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陇东：一馆藏尽千年尘
——庆阳市博物馆记
张兴源
一
己亥之夏，六月既望，余自延安驱车南下，过子午岭，入陇东之境。车行黄土塬上，天高地迥，四野苍茫。塬面坦荡如砥，沟壑纵横如掌纹，这便是有“天下黄土第一塬”之称的董志塬了。塬上麦浪金黄，风吹过处，如大地呼吸般翻滚起伏。余一路默然，心想：这便是《诗经·大雅·公刘》所咏“笃公刘，于豳斯馆”之地么？这便是周人先祖不窋失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的所在么？三千年前的马蹄与歌声，早已沉入黄土深处，而塬上的风，却还是那般不休不止地吹着。
庆阳市博物馆坐落于西峰区和谐广场南侧，占地二十三亩，建筑面积一万二千八百平方米。远远望去，这座五层的建筑外观呈土黄色，仿佛从董志塬上直接切割下来的一块黄土，与大地浑然一体。楼体线条简洁有力，不事繁缛雕饰，却有着汉唐宫阙的雄浑气度。土黄的外墙，让人想起庆阳最古老的颜色——那是黄土高原的颜色，是周人刀耕火种时脚下泥土的颜色，是北石窟寺佛像千年面壁的颜色。而步入楼内，红色主调扑面而来。这红，是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红，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旗帜的红，是庆阳香包上那抹永不褪色的朱砂红。
站在这座建筑面前，余忽然想起《礼记·乐记》中的一句话：“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真正的庄严，从来不需要繁复的装饰。这座博物馆的设计者，想必深谙此理。他以土的厚重承接历史，以火的炽烈昭示精神——土与火，不正是人类文明肇始的两大元素么？博物馆的前身，成立于1976年；而今这座新馆，2012年方才正式对外开放。三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的文物收藏单位，到如今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一万二千余件，珍贵文物近两千件——这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增长，更是一个地域文化自觉的觉醒。
步入序厅，一具庞然大物赫然在目——黄河古象化石。这具出土于合水县板桥公社的远古巨兽，身高四米，体长八米，门齿长三米有余。它站立在那里，如一座沉默的山。二百五十万年的时光，将它的血肉化作了石头，却将它的骨骼铸成了永恒。余绕象三周，仰视其巍峨，忽觉人之渺小。那些脚趾骨上直径仅三厘米的末端趾骨，竟也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何等的神迹！1973年1月，合水县板桥公社的水利工地上，社员们一锹挖下去，挖出的不是黄土，而是一个被掩埋了数百万年的秘密。那一刻，时间仿佛倒流，今人与远古在这片土地上猝然相遇。
余忽然想起《山海经》中那些关于巨兽的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古人面对未知的远古遗骸时，是否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既恐惧又敬畏？所不同的是，古人的想象创造了神话，而今天的科学，让神话回归了历史。
二
从古生物展厅步入历史文物展厅，恍若穿越了时间的隧道。远古陶器安安静静地立在展柜里，那些粗糙的纹饰，是七千年前先民手指的温度。一个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盆，红底黑彩，绘着变体的鱼纹——那鱼仿佛还在水中游动，而画鱼的人，早已化作了尘土。商代的“作册吾”玉戈静静躺在丝绒之上。青玉质，青白色，面有褐斑，援部修长，前锋微弯，双刃犹利。近阑处有一圆穿，后端刻着兽面纹。这是一件国宝级文物，1978年出土于庆阳野林村。“作册”是商代掌理宫廷记录的职官，“吾”是人名。这把玉戈，或许就是三千年前商王派遣的使者“吾”，出使庆阳地区与异族首领议和时的遗物。玉戈者，仪仗之器也。它不曾沾染鲜血，却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外交与远略。“化干戈为玉帛”，这句话，这把玉戈，三千年来一直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和平，从来都是文明最昂贵的追求。
《史记·殷本纪》载，商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作册吾”玉戈所处的时代，大约正是武丁时期。那时的庆阳一带，分布着密须、鬼方等诸多方国。商王朝的玉戈能够到达这里，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庆阳就已经不是化外之地，而是华夏文明圈的一个重要节点。
