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一部石头的史书
张兴源
一
2019年盛夏，我自延安启程，过志丹，越吴起，一路向西南而行。车行在黄土高原的梁峁之间，满目是那熟悉的、被岁月和风雨雕刻了千万年的沟壑。这片土地，是我写了半辈子的土地——从志丹的山川到杏子河的流水，从延河的炊烟到宝塔的晚照。可当一个叫作“南梁”的地名越来越近时，我的心里却生出一种异样的庄严。
南梁，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东北部，地处陕甘两省交界。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地理坐标，而是一段被烈火淬炼过的历史的入口。车过荔园堡，远远便望见那座十余米高的两层仿古式城门楼，巍然矗立于黄土之上。门楼上，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七个大字，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沉静的金光。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那不是一座门楼，而是一个时代的扉页——翻开了，便是整整一部用鲜血与信念写就的红色大书。
二
走进纪念馆，最先攫住我的，是那座高达三十四点一一七米的纪念碑。这个数字并非偶然——它象征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说，每一米、每一厘米，都对应着一个日子、一段记忆。碑身正面，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铁画银钩，力透石背。碑座的东西两壁及背面，密密麻麻镌刻着六百零八位烈士的英名——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李妙斋、张景文、唐澍……
我站在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那些名字，多数我并不熟悉，他们的人生，在史书中或许只有一行字的篇幅，甚至根本无缘进入任何正史。可是此刻，当我的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碑石，沿着那些刻痕缓缓移动时，我忽然想起《史记》里太史公的话：“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些长眠于南梁黄土之下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倜傥非常之人”？他们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读书，种地，经商，娶妻生子，终老于某个不知名的村庄。可他们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
据史料记载，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五月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根据地军民进行过大小战斗三十余次，歼敌三千多人。那些战斗，大多发生在这些沟壑纵横的山梁之间。没有飞机，没有大炮，甚至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他们用的都是自制的土枪、大刀、长矛，凭着对一种信念的绝对忠诚，一次又一次地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的洪流。每每读到这些数字，我总在想：那三千多个被歼灭的敌人，也是活生生的人；那三十多次战斗中的每一次，都有多少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儿女失去了父母。可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果——一个旧世界要崩塌，一个新世界要诞生，就必须有人去做那个推石上山的人。
三
绕过纪念碑，东侧是一组白色的英雄群雕。雕塑家没有将他们塑造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的模样，而是捕捉了他们在战火间隙的那个瞬间——有的在擦拭枪支，有的在凝望远方，有的在低头沉思。那是一种超越了激昂的沉静。我久久地凝视着其中一尊雕像——那是一个年轻的脸庞，眉宇间还带着几分稚气，可眼神里却有一种穿透岁月的笃定。我想，他牺牲的时候，大概也就二十出头吧。二十岁，在今天，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纪，是一个还在为前途迷茫、为爱情纠结的年纪。而他，已经把生命交付给了一个他甚至无法预见结果的革命理想。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里，记载了无数忠臣义士的事迹，可那些文字不论如何悲壮，终究隔着一层纸、一层墨。此刻站在这些雕像面前，我忽然明白：历史不仅仅是文字，它还是石头，是青铜，是泥土，是那些被无数双手抚摸过、被无数双眼睛凝视过的实物。南梁的这群年轻人，没有留下家书，没有留下照片，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姓名——六百零八位烈士之外，还有多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他们就那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片黄土，如同雨滴落入大地，再也找不到踪迹。
然而，这片大地记得他们。
四
西侧是清音楼。这是一座始建于清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的老戏台。砖木石混合结构，硬山顶，面阔三间，门上镶匾，楷书“清音楼”三字。一百一十年前，当地的百姓曾在这里看戏、赶庙会，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可谁能想到，二十五年之后，这座古老的戏台将见证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那是一个明媚的初冬，阳光给陇东高原带来了难得的暖意。就在这座清音楼上，悬挂起“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巨幅红色会标。台下，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汇聚在一起，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习仲勋，这个后来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的年轻人——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站在清音楼的台口，向台下的人群宣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二十一岁。我在那个年纪，正在一所中学里教授加点字，总是为孩子们的学习和备考而焦虑。而他，已经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一个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的穷乡僻壤，建立起了一个政府——一个真正属于劳苦大众的、有完整的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的人民政府。据记载，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等人曾在豹子川张岔的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住了多日，开会商量具体办法。刘志丹亲自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那是什么样的条件？据老一辈人回忆，所谓的“干部学校”，不过是在几孔破窑洞里，撂着几张简陋的桌凳。可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他们讨论的却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大问题。
