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塬上的星辰

——己亥夏庆阳行记

张兴源

一

    己亥之夏，我从延安动身，向西南而行。

    延安与庆阳，隔着一道子午岭。山不算高，路不算远，可我却从未去过。说来惭愧，写了半辈子陕北的山川梁峁，对隔壁这座陇东名城，竟始终是纸上相逢。志丹的山川、杏子河的流水、延河的炊烟、宝塔的晚照，我都写过了。可子午岭那一边呢？那一片被《诗经》反复吟咏过的土地，那一片周人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所在，我竟然从未踏足。

    车过子午岭时，天色向晚。西天的云霞烧得正烈，把整条山脉染成了铁锈色。路边的白杨笔直地站立着，叶子翻出银白的页面，像一册册新书，哗啦啦地响。导航显示，过了董志塬，就是我要去的庆阳城。

    董志塬。这三个字落进耳朵里，竟有几分古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世界上黄土堆积最厚、塬面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黄土塬——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平均厚度两百多米。两百米厚的黄土啊，那是多少万年风沙的积淀，是多少个世纪的岁月一层一层叠压上去的。

    车子上了塬面，豁然开朗。天地一下子拉开了，塬面坦荡如砥，一直铺到天边。地里的玉米正在抽穗，绿油油的，风吹过，一浪一浪的，像一片颠簸起伏的海。远处有村庄，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温柔。

    我忽然想起《诗经·豳风·七月》里的句子：“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三千年前的农耕图景，竟与眼前的情形并无二致。这片土地上的农人，一代一代，春耕秋收，把日子过成了诗，又把诗过成了日子。

二

    翌日清晨，我去了周祖陵。

    庆城县城东的山上，周先祖不窋的陵寝就建在那里。山不高，气象却庄严肃穆。石阶一层一层地上去，两旁松柏森森。晨光从枝叶间漏下来，碎金子似的洒了一地。

    据《史记》记载，夏朝太康年间，周先祖不窋率族人徙居庆阳，“教民稼穑，陶复陶穴”。《史记》称：“周道之兴自此始。”不窋是周人始祖弃的后代，弃因擅长农业而被载入史册。不窋带着部落离开中原，来到这片黄土塬上，开荒辟地，把野生谷物培育成济世食粮。几百年间，不窋、鞠陶、公刘三代人在此教民耕种，为周王朝的兴盛筑牢了根基。后来公刘带领部族向南迁移，在今宁县庙咀坪建都立国，是为“古豳国”。《诗经》中《大雅·公刘》记录的，便是这段史诗般的故事。

    我站在周祖大殿前，俯瞰脚下的庆城。两条河——环江与柔远河——在城外汇流，把县城夹在中间。古人以水之北为阳，故名“庆阳”。这名字起得好，有胸襟，有气象。

    不窋的塑像端坐在大殿正中，面容沉静，目光悠远。四千年的光阴在他身上凝成了一层铜绿，可那双眼睛还是活的，还在望着脚下的土地，望着塬上的庄稼，望着那些依旧在“七月流火”中奔忙劳作的后人。

    我突然觉得，不窋不像一个帝王，倒更像一个老农。他手里捧着的，大概是一穗饱满的谷子——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

    下山的时候，遇见一群孩子。他们穿着校服，排着队，叽叽喳喳地上来。老师在一旁讲解周先祖的故事，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眼睛却亮亮的。我想，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血液里都流着不窋传下来的农耕基因吧——那种对土地的眷恋，对庄稼的敬畏，对“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朴素信念。

三

    庆阳的另一个名字，叫“岐黄故里”。

    中医鼻祖岐伯就诞生在这里。据《史记》记载，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巡游北地，与岐伯谈医论道，岐伯回答了黄帝提出的一千零八十个医学问题。后人根据他们的论述，编纂成了中华医学元典《黄帝内经》。

    在庆城的药王洞，我看到了岐伯行医的遗址。洞不大，幽深清凉。洞壁上有后人刻的字，斑斑驳驳的，看不大清了。可那股药香还在——不是实物的香，是时光沉淀下来的一种气息，清苦、醇厚、悠远。

    我想起《黄帝内经》里的话：“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岐伯的格局，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纯的“治病”。他谈的是天人感应，是阴阳调和，是“治未病”的智慧。这种智慧，后来长成了中华文明的一棵大树，枝繁叶茂，荫庇了数千年。

    从药王洞出来，太阳正烈。远处有农人在田里锄草，弯腰的姿势像一张弓。我突然想，岐伯的医学，大概就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吧——从农人的劳作中，从草药的生长中，从四季的轮替中，一点一点地，长成了体系，长成了经典。

    庆阳盛产中草药，气候温和，水草丰美。这大概不是巧合。是这片土地用自己的身体，孕育了一位医者；这位医者又用自己的智慧，回报了这片土地。人与土地之间，原来可以这样互相成全。

四

    下午，我去了北石窟寺。

    石窟开凿在覆钟山的崖壁上，肇造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即公元五〇九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创建。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相继增修，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窟龛二百九十六个，造像两千四百多尊。

    走进一六五窟的时候，我愣住了。

    那是一尊七佛造像，每尊高约八米，一字排开，庄严肃穆。洞窟高大幽深，光线从洞口斜射进来，恰好照亮了佛像的面部。那面容是沉静的，带着一种超越了悲喜的安详。一千五百年的时光在它们身上流过，风沙、战火、人为的破坏，都没能消磨掉那份从容。