再往前走，便是那块著名的“秦诏版”了。铜质，长方形，长十厘米余，宽六厘米余。上面阴刻着篆书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块小小的铜版，1976年由镇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从一位农民手中以十元钱收购而来。十元钱，换回了一件承载帝国意志的国家重器。余不禁感慨：历史有时就这样朴素，帝国的雄心凝结在一块手掌大小的铜版上，而这块铜版，又在泥土中沉睡了两千多年，最终被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挖了出来。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块诏版，便是那场伟大统一的物质见证。庆阳地处秦之北地郡，是秦帝国西北边疆的重镇。秦直道从这里经过，向北直通九原郡。始皇的诏书，沿着这条大道传达到庆阳，传达到每一个郡县。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车轨——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物，在两千多年前，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
三
汉唐展厅里，富丽堂皇的铜镜陈列如一轮轮满月。一面汉代“彭阳”铜鼎，敦实厚重，鼎身铭文清晰可辨。“彭阳”乃是汉代安定郡属县，其地正在今庆阳境内。这件铜鼎，见证了汉代庆阳作为西北边防重镇的历史地位。《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下辖二十一县，彭阳即其一。两千年前的户口簿上，那些早已消失的名字，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耕田戍边。
唐代的展品尤为精彩。那些出土于庆城县封家洞村的唐代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古庆州作为丝路驿站的繁华景象。胡人幻术俑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那胡人深目高鼻，衣袍飘举，仿佛正在表演某种来自西域的幻术——吞刀、吐火、植瓜种树——让围观的长安贵人目瞪口呆。庆阳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节点，西来的胡商、东去的僧侣，都曾在这片塬上留下足迹。北石窟寺与南石窟寺遥相对望，便是丝路佛教艺术东传的明证。
据清乾隆六十年《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及《镇原县志》引唐碑记载，北石窟寺为北魏永平二年（509）泾州刺史奚康生创建。此后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断续建，现有窟龛二百九十六个，造像二千一百二十六身。其中一尊唐代菩萨像，体态丰腴，衣纹流畅，那微微含笑的唇角，含着整个盛唐的雍容与自信。
宋金瓷器在灯光下流光溢彩。一只宋代玉壶春瓶，造型优雅，釉色温润。瓶颈细长，腹部圆润，如一位婷婷玉立的仕女。宋人尚雅，这玉壶春瓶便是宋代美学的最佳诠释——不事雕琢，却韵味无穷。然而，宋代庆阳的历史，却远不如这只瓶子那般宁静。北宋时，庆阳称庆州，是抗击西夏的前线。范仲淹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知庆州，在这里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余年轻时读这首词，只觉苍凉悲壮；今日站在庆阳的土地上，方才真正体会到“长烟落日孤城闭”是怎样一种景象——那是黄土高原上秋日的黄昏，是孤城面对强敌的坚守，是一个文臣在边塞上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在庆州四年，择良将，练甲兵，筑城修堡，屯兵营田。他曾秘密派遣其子范纯祐率军抢筑大顺城，使西夏不敢犯边。他与次子纯仁、四子纯粹四知庆州，父子两代，将一个家族的血脉与一座边城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奇妙——一个苏州人，在西北边陲的黄土塬上，成就了人生最壮丽的篇章；而庆阳，也因为范仲淹的到来，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紧接着的那一方清代“光绪庚寅兰仓学署”抄手端砚，此刻正静静地卧在庆阳市博物馆的展柜里。长不盈尺，宽仅数寸，紫红色的石质在灯光下泛着幽微的光。砚额之上，荷花、荷叶与游鱼、波浪纠缠在一起——卷凹的荷叶是墨池，游鱼似乎随时要从石纹间跃出。砚背那十一字楷书，一笔一画都沉着有力，仿佛写字的人刚刚搁下笔，转身离去不过片刻。
我忽然想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庚寅年，这方砚曾在谁的案头日夜相伴？砚堂里研磨过多少墨，砚池中蘸湿过多少笔？那些书写的人早已化为尘土，而石头还在——石头比人长久，这是砚台教给我的第一课。然而，若没有那一双握过笔的手，这方石头也不过是山间一块顽石罢了。
