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祖母无名

在办公室等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人，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教师获得平反昭雪，从流放地新疆回来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成为我重振教育的骨干力量。见面后谈得不错，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知所措：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字条，报告教师中的"不良思想"。我几次劝阻，他只是改换了字条上的语气，仍然频繁交送。原来，这是他在受难期间养成的习惯，戒不掉了。

我看着老人的背影，在笔记本上怆然写道：

灾难的最后恶果，

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

是毁损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以毁损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不久之后，有一个机会，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在担任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时，不断地收到各校教师对候选人的各种实名揭发，数量很大。照道理，对这种实名揭发，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派出不少人与各校相关部门会合，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完全诬告的，大约占七成；严重夸大的，大约占二成；事出有因的，大约占一成。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揭发别人有什么问题的，往往自己在这方面劣迹斑斑。

我听了一笑，说："当然只能如此。汉奸眼中，人人都会变节；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欲；盗贼眼中，世间无偷不立。"

但在当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能做的，除了专业公正外，只对申报者中那些确实的极左派打手，予以否决，静观他们今后的作为。 

这种"静观"的结果也很幽默。十年后，我所受到的种种诬陷，大多来自他们。要他们不报复，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后的民众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对我而言，如果预知这种结果而当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永远无法被以前和以后理解的八十年代。一切都在剧变，一切都有可能，动荡、紧张、勇猛、断裂、解构、逆转。

我已经没有时间回家看老人，年迈的祖母眼巴巴地只希望自己离世前看到大孙子结婚，我想起祖母的惊人履历，就草率地搭建了一个不真实的婚姻。对方完全不明白我的极端繁忙和极端贫困是为了什么，赶着潮流去广东经商了，五年多没有任何音讯。上级人事部门和胡志宏书记经常查问对方地址，我完全不知。他们就希望我结束这种状态，后来也就很快结束了。

所有的老邻居都记得，那年月，我妈妈每两天就会背着灰色的食品袋出现在我的宿舍，而后面还跟着爸爸。这情景延续多年，直到马兰出现。

在马兰尚未出现时，我的祖母去世了。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连忙开门，是小弟弟。他气喘吁吁地说："大哥，阿婆走了。"

这句话，我们似乎早有准备，却又毫无准备。

祖母是在家中去世的，没有什么病痛，却没有了呼吸。

当然还要送到医院"抢救"，但医院能做的只是对她逝世的确认。这就是祖母，走了就走了，不接受抢救。 

祖母离开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忆她的生平。这就像面对一座突然被大雪覆盖的高山，不敢去细想它的无数陡坡。

正是祖母，这位不姓余的女性，在每个危难关头，把余家带出了险境。

追悼会上要挂横幅，大家又一次难住了：祖母到底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祖母叫登记户口的女孩子"随便写一个"的。她真正的名称，只有一个"余毛氏"。

祖母无名。

仅仅为此，我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