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雪芹及《红楼梦》的非儒宣道、人生虚无主义倾向

                               李千树

       一、引言：繁华落尽见真淳

       《红楼梦》一书，自问世以来，说者纷纭。或言其为情书，或目之为谤书，或谓其乃曹雪芹自传家史之寄寓。然究其根本，此书实乃一部关于“空”的浩瀚史诗——它以如椽巨笔写尽人间繁华，又以冷峻之眼照见万境归空。曹雪芹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长于诗礼簪缨之族，却亲历了从极盛到极衰的家族巨变。这番身世沉浮，使其对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信念产生了根本性怀疑，转而向道家寻求精神解脱，最终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人生虚无主义倾向。此一倾向，非止于一时之感喟，实乃贯穿全书之精神血脉，对读者之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二、身世之悲与时代之殇：虚无主义的社会根基

       欲论曹雪芹之思想，不可不先论其身世。曹氏家族之兴衰，实与清初政局之变迁紧密相连。曹雪芹之上世曹振彦，原为明代驻守辽东之下级军官，于天命六年归附后金，随清兵入关。曹家之发迹，自曹振彦始。其后，曹玺之妻孙氏为康熙保母，曹玺遂首任江宁织造。至曹寅一代，更得康熙皇帝之殊宠，不仅继任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且曾主持四次接驾大典。康熙南巡，四次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曹雪芹即生长于此等繁盛荣华之境。

       然盛极必衰，天道循环。雍正五年，曹頫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抄家。曹家急遽败落，迁回北京。乾隆初年，又遭一次变故，曹家彻底败落，子弟沦落至社会底层。曹雪芹晚年移居北京西郊，已穷至“举家食粥酒常赊”之地步。

       此等身世巨变，对于任何一位敏感的心灵，皆是毁灭性的打击。曹雪芹自幼受家庭文学气氛之熏陶，其思想虽以儒家为主导，却也深受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浸淫。当其亲历了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到“举家食粥”的天壤之别后，其对儒家所宣扬的功名富贵、进取有为，便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幻灭之感。王国维曾言曹雪芹“经历了种种繁华，重重苦痛，而想求得解脱”，此语可谓切中肯綮。

       三、《好了歌》与《好了歌注》：虚无主义的宣言书

       《红楼梦》开篇不久，便借一跛足道人之口，唱出了一首惊世骇俗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此歌以通俗浅近之语言，将人世所追逐之功名、金银、妻妾、儿孙，一概指为靠不住之物。它从宗教之观点出发，认为人们建功立业、发财致富、贪恋妻妾、顾念儿孙，全是“被情欲蒙蔽尚不‘觉悟’”之故。这首歌“对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种种愿望与现实的矛盾现象加以概括，同时也含有某种深刻的人生和宗教哲理，宣扬了一种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思想”。

       而甄士隐所作的《好了歌注》，则将这种虚无主义推向了更加具体、更加形象的层面：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此注“比《好了歌》所表述的更为形象，更为具象”。它写出了“贫贱的人反而变得大富大贵，突然一下子好像都衰老了”的人生无常。一切荣华富贵终会散尽，爱情难以忠贞，儿孙多不肖。“人生无常，一切的一切皆为虚无”。

       值得注意的是，跛足道人这一形象本身即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瘸腿而行，不正寓示着人世之路的崎岖与不可依恃乎？而甄士隐——这位“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的乡宦——听完《好了歌》后“心中早已彻悟”，竟随道人飘飘而去。这便是曹雪芹为读者树立的“觉悟”之榜样：放弃一切世俗追求，遁入空门。

       《好了歌》及其注解，实乃全书之文眼。它不仅是虚无主义的宣言书，更是对儒家“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全盘否定。儒家教导人们立德、立功、立言，追求不朽；而《好了歌》却告诉人们：这一切皆是虚妄，皆是靠不住的空幻。这种否定，不可谓不彻底。

       四、贾宝玉：虚无主义的人格化身

       如果说《好了歌》是曹雪芹虚无主义思想的理论宣言，那么贾宝玉便是这种思想的人格化身。

       贾宝玉这个人物，从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神话色彩——他是神瑛侍者下凡“造历幻缘”。整部《红楼梦》，不过是他“历幻”的过程。而“幻”之一字，已然点明了全书的虚无基调。

