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既然有那么多人想做官，辞职还不容易？但我想错了，这在当时，非常艰难。
首先是学院的上上下下已经无法想象我的离开。因此，我没有试图说服大家，只向上级机关用力。
我先是认认真真写了几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很长时间没有回应。于是我就亲自到上海和北京的相关单位，直接找领导人当面提出。他们以为我是想调动工作，因此都说："我们会考虑，你不要急。"
终于，在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两个阶位很高的领导人正式找我谈话。
他们和颜悦色地说："在目前全国厅局级的正职干部中，你是年龄特别轻、文化特别高，又深受群众拥戴的一位。现在有两个职位可供你选择，都是副部级。"他们所说的两个副部级职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那个年代，老干部们都成批地离休了，上上下下很多职位都空着，升迁要比现在方便得多。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误会了，连忙说："不，不，不。"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两个职位实在已经很显赫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静下心来，把辞职的事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操作。
一是继续打辞职报告，二十几次，全部石沉大海；
二是借着一次因尿道结石住医院的机会，无限夸大病情，串通学院的胡志宏书记和医务处一起夸大，还鼓动文化部的一位局长朋友参与夸大，开始有了效果；
三是请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主持工作，造成即使我不在学院也能很好运转的强烈印象；
四是给直接主管我们学院的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写了一封措辞极其生硬的信，声称如不批准辞职我将自行离开。
终于被批准"暂时辞职"，却要挂一个"名誉院长"的头衔。我又一次花费不少口舌，把这个头衔也推掉了。
在一个极为隆重的辞职仪式上，我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现在还能找到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