物因人而有了魂魄，人因物而得以不朽。隔着玻璃，我与百年前的书写者，竟在这一方端砚之上，达成了某种无言的默契。
四
革命历史文物展厅里，气氛陡然肃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庆阳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照金、陕北——这些地名连在一起，便是中国革命的“两点一存”。展厅中陈列着红军用过的土枪、大刀，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布告、印章，那些粗糙的器物上，依然保留着那个年代的质朴与坚毅。余抚今追昔，不禁想起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庆阳的江山，确实多娇；而庆阳的人民，也确实无愧于这片壮美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庆阳市博物馆还设有香包展、剪纸展、皮影展等民俗展厅。这些非遗展品，看似“小”，实则不小。一件庆阳香包，大红大绿，绣着“五毒”图案，针脚细密，色彩浓烈。这是陇东妇女千百年来传承的手艺，每一个图案都有讲究，每一种颜色都有寓意。香包不只是香包，它是母亲对孩子的祝福，是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是一个民族关于生命与吉祥的集体记忆。剪纸展上，那些红色的纸花在灯光下绽放，剪出的图案有龙凤呈祥、有鱼跃龙门、有二十四孝——纸虽是薄的，但里面承载的文化却是厚重的。皮影展中，那些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影下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唱起来、吼起来，动起来。庆阳是皮影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那些古老的唱腔和皮影造型，记录着陇东人民的精神世界。
余在民俗展厅里流连最久。因为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普通人的历史。那些香包、剪纸、皮影，没有铭文，没有纪年，却比任何一件青铜器都更贴近这片土地的心跳。
五
走出博物馆时，已是黄昏。夕阳将博物馆土黄色的外墙染成了金红色，与楼内的红色主调遥相呼应。余站在和谐广场上，回望这座集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身的建筑，心中忽有所悟：一座博物馆，说到底，就是一个地方写给世界的一封信。庆阳的这封信，从二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写起，写到七千年前的农耕文明，写到三千年前的商周玉器，写到两千年前的秦诏版，写到汉唐的丝路繁华，写到宋明的边塞烽烟，写到“光绪庚寅兰仓学署”抄手端砚，写到近代的革命烽火，一直写到了今天。这封信很长，长到需要一万多件文物来承载；这封信又很短，短到可以在一天之内读完。
1920年，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出土于庆阳华池县赵家岔。这块看似朴素的石核，是华夏大地的先民用来砍砸食物或打猎的工具。它的出土，开启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序幕，更否定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调。余忽然想到，庆阳于中国历史的意义，或许正像这块旧石器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它不是一个中心，但它是一个源头；它不张扬，但它绝对不可或缺。
《诗经·小雅·六月》云：“狁孔炽，我是用急。”三千年前，周人就是在庆阳这片土地上，与北方的狁反复较量，最终走向了关中，走向了天下。从不窋到公刘，凡四代，均在庆阳活动。周人的农业文明，正是在庆阳的黄土塬上完成了最初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庆阳不只是庆阳的庆阳，它还是周人的庆阳，是华夏的庆阳。
车行渐远，博物馆在暮色中缩成了一个土黄色的小点。余忽然想起唐人陈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庆阳博物馆里转了一天，所见者尽是古人——从黄河古象到旧石器，从商周玉器到秦汉诏版，从唐代胡俑到宋明瓷器，从清代“光绪庚寅兰仓学署”抄手端砚到今人的土枪、大刀——前人之所见，我们今日得见；而我们今日之所见，后人亦将得见。历史就是这样一代代传递下去的，而博物馆，就是这条传递链上最庄严的一环。
己亥夏六月，记于庆阳—延安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