       宝玉之离经叛道，集中体现在他对儒家人生道路的拒绝上。他不愿走仕途经济之路，不愿参加科举考试。贾政逼他读书，希望他步入仕途，继承贾府的书香门第；然而宝玉却将那些热衷功名之人斥为“禄蠹”。在他看来，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不仅不能拯救世道人心，反而使人异化、使人丧失本真。

       与此同时，宝玉身上却充满了道家的精神气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体现的“近道远儒”的思想倾向，在宝玉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无材”、“自适”、“齐物”、“人道”等观点皆源自庄子，它们是建构贾宝玉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宝玉之“无材补天”，正是庄子“无用之用”的翻版；宝玉之“意淫”——以“情”沟通万物——则是对庄子“齐物”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宝玉对女性的崇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从思想渊源上看，亦可追溯至道家的“贵柔守雌”观念。而他对礼教的蔑视、对自然的亲近、对功名的鄙弃，无一不与庄子的精神相契合。

       然而，宝玉的悲剧在于：他虽看透了世俗价值的虚幻，却无法找到一条真正超越的道路。他执着于“情”，试图以“情”作为人生的意义支点；然而“情”本身亦是无常的、虚幻的。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一个个离去、一个个凋零，宝玉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终归于空。这正是曹雪芹虚无主义思想的深刻之处——它不仅否定儒家的功名富贵，甚至连道家所珍视的自然真情，最终也难以逃脱“空”的命运。

       宝玉最终“悬崖撒手”，遁入空门。这一结局，既是其个人悲剧的终点，也是曹雪芹虚无主义思想的逻辑归宿。

       五、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理想世界的建构与毁灭

       大观园是《红楼梦》中最为动人的创造。这座园子，是宝玉和众女儿们的“桃花源”，是他们暂时摆脱礼教束缚、回归自然本真的理想空间。有学者将大观园视为“道家'自然世界'”的文学呈现。在这里，少女们结社吟诗、赏花玩月，过着一种近乎“无为”的自然生活。

       然而，曹雪芹并未将大观园写成一座永久的乐园。恰恰相反，他“深刻认识到这个理想社会体系本身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脆弱性，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凸显出来，使得大观园这个道家'自然世界'在纯美之中也夹杂着浓浓的挽歌情调”。大观园从兴建到荒芜，不过短短数载；园中诸芳，终归流散。这座理想世界的毁灭，正是曹雪芹虚无主义思想的最深刻体现——它不仅否定了现实世界的价值，甚至连理想世界本身，也被视为不可持存的幻影。

       太虚幻境则是大观园的形而上学对应物。这座曹雪芹原创的“神仙地”，以“情”为本，以“红颜枯骨”为警。“太虚幻境”四字本身即已昭示：一切情缘、一切美好，终究只是“幻”，终究要归于“太虚”。它“是极虚至幻之境”。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子处阅看了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却未能悟透其中玄机；直到亲历了一切之后，他才真正明白——“红楼梦”者，不过是一场“红楼”之“梦”而已。

       这种“梦”的意象，贯穿全书始终。从第一回的“作者自云”到最后一回的“悬崖撒手”，曹雪芹始终在提醒读者：你们所读到的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万境归空。

       六、艺术手法中的虚无主义表达

       曹雪芹的虚无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更渗透于《红楼梦》独特的艺术手法之中。

       其一，是“以幻写真”的手法。全书以“女娲补天”的神话开篇，以一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作为叙事起点。“无材补天”四字，既是对传统儒家“补天济世”理想的解构，也是曹雪芹自我定位的隐喻——他自认为是一个“无材”之人，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只能在文字中构建一个虚幻的世界。

       其二，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构艺术。书中处处埋下悲剧的伏笔——太虚幻境中的册子、元宵节的灯谜、各人的诗词谶语——这一切都预示着美好终将毁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被一种宿命的阴影所笼罩，这种“命数皆前定”的宿命思想，正是虚无主义在艺术形式上的体现。

       其三，是“色空”观念的文学化表达。《红楼梦》从“色”入手，写了无数鲜活的人物、动人的情感、繁华的景象；然而这一切“色”，最终都要归于“空”。正如有论者所言，小说“从'空—色—情—色—空'这一整体意蕴的构筑”中传达出作者的痛苦体验。这种“色空”观念，虽借用了佛教的话语，但其精神内核却更接近道家的“有无相生”——有即是无，色即是空。

