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祖母无名

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获得的一个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骆驼唐三彩。陶质，很大，属于易碎物品，不容易从北京捧回上海。更麻烦的是，这只骆驼的嘴里还翘出一条又长又薄的舌头，一碰就断。据评奖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拿到发奖地点时已断了一大半，因此不断去换。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更换一种奖品呢？

他们说，这个骆驼太具有象征意义了：在那么荒芜的沙漠中居然也能走下来。看到它就想起沙漠，那个刚刚走出的文化沙漠。

一位小姐压低声音补充道："还有一层象征，走过那么干涸的沙漠居然还骄傲地翘着舌头。但这个舌头，时时就可能断了。"正因为这种种象征，他们不换。 

我抱着骆驼小心翼翼地坐飞机回到上海，舌头没断；到家，没断；放在写字台上，没断。

我松了一口气，见骆驼上有一点灰尘，拿着一方软布来擦。一擦，断了。

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扛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各种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所有长期扭曲的历史力量全部释放了，立即产生纠缠和打斗，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干部，在刚刚过去的这场政治运动中受尽造反派的冲击，现在又出来担任各级领导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还厉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资历"的老太太在会议桌边霍地站起身来，手上拍着一个油印的本子大声说："反动！反动！"我细问，原来，这是一个叫赵耀民的学生写的剧本，第一句话是舞台装置的说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说："舞台中央，当然是影射党中央；空椅子，什么意思？说是中央没人，他们要来坐天下吗？"

另一位与她一样资历的老太太比较平静，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说："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开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这是文字狱。今天终于明白，造反派的极左是有来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师傅。"

两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来，冲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包庇反动学生，应该立即下台！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等着吧！"

我说："请赶快反映，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上台。"

过后，我在办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没有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