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场政治运动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解散了。那些人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只不过，他们忙碌了一年多的所谓"清查"，还是在很多人的档案中留下了颠倒是非的污渍。例如，他们"清查"出我曾议论过领袖的错误，又违反禁令主持过周恩来的追悼会，便下结论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写进了我的档案。
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劫后余生的文化名人都参加了。
很多老人见了我都会说一句："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勇敢！"不知他们听说的是哪一段。
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坐长江轮回上海，我在甲板上看着橙黄色的江水做出决定，不赶"秘书长"之类的热闹了，还是返回安静。《世界戏剧学》已经完成，紧接着应该系统地投入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宏大著述计划，为中国补课。
长江轮很拥挤。很多人背着大包，挑着担子。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一些年轻人，行李简单，头发飘洒，不管是男是女，都清瘦俊朗，风尘仆仆，都像我一样，在甲板边默默看着江水。
他们是去寻找在灾难中分离的亲人？还是已经找到了，刚刚在哪个码头分手，现在各自要找自己的道路？他们看完江水再抬头看岸边，岸边，唐代的山川连接着现代的莽原。
他们让我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刚停，很多还没有找到家人的欧洲难民，都挤到了尚未修复的音乐厅，听巴赫和贝多芬，试图让音乐唤醒自己未溃的灵魂。
这些长江轮上的年轻人，现在和我一样也在倾听。那音乐，不是巴赫和贝多芬，而是"高山"、"流水"，太早太早的曲子，属于这条长江。
隔代之悟
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制约。
例如，结束那场运动的政治人物，当然也会匆忙清查一下十年间的重大人事，但他们的心思主要是稳定局面，更着眼于今天和明天，而不是昨天。因此，对于过往历史的清查，一定不会太在意。当时的口号是："一切向前看"。
第二，稳定局面的惯用策略是，撤换首恶，不动构架。一九四九年政权变更时接管城市，也采取了"基本留用"的方针。因此这次清查也是由以前的行政构架在实施，清查人员都是老面孔。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前些年的作恶者们表面上已经失势，但他们多么机灵，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成了"新形势下的积极分子"。由于身份让人疑惑，因此发言更加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其中有少数人，更是以守为攻，贼喊捉贼，反噬受害者。
中国普通民众只想在灾难之后喘一口气，过"随遇而安"的太平日子，缺少追查的决心、权力和资源。
因此，转眼之间，所有的受害者、加害者、起哄者、助恶者，全都成了"革命群众"。连我去查问是谁害死了我的叔叔，是谁关押了我的爸爸，答案也都是"革命群众"。所不同的是，那些"清查人员"在我叔叔和爸爸的"档案"上，加了一页"平反结论"。
我最感好奇的，是那些"清查"的老面孔，以及他们手上的"档案"。
这一节的正文非常简短，只是轻轻描述了我家和我自己在那些年的几个闪动画面。但请注意，这几个闪动画面，却是概括了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历史在这里转折，大事在这里发生，世人在这里改变命运，世界在这里重新审视中国。如此重要却被我写得如此省俭，实在是因为这段历史已被那些投机者说得太多。"真知者寡言"，我不想与他们拌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