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引起了我开玩笑的劲头,说:"不骗你,我现在就管着十几个县长。"我指的是学院的处级干部。
"嗬,"李龙退后两步,看着我,说,"那还了得,我家隔壁桂新,前几年瞎碰瞎撞与一个副县长握了一下手,回来后吃饭时拿山薯都翘着兰花指。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人不是副县长,是副县长的弟弟,他那手指才踏实。"
这一节,写了我的第一个人生大选择,那就是拒绝当时上海教育界的出国风潮,留在国内,为文化的大规模重建而争分夺秒。
为什么是"大规模重建"?这事说来话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打理废墟,实在没有可能来建立一种既无愧于传统、又无愧于国际的文化大格局。即以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而言,一切系科的主要教材,都必须从零开始一一编写。据我所知,其他高校也大体如此。因此,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所谓"恢复民国时期"或"恢复建国初期",都只是一种安慰。那些年代并没有留下多少像样的教材可以"恢复",我们必须以破釜沉舟般的决心,开始清理荒原,然后打下一枚枚基石。
那年月,我几乎日日夜夜都是边翻译、边著作,还到处讲课,忙不堪言。结果是,出了很多书,得了很多奖,还受到广泛拥戴。
正是在我极端繁忙的时候,祖母去世了。
我们余家遇到的危难实在太多,如果没有祖母,全家一定会更加狼狈,也未必会有我现在的生命状态。现在我的名字已被广泛印刷,但是,这位把我们带到今天的女性,尊敬的祖母,却没有留下名字。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来写她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