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我是处级干部，必须表个态，实在没办法。"
我立即大声说："你是处级，我比你高两级，所以很清楚，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随即摔了电话。
没想到，胡伟民比我更厉害，直接找上门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问胡伟民。
"辩论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那个极左派剧作者，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那个极左派剧作者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
审查者做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果然说我当时站在学生一边，只是为了保护学生。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
我随即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赖声川三人﹣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也不出名，不知道是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这次重返，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口气，说："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这难忘的十年，结束了。"
"我知道。"他说，"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他会过来陪你。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
我在新加坡滞留期间，密切留意着国际时事和中国新闻，顺便讲一点课。蕉风椰雨，一次次把我掩埋，又一次次让我泅出。
在我回国一年多之后，郭宝昆先生又赶到上海，想看看我的处境。他希望我顺利，更希望我不顺利。
因为如果不顺利，那就有理由把我再一次拖到他们那里讲课了。他在宾馆的客房里对我说："我们国家小，你的听众多，哪怕每天讲一首唐诗，日积月累也会成为一件大事。"
唐诗！我笑了，说："这儿的经济发展比想象中快，但是文化领域却深陷泥淖。因此，我不想一走了之。""那你准备做什么？"他问。
我说："从五四运动到今天，都重复着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忙着激烈的文化批判，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他眼睛一亮："文化身份？"
我说："欧洲文艺复兴，仅仅问一句'我们是谁'，就走出了中世纪。"
郭宝昆先生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深深地点头。
我说："现在的中国文化界，都在竞相高谈'传统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所以我很快就会辞职远行，去寻找中华文化遗迹，去追赶你所说的唐诗时代。我要用雄辩的实例告诉世人，那些遗迹背后的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