我站在清音楼下，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八十多年前那个初冬的欢呼声，从时间的深处隐隐传来。那声音穿越了战火、穿越了饥荒、穿越了无数个黎明与黄昏，一直传到二零一九年这个夏天的午后。声音已经很远了，可那种激荡人心的力量，却丝毫没有减弱。
五
再往后走，便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旧址原是荔园堡城内的关帝庙。几孔简陋的窑洞，分列在黄土崖壁之下。走进其中一孔，光线骤然暗了下来。窑壁上挂着几幅发黄的照片，玻璃柜里陈列着几件破旧的遗物——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棉袄，一双磨穿了底的布鞋，一盏锈迹斑斑的油灯。
我在这盏油灯前站了很久。
很难想象，就是在这盏如豆的灯光下，一群年轻人起草着一部部法令、一份份文件；就是在这盏灯光下，他们讨论着根据地的未来、红军的出路、中国的前途。窑洞外，是敌人的围追堵截，是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窑洞内，却有一种超越了恐惧的平静。那是一种怎样的平静？我想，那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境界吧——无论处境如何危急，内心里的那个“是”始终不曾动摇。
据文献记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共产党人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兵运工作，屡遭挫折，教训沉痛。刘志丹等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革命武装，必须走毛泽东、朱德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建立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发动了太白起义，组建起一百五十人的南梁游击队。此后，历经“倒水湾整编”、多次反“围剿”的血战，根据地由华池一县扩展到甘肃的合水、庆阳、正宁、宁县和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十八个县，纵横数万平方公里。
《汉书》里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话。可南梁何止“十室”？这数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家，几乎都曾为这支队伍提供过粮食、掩护过伤员、传递过情报。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空洞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家庭用生命做出的选择。他们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革命理论，但他们知道：这支队伍不抢粮、不拉夫、不欺压百姓；这支队伍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有饭吃、有地种。这就够了。
六
从旧址出来，重新站在夏日的阳光下，我忽然想起了《诗经》里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辖》）南梁的这些山，算不得高——比起昆仑、比起秦岭，它们不过是黄土高原上一些普通的梁峁。可正是这些不高不险的山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什么叫“硕果仅存”？就是在全国其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的至暗时刻，唯独这里，红旗还在飘扬。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是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后来，这里又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几个字，写尽了一个民族从绝境走向新生的全部历程。而南梁，正是这“两点一存”的起点。毛泽东后来评价陕甘根据地的时候，正是用了这四个字——“两点一存”。意思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几个字的分量，重若千钧。
走出纪念馆，回望那座巍峨的城门楼，我忽然觉得，南梁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座纪念馆。它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史书——每一块砖石都在讲述，每一道刻痕都在诉说。从《史记》到《汉书》，从《新唐书》到《清史稿》，中国的正史写了三千年，可那些文字记录的，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兴衰成败。南梁的这部“石书”却不同——它记录的不是帝王，而是那些连名字都可能被历史湮没的普通人；它书写的不是权术和阴谋，而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生死的伟大信仰。
《周易》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南梁的这些年轻人，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完成了一次对“人文”最极致的诠释。他们没有留下高头讲章，没有留下宏论巨著，可他们留下的这片土地、这个国家、这种精神，比任何文字都更加不朽。
暮色渐起，我登车北返。车窗外，南梁的群山在夕阳中镀上了一层金红。那颜色，像极了八十多年前那面飘扬在清音楼上的红旗。我掏出笔记本，写下这样几句话——
山还是那些山，梁还是那些梁。
可自从你们来过之后，
这片土地就不一样了。
每一粒黄土里，
都藏着一个不甘屈服的名字；
每一道沟壑间，
都回荡着一支没有唱完的歌。
南梁不语，下自成蹊。
2019年盛夏，初稿于志丹至延安途中；同年秋，修订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