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者：张培良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值此七一建党纪念日来临之际，重温建党初期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厘清党史中两个极易混淆的关键史实，读懂先辈求索救国之路的赤诚与远见，对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军阀混战，无数仁人志士尝试改良、立宪、资产阶级革命等多种道路，均未能挽救民族危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觉醒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带领劳苦大众推翻压迫、改造旧中国。在建党酝酿阶段，有两组先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个率先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正式名称，一个携手开启全国范围内建党实践，二者互为呼应、共同铺就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道路。
一、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完整名称的人：蔡和森
20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掀起热潮，近两千名爱国青年远赴欧洲，一边做工谋生，一边探寻救国真理，蔡和森便是其中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建党理论家。1918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理想，二人常年书信往来，深入探讨救国道路、主义选择与建党方略。抵达法国蒙达尔纪后，蔡和森系统研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实地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对比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类思潮，最终笃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下致毛泽东的第一封长信，旗帜鲜明提出核心论断：“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在这封信中，他初步阐释建党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统一、坚强的党组织引领，单纯的学生运动、工人自发抗争无法彻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根基。
同年9月16日，蔡和森又写下六千余字的第二封书信，在党史上第一次完整、清晰地提出振聋发聩的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上首次完整出现“中国共产党”这一专属名称，相较于同期国内先进分子使用的“社会党”“共产党小组”等模糊称谓，蔡和森的提法旗帜鲜明、定位精准，直接确立了未来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名号 。
这封长信并非只提出一个名称，更是一套完整、系统的建党理论纲领，覆盖建党全部核心要点：其一，确立指导思想，认定社会主义是改造中国唯一良方，革命核心手段是阶级战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其二，划定党员标准，主张严格筛选信仰坚定的产业工人与进步知识分子，“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无法恪守共产主义信仰者必须除名；其三，明确组织原则，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铁的纪律，党组织为高度集权的革命指挥机构；其四，规划革命路径，党要统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开展国际革命，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保持理论、行动一致 。
收到来信后，毛泽东细读全文，在复信中给予高度肯定：“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二人思想完全同频，这份跨越万里的书信，成为建党前夕极为珍贵的理论文献，深刻影响了国内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的建党筹备工作。除此之外，1921年初蔡和森还致信陈独秀，进一步完善建党主张，将这套成熟理论传递回国内，为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清晰理论指引。作为首个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系统构建建党学说的先驱，蔡和森以理论先声，为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二、最早酝酿、筹备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
如果说蔡和森是建党理论的拓路人，那么陈独秀与李大钊便是落地实践的先行者，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永远镌刻在建党史册之上。二人早在1914年便相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李大钊发表大量马克思主义译作与文章，共同扛起思想启蒙大旗；五四运动爆发后，二人彻底抛弃改良幻想，坚定转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到组建独立无产阶级政党已是时代刚需。
1920年2月，北洋军阀政府忌惮陈独秀的革命宣传，下达逮捕密令。彼时北京城内军警密布、密探四处巡查，李大钊不顾自身安危，乔装打扮，雇一辆带篷骡车，亲自护送陈独秀离京，取道天津奔赴上海躲避迫害。骡车一路颠簸，南北两位思想巨人避开旁人耳目，促膝长谈，核心议题便是如何在中国筹建无产阶级政党。二人达成庄严约定：陈独秀前往上海，依托产业工人集中的优势，发起南方建党工作；李大钊留守北京，依托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北方建党宣传与组织，南北两地分头行动、互通消息，同步推进建党大业，这便是流传百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这段史实由二人好友高一涵在1927年追悼大会上完整记述，史料确凿可信。
抵达上海后，陈独秀立刻践行约定，广泛联络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进步青年，深入上海纺织厂、码头走访工人，开展马克思主义宣讲。1920年8月，全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作为全国建党发起组，上海小组承担起联络各地进步力量、统筹全国建党工作的核心职责：9月，将《新青年》改组为党组织公开理论刊物；11月创办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普及建党知识；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向全国先进分子传递共产主义纲领，同时致信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号召各地建立本地共产主义组织 。
另一边，北京的李大钊同步推进筹备工作。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大红楼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称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任负责人，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等大批北大进步师生陆续加入。北京小组立足北方，一方面依托高校持续翻译、刊印马列著作，开办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另一方面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北方工人运动，成为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的核心阵地。值得一提的是，最初陈独秀纠结党组织定名“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专门致信征询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明确答复定名“共产党”，与蔡和森远在法国提出的名称遥相呼应，足见彼时先进分子对政党名称、性质的共识逐步形成 。
在“南陈北李”南北呼应、分头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华人共产主义组织先后建立，全国各地星星点点的革命火种汇聚一处，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完成了全部组织、思想、干部准备。陈独秀、李大钊虽因事务未能出席一大，但二人作为全国建党实践的总发起者，无可争议地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
三、厘清两组概念，读懂建党历史完整脉络
梳理两段先辈事迹，我们需要清晰区分两组容易混淆的党史概念，避免认知偏差，完整还原建党历史逻辑：
1.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完整正式名称，并系统构建全套建党理论 → 蔡和森
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不受国内思想局限，通过系统理论研究，率先完整提出政党名号，同步厘清党的指导思想、阶级属性、组织纪律、革命目标，为未来的党提供完整理论蓝图，是建党时期杰出的理论先驱。
2.最早面对面商议、落地实操筹备全国党组织，建立国内首个早期党组织、统筹南北建党实践 → 陈独秀、李大钊
“南陈北李”是国内建党行动的开创者，二人以骡车相约为起点，分别在南北落地建党实践，搭建起覆盖全国的早期组织网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革命力量，是建党实践的核心推动者。
二者并非割裂、对立的两条线索，而是相辅相成、双向互通的有机整体：蔡和森的书信理论，源源不断输送到国内，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建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而国内南北两地如火如荼的组织建设，又印证了蔡和森建党主张的现实可行性，海内外先进青年同向而行，共同推动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
站在七一节点回望百年前的求索之路，无论是远渡重洋、以书信立建党理论的蔡和森，还是南北呼应、躬身落地建党事业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他们身上共同闪耀着心怀家国、坚守信仰、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在山河沉沦的黑暗年代，他们没有沉沦于迷茫，而是主动寻找救国道路，主动扛起建党重任，以青春与远见点燃革命星火。
今天我们学习这段建党初期党史，不仅要分清史实、铭记先辈功绩，更要传承这份纯粹的初心使命。新时代的我们，应当以建党先驱为榜样，坚持学深悟透党史，从百年建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致敬建党百年光辉历程，守护先辈们用热血与理想开创的伟大事业。
作者简介：张培良，笔名良实，研究生学历，邯郸市峰峰矿区人。现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太行精神专业委员会主任、邯郸市作家协会荣誉主席、《燕赵佳话》顾问等职。主编和编著作品：《常乐吟草》《热血峰峰》《峰峰农事》《圣火烟云——磁州窑外传》《跃峰岁月》《风雨从容》《邯郸古今名人名作诗词选》《邯商》《邯郸通鉴》《难忘的76天——中国战“疫”大事纪》。近年的一些作品，平均每本约5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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