       其四，是对佛道人物的调侃与嘲讽。《红楼梦》中对佛、道人物和道观寺庙的调侃、嘲讽描述，说明曹雪芹“了解佛道经典而不信佛道”。他并非真的要宣扬佛教或道教的教义，而是“有意无意的借助佛道一些语言表达”自己的虚无主义思想。这种“借壳上市”的手法，使他的虚无主义表达更加隐晦、也更加深刻。

       七、思想来源：庄学与时代思潮的交汇

       曹雪芹的非儒宣道、人生虚无主义思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

       从思想渊源来看，庄子是影响曹雪芹最深的思想家。《红楼梦》虽表面上有儒家宋明理学、佛教禅宗的影子，但“这仅仅是表象，真正的核心是庄学”。曹雪芹与庄子在经历上的相似和个性气质上的接近，“使二人心灵上的契合具有了可能，进而产生了精神上的连结”。庄子对儒家礼教的批判、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对自然无为的推崇、对生死齐一的超脱，都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回应。

       从时代思潮来看，晚明以来兴起的反理学思潮对曹雪芹产生了深刻影响。李贽的“童心说”提倡“绝假纯真”，曹雪芹则提出了“正邪两赋论”，二者“都表现了对封建正统意识形态的叛离、批判倾向”。李贽与曹雪芹“都对儒、佛、道等传统思想中的消极层面予以扬弃，同时借助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抗历史的异化，呼唤人性的解放”。这种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使曹雪芹得以从庄学中汲取精神资源，用以对抗儒家正统。

       从社会背景来看，曹雪芹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表面上是“盛世”，实际上却是封建专制文化统治极其严厉的时期。文字狱盛行，士子文人“所著书籍稍涉时事，便有可能会招来横祸”。曹家两次被抄的惨痛经历，更使曹雪芹对现实政治彻底绝望。在这种背景下，他不可能正面宣扬反抗思想，只能以“梦幻人生”的外罩来包裹自己的真实思考，以虚无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

       八、不良影响：虚无主义的消极后果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宣扬的非儒宣道、人生虚无主义思想，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价值，但其对读者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亦不可不察。

       首先，这种思想容易导致读者对人生意义的彻底否定。《好了歌》告诉人们：功名是空、金银是空、妻妾是空、儿孙是空——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读者读来，“就必然会有世事难料，人生难以掌控之感慨。就有了一种劝人及时行乐的消极因素”。这种“及时行乐”的消极人生观，与儒家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精神背道而驰，容易使人丧失进取之心、放弃社会责任。

       其次，这种思想容易导致逃避现实的倾向。曹雪芹通过甄士隐的“彻悟”与出家、通过宝玉最终的“悬崖撒手”，为读者树立了一种“解脱”的榜样。然而这种“解脱”，本质上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而非解决。它引导读者不是去积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是消极地遁入内心的虚幻世界。

       再次，这种思想容易导致对一切价值的怀疑与解构。《红楼梦》不仅否定了儒家的功名富贵，也否定了道家的自然真情，最终连“情”本身也被视为虚幻。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如果被读者全盘接受，可能会导致价值虚无、道德虚无，使人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当然，我们亦应看到，曹雪芹的虚无主义并非纯粹的消极避世。它“是作者对他所处的社会充满批判愤恨和无奈情绪的虚无主义思想”。在“无材补天”的感叹背后，隐藏着的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然而，这种“以虚无表达关怀”的方式，毕竟过于隐晦，普通读者未必能够领会其中的深层含义，而更容易被其表面的消极色彩所影响。

       九、小结：梦里不知身是客

       曹雪芹以一身之悲剧，写一世之悲剧；以一家之兴衰，写一姓之兴亡。《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它敢于直面人生的虚无，敢于戳破一切美好的幻象。然而，这种直面虚无的勇气，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揭示真相的同时，也可能消解了读者追求美好、创造价值的动力。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句《好了歌注》的结语，道尽了曹雪芹对人生的终极判断。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切终归虚无，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曹雪芹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说，他给出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这或许是《红楼梦》最深刻之处，也是其最危险之处。

       读《红楼梦》者，不可不察其虚无之思想，亦不可不辨其虚无之局限。知其悲而能不溺于悲，见其空而能不为空所困。一言以蔽之，读《红楼梦》，既要读进去，又要跳出来，不要被带歪——如此，方不负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苦心孤诣。

            2026年6月28日晚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