，然后请求阿丰卡给自己一个了断。阿丰卡开了枪。——这不仅是战争中的“不得已”，更是巴别尔对生命尊严的终极叩问：当活着比死亡更屈辱时，死亡是否成了最后的人道？
《一匹马的故事》写骑兵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心爱的战马被师长萨维茨基强行占为己有。赫列勃尼科夫四处告状，四处碰壁，最后心灰意冷，退党退役。——一匹马的故事，何尝不是一个普通人在强权面前尊严尽失的故事？
三十八篇，篇篇如此。每一篇都短，短得像一把匕首；每一篇都狠，狠得直捅要害。巴别尔从不抒情，从不议论，他只呈现——用最简洁、最精准、最克制的语言，把那些血淋淋的瞬间钉在纸上，像昆虫学家把蝴蝶钉在标本盒里。海明威说巴别尔比他还凝练。这话不假。海明威的简洁是冰山式的，藏七分露三分；巴别尔的简洁是刀锋式的，每一刀都见血。
五
《骑兵军》中还有一个隐身的、无处不在的主人公，那就是叙事者“柳托夫”——巴别尔的化名。柳托夫是个戴眼镜的犹太人，书生气，在那些粗野豪放的哥萨克中间格格不入。他观察着他们，记录着他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他们。他是战场上的异类，是文化上的混血儿，是革命洪流中一个不合时宜的旁观者。巴别尔通过柳托夫这双眼睛，实现了一种双重叙事：表面上是哥萨克骑兵的战争故事，骨子里却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在暴力与文明、信仰与革命之间的撕裂与挣扎。
柳托夫这个人物，是巴别尔最深刻的自我剖析。他既是参与者，又是记录者；既渴望被接纳，又无法放弃审视的距离。他的眼镜——那个在《骑兵军》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既是物理上的视力工具，也是精神上的隐喻：他看得很清楚，比那些不戴眼镜的人看得更清楚，而这“看清楚”本身，在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他的原罪。
六
除了《骑兵军》，巴别尔的其他作品同样光彩夺目。《敖德萨故事》写的是他的故乡，那座黑海之滨的繁华都市。他写敖德萨的犹太黑帮、街头小贩、走私者、梦想家，写那座城市“人欲横流”的生机与“受苦难的犹太侨民区”的悲怆。那是另一幅俄罗斯南方的风情画，热烈、粗俗、充满生命力，与《骑兵军》的冷峻肃杀形成奇妙的对照。《故事与特写》收录了他早期的彼得堡故事和其他短篇，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作家在摸索着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时的种种尝试。第四卷《巴别尔剧作集》收入了《别尼亚·克里克》《日薄西山》《流浪的星星》《中国磨坊》《玛丽娅》《老广场》等六个剧本，虽然未能完全延续他短篇小说的辉煌，但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而《巴别尔书信集》则是最让人动容的部分——那些写给亲友的信件，记录了他创作中的苦恼、生活中的窘迫、对卢布的一再念叨，以及最终被捕前的绝望。书信中的巴别尔，褪去了天才的光环，只是一个为生计发愁、为作品焦虑、为家人担忧的普通中年人。
而这种“普通”，比任何传奇都更让人心疼。
七
《骑兵军》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说都不过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短短两三年间，它就相继出版了德、法、英、西班牙语译本。博尔赫斯认为《骑兵军》独一无二，具有音乐性的语言；卡尔维诺为之着迷；海明威自愧不如。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一个被苏联当局枪毙、被文学史“清洗”了近二十年的作家，却在西方被尊为短篇小说的圣殿级人物——这本身就是对极权体制最有力的嘲讽，也是对文学超越意识形态的力量最雄辩的证明。
然而，巴别尔的悲剧恰恰在于：他的天才属于全人类，他的肉身却属于那个不容异见的时代。他用《骑兵军》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但那些记录真相的文字，最终成了他自己的罪证。他死于自己曾用笔为之战斗过的体制——这是一个作家所能遭遇的最荒诞的结局，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沉痛的一页。
八
合上《巴别尔全集》第二卷，窗外的天已经擦黑了。延河的水声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清晰，哗哗地，不急不缓，像在诉说什么陈年的旧事。我这个不常喝茶的人，端起一杯早已凉透的陕青，呷了一口，满嘴都是涩味。
巴别尔只活了四十七岁。他留下的全部文学作品，摞起来不过几百页。可他写下的那些句子，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拔都拔不出来。他写战争，却不歌颂战争；他写英雄，却不忘写英雄身上的污垢；他写革命，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尊敬的、近乎冷酷的清醒。他曾说：“一个人应当了解一切真相。这好像显得没品位，但却很有趣。”——“了解一切真相”——这六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要命。巴别尔为了这六个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我们这些后来者，坐在延安的楼房里，隔着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光阴，读着他用血写下的文字，除了沉默，还能说什么呢？
窗外，延河依旧在流。它从靖边天赐湾的山沟里出发，一路蜿蜒，流向延河，再汇入黄河，最后奔向大海。巴别尔的文字也是这样——从那个硝烟弥漫的一九二〇年出发，穿过苏联的监狱、穿过大清洗的枪声、穿过冷战时期的铁幕，最终抵达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的书架上。河水不会倒流，但文字可以逆时间而上，把那些被遗忘的真相，一遍又一遍地冲刷到我们面前。
这大约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些写作者，之所以还要坐在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继续写下去的全部理由。
2020年5月初稿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