    我在窟里站了很久。同行的朋友催我走，我说再等等。等什么呢？我也说不清。大概是想等一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些开凿石窟的工匠，他们抡锤执凿的手；那些礼拜佛陀的信众，他们匍匐在地的虔诚；那些在丝路上往来的商旅，他们在此驻足时的惊叹。

    北石窟寺是丝绸之路在陇东的一个重要节点。从这里往西，经萧关古道，可以直抵河西走廊。往东，过子午岭，便是我的延安。那些驼铃声、马蹄声、诵经声、叫卖声，都消散在风里了。可石窟还在，佛像还在，那些刻在石壁上的题记还在。

    从石窟寺出来，天色将晚。夕阳把覆钟山染成了金色，石窟的洞口像一只只深邃的眼睛，静静地望着远方。远方是董志塬，塬上是青青的庄稼，庄稼地里有人家，人家的屋顶上升起了炊烟。一千五百年的时光，在这一刻忽然变得很短——短到仿佛只是一次日出日落。

五

    在庆阳的几天里，我听得最多的一个词，是“五绝”。

    香包、刺绣、剪纸、道情皮影、陇东民歌，合称“庆阳五绝”。这五种民间艺术，形态古朴，寓意深邃，是千百年来庆阳人在田间炕头的空间里、在爬坡下崖的劳作中、在低吟浅唱的谈笑间，用最生活化的构思、最原生态的手段创造出来的。

    我在西峰区的一个小院里，看一位老太太做香包。她七十多岁了，眼不花、手不抖，针线在绸缎上走得飞快。丝线是彩色的，红配绿，黄配紫，放在别处可能俗气，在她手里却艳得恰到好处。她绣的是一只虎头，虎眼圆睁，虎须微颤，活灵活现。

    我问她绣了多少年了。她头也不抬：“记不清了，从小就会。”她告诉我，庆阳的香包自古有之，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都要做香包，给孩子们戴在胸前，驱邪避瘟。香包里装的是艾草、雄黄、冰片等中草药——你看，又绕回到岐伯那里去了。

    老太太的女儿在一旁剪纸。剪刀在红、绿、蓝、黄、粉各色油光纸之间游走，纸屑纷纷落下，不一会儿，一幅“龙凤呈祥”就剪成了。那线条流畅得让人难以置信，仿佛不是剪出来，而是从纸上生长出来似的。

    道情皮影我没能亲眼看到，但在博物馆里看了一段录像。灯光亮起来，皮影人物在幕布上活了过来，唱腔高亢苍凉，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粗粝和深情。解说员说，环县道情皮影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在笔记上写了一句话：“庆阳人的手，是会说话的。”——香包在说话，剪纸在说话，皮影在说话，说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不曾断绝。

六

    庆阳还有一张名片，叫“红色南梁”。

    上世纪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庆阳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而且是当时“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我去南梁的那天，天阴沉沉的。纪念馆前的广场上，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展厅里陈列着当年的文物——简陋的武器、泛黄的文件、粗糙的生活用具。有一件展品让我驻足良久：一双草鞋。草鞋已经残破不堪，草茎松散，鞋底磨穿了。可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那些年轻的革命者走过了千山万水。

    讲解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讲得很动情。她说南梁根据地在当时是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在其他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南梁的旗帜始终没有倒下。“硕果仅存”四个字，背后是多少人的牺牲、多少人的坚守啊。

    从纪念馆出来，云散了。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照在对面山坡上。山坡上是一片苹果园，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我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当年那些革命者所期待的吧——让这片土地上的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能在地里种出好庄稼，能在秋天收获满树的果实。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绣金匾》，都是由庆阳人民原创而唱响了全中国的。这些歌的旋律里，有一种泥土的芬芳，有一种朴素的深情。那不是书斋里写出来的，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是从劳作的汗水中凝结出来的。

七

    离开庆阳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上了董志塬。

    塬上的夜，真静啊。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能听见远处村庄里偶尔的犬吠，能听见玉米叶子在风中的窸窣。天上是密密麻麻的星星——塬上地势高，空气又干净，星星比城里多得多，亮得多。

    我坐在塬边的一块石头上，望着远处庆阳市区的灯火。那些灯火在夜色中闪烁着，温暖而安宁。我想起这几天的见闻——周先祖的陵寝、岐伯的药王洞、北石窟寺的佛像、做香包的老太太、南梁纪念馆里的草鞋——它们像一颗颗星辰，散落在庆阳的历史长河里，各自发光，又彼此辉映。

    庆阳这座城市，低调得有些过分。它不像敦煌那样名满天下，不像西安那样雍容华贵。可它有它的底气——二十万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七千多年前就有了早期农耕；五千多年前黄帝与岐伯在此论医；三千多年前周先祖在此教民稼穑。这些数字叠在一起，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

    从庆阳回来的路上，我又一次穿过子午岭。这一次是白天，山上的树木看得真切——松、柏、杨、槐，层层叠叠，绿得深沉。我想，这一道山梁，隔开了陕西和甘肃，却隔不开文化的血脉。延安和庆阳，就像黄土高原上的两兄弟，一在岭东，一在岭西，操着相近的口音，吃着相近的饭食，唱着相近的歌谣。

    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我翻开《诗经》，又读了那首《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千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亲切。因为那里面写的，不只是古豳地的农事，不只是庆阳的先民——那里面写的，是黄土高原上所有人的生活，是所有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人们的共同记忆。

    庆阳，我会再来的。下次来，我要在董志塬上住一夜，听听塬上的风，数数塬上的星，看看那些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庄稼，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黄土里，继续生长、拔节。

        己亥年盛夏，记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