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自有光明月:为什么说王阳明是“古今第一完人”——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九

                              李千树

                               引 言

       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完人”者，寥寥无几。何谓“完人”？按照传统观念，即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达到“不朽”之程度者。以如此严苛的标准衡量，五千年文明史上，堪称“真三不朽”者，不过凤毛麟角。日本汉学家浜隆一郎曾言：“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才能成为伟人。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够做到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而他旋即补充：在这三人之中真正可称“完人”的，只有王阳明一人。

       王阳明故居有一副楹联，恰是其一生最凝练的写照：“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这一评语，道尽了后世对这位旷世大儒的无限景仰。那么，王阳明究竟凭什么赢得了“古今第一完人”的至高赞誉？让我们循着他波澜壮阔的生命轨迹，逐一探寻。

       一、立德：从“读书学圣贤”到“致良知”

       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门第。十二岁入塾读书，一日，他郑重问老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老师答：“读书登第耳。”少年王阳明却摇头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一问，便是一生的方向。

       然而，成圣之路绝非坦途。他经历了“五溺”的曲折——溺于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几经徘徊，方归于儒学正途。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中进士，步入仕途。正德元年（1506年），他因上疏弹劾权阉刘瑾、营救被捕官员，触怒阉党，被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驿丞。从京城高官到边远驿丞，从繁华到荒蛮，生死悬于一线。赴贬途中，刘瑾派刺客一路追杀，王阳明在钱塘江边抛下衣物，佯装投水自尽，方得脱身。

       龙场悟道——这是王阳明生命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刻。在贵州龙场，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一个深夜，他忽然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终于明白：圣贤之道不在外物，而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心学由此诞生。

       此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三字，作为自己一生学问的精髓。他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致良知”来源于《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概念的结合。在他看来，良知是人人具足的天理，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内在准则；而“致”则是将良知推扩到事事物物上去的实践工夫。一句话：做人做事，要凭天理良心。

       王阳明的立德之功，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哲学，更在于他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这一哲学。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贬谪的困顿、平叛的艰险、政治的风波——他始终坚守内心的良知，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禄所动。嘉靖皇帝登基后，曾示意只要王阳明在“大礼议”中表态支持，便可入阁拜相。然而王阳明拒绝以良知换取权位。这份“书呆子式的傻气”，恰恰是一个儒者最珍贵的独立人格。

       二、立言：心学——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王阳明对儒家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立了心学体系，实现了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创造性转化。

       宋明儒学的主流是程朱理学，主张“性即理”，强调通过格物穷理来认识天理。然而到了明代中期，理学日益僵化，学者沉溺于章句训诂，“析心与理为二”，求道愈难而去道愈远。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心即理”——天理不在心外，而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这一命题，将道德的主体性归还给每一个普通人：既然天理就在吾心，那么成圣成贤就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为的事业。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可概括为三大命题：

       心即理。这是心学的本体论基础。王阳明认为，心与理本是一体，并非心外另有天理可供寻求。这一观点颠覆了程朱理学“心与理为二”的格局，将道德根源从外在的天理收归内在的良知。

       知行合一。这是心学的方法论。王阳明批评当时学者“知而不行”的弊病，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真知必能行，不能行便不是真知。这一命题赋予儒学以强烈的实践品格。

       致良知。这是心学的终极宗旨。“致良知”三字，是王阳明晚年论学的最高概括。他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致良知就是将内在的良知推扩到日用伦常之中，在每一件事上践行天理。王阳明有四句教法，最是简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心学的革命性在于：它将儒学的重心从“格物”转向“格心”，从“外求”转向“内求”，从“知解”转向“践行”。它不是书斋里的玄思，而是“实践中活的智慧”。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赞叹：“阳明先生的传记非常振奋人心。懒惰时读，会让人变得勤奋；邪念萌生时读，会让人归于正念；胸中沉郁时读，会让人变得洒脱……”心学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正因为它直指人心，简易直截。

       王阳明的著述，以《传习录》最为重要，此外尚有《大学问》等著作传世。他被后世列为“孔、孟、朱、王”四大儒之一，与孔子、孟子、朱熹并列——这是儒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三、立功：文臣用兵，三百年事功第一

       王阳明绝非纸上谈兵的书生。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能文能武的全才——以文臣之身而立赫赫军功，一生用兵从无败绩。其一生事功，最著者为“三征”：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

       征南赣。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临危受命，出任南赣巡抚。当时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盗匪横行数十年，官府剿之无效。王阳明到任后，推行“十家牌法”切断贼寇情报，疏通盐法解决军需，组建民兵提高战斗力。一年之内，连平漳南詹师富、横水桶冈蓝天凤、三浰池仲容等数股巨寇。数十年的南赣“积寇”，一朝荡平。

       征宁王。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拥兵十万，震动天下。王阳明当时正奉命赴福建勘处兵变，行至半途闻变，当机立断，返还吉安。他手中无兵无将，却以攻心为上，虚张声势，调兵遣将，仅用四十天时间便一举攻取南昌，生擒朱宸濠。一场可能颠覆王朝的大叛乱，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王阳明因此封新建伯。

       王阳明用兵，讲究出奇制胜。他的军事才能，根植于心学智慧——洞悉人心、把握时机、知行合一。他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将军事征伐与心性修养贯通为一。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最杰出者不过三人——诸葛亮、王阳明、毛泽东——王阳明赫然在列。

       四、真三不朽：完人之境的历史回响

       王阳明之所以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正在于他将立德、立言、立功三者完美地融于一身。三者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贯通、彼此成就：他的“立德”是“立言”的灵魂，他的“立言”是“立功”的指南，他的“立功”又是“立德”与“立言”的实证。他的一生，就是对心学的最佳诠释。

       明代穆宗朱载垕评价他：“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清代曾国藩更是由衷赞叹：“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近代以来，梁启超、孙中山等皆对其推崇备至。

       王阳明的影响，远不止于中国。他的心学东传日本，江户时期中江藤树开创日本阳明学派。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如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无不深受阳明心学的滋养。高杉晋作有诗赞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更直言：“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可以说，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在朝鲜半岛，郑齐斗创立江华阳明学派，朴殷植更以阳明学为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资源。在欧美，王阳明作为东方圣人的地位亦得到广泛认可。

       五百年来，王阳明的影响从未衰减。从中国的曾国藩、梁启超，到日本的东乡平八郎、稻盛和夫，无数杰出人物都曾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力量。这正说明，阳明心学不是凝固的教条，而是活着的智慧——它关乎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纷繁世事中安顿自己的内心，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坚守自己的良知。

       五、小结

       回望王阳明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思想家的深邃、一位政治家的干练、一位军事家的果敢，更是一个“人”的完整与丰盈。他从一个立志“读书学圣贤”的少年，历经“五溺”的徘徊，遭受廷杖贬谪的屈辱，在龙场的荒蛮中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真谛；他以心学智慧平定南赣积寇，以攻心为上四十天生擒宁王；他晚年倡“致良知”三字，将毕生所学化为一盏照亮人心的明灯。

       五百年光阴流转，王阳明依然像一轮明月，高悬在中国文化的天空。他曾有诗云：“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这光明月，便是人人具足的良知；这团圆无缺，便是心学所昭示的人格圆满。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今第一完人”的桂冠，王阳明当之无愧——他不仅完成了一个儒者“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更为后世留下了一条每个人都可以践行的成圣之路。

           2026年6月27日晨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