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极左时期演过一台彻底否定教育的话剧，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当时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那台话剧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他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那个姓沙的剧作者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与他商量这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长期不在上海，不知道有那台彻底否定教育的话剧。但他显然看不起那个剧作者，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剧作者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剧作者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剧作者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