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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不一样的过往
——读孙建军的《听风堂随笔》
叶子
今年初夏,我偶然得到孙建军的《听风堂随笔》。劳作之余,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捧起它,一读便再难放下——它就像一本三十多年前的旧记事簿,带着鲜明的年代感与岁月痕迹,有故事里的欢声笑语,也藏着这一代人难以言表的匆忙、慌张与感慨。那些文字桩桩件件,将我带回了初涉文学的岁月,勾起了绵长的回忆。
也曾有过这样的梦想
本书首篇《我的书屋》一入眼帘,我便屏气凝神地一口气读完。文中几次提及“书屋”的变迁——从童年到成年,从与女儿共用书桌到独拥“听风堂”,这既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旅程,也藏着岁月无法掩盖的流年印记。
我自幼随外祖父母长大,外祖父的书屋宽敞明亮,建在住宅旁,独立于宅院一角。老宅的顶棚很高,老人家读的线装书整齐码放在开放式书架上,高处的书常用细丝带系着,下端垂着写有书名的笺条,方便查找。低处书架上还放着裹着书衣的整卷典籍,外祖父告诉我那叫“书函”。书笺通常贴在书衣封面左上方,题写着书名、卷次或题签人姓名,兼具标识与装饰之效。每至清晨,外祖母总会推开窗户,让室外空气与屋内书香墨香交融,再用抹布细细擦拭书房各处,直至满意才悄然退出。这时我总爱倚着高大的木门,望着这间被称作“书屋”的屋子——微风拂过书架,带动书笺轻颤、丝带摇曳,它们像贴着架子起舞的精灵,丝带来回摆动,书笺轻轻旋转,配合得天衣无缝。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便梦想着长大后也能拥有这样一间书屋。
几十年过去,外祖父母早已离世,我也从北方迁居南方,但拥有书房的念头并未因时光流逝而减弱,反而愈发迫切——书越来越多,常有人劝我卖掉:“现在谁还读书啊!”我反问:“你见过读书人卖书的吗?”当然,我算不上真正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个爱读书的人,但心爱之物哪舍得换成钱?想找一间外祖父那样的书屋已不可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能根据现有条件布置一间书房,也已是幸事。
我的梦想竟是从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台开始的。那张写字台颇有来历,是父亲随部队换防时从外地带来的,材质未必名贵,却在左右两侧打着当年部队的番号,独一无二、千金难换。更重要的是,它比普通写字台宽敞许多,右侧的橱柜尤其能装。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我把厨房改造成书房,摆上这张写字台,背后还能放个小书柜,对此我已十分满足。也正是在这张写字台上,我的诗行开始登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等报刊。面对初获的成绩,我庆幸即便身居陋室,也能有一方安静读书写作的天地。
如今我已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首要考虑的仍是书房。生活可以简朴,饮食可以清淡,但书房永远要是家里最大的那间屋子。
关于法国的话题
《2004年,我想去法国》一文在这本书里位置稍靠前,读这篇短文时,那段时光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那是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建军、山杉,还有山杉的妻子格丝海尔·归娜、归娜的朋友米歇尔·乔治,聚在山杉租住在青羊小区的房子里喝酒聊天,气氛热闹极了——此行主要是为欢送乔治学成回国。
酒过三巡,建军起身告辞,屋里的热闹却丝毫未减:大家聊起中法文化的差异,山杉说归娜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乔治谈自己对中国医学的折服。不知不觉已至深夜,酒喝光了,杯盘狼藉地散在桌上。后半夜的寒气愈发浓重,穿得单薄的归娜实在熬不住,便告辞休息,山杉也很快跟了进去。客厅里只剩乔治和我,一向沉默的我不得不没话找话——我清楚自己绝不能睡着,必须撑着:他们是朋友,我却只是个偶然闯入的过客,在这样的场合睡去实在失礼。我反复告诫自己,于是问乔治是如何来到成都的,又为何对中国中医、尤其是针灸感兴趣。乔治一一作答,也正是那个晚上,我对这位法国男子、对法兰西都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不像建军说的那样,法国是蓝色的。
不久后,山杉一家离开中国去了法国。他寄来的第一封信里写道:“叶子,我的女哥们儿,法兰西远不是我之前想象的样子……”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园的思念,就像建军文字里说的想念火锅:“火锅对于我来说,就是中国。”随信,山杉还讲了自己寻找“巴黎公社”“巴黎圣母院”的经历,以及在语言学校学法语的趣事:“我身旁坐着个土耳其人,突然发觉他的语言和成都话很像,于是我就用成都话跟他聊了起来……”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也庆幸自己当时放弃了去意大利的机会。
夜晚的成都宁静而凉爽。灯下读着这篇短文,字里行间的亲人深情透过纸页漫溢出来,我忍不住再次落下泪来。
一只特别的酒瓶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橱里
若干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建军去拜访邓代昆老师——那天建军要送他自己新出版的小说《疯人独语》。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查天放”的“疯人独语”,既展现了人物的爱憎与愿望、文人的正直与良心,也写出了诗人的放浪与刚烈,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生命与信念的深刻思考。邓老师曾说:“不管癫子、痴人还是狂徒,其实都带着点‘疯气’与‘错乱’的意味。不过历来担得起这些名号的,事实证明都不是凡俗之辈,恰恰相反,他们是人中龙种、人中精粹。”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天两人对坐相谈甚欢,我要么在旁掺茶,要么忙着倒酒,始终只是个安静的聆听者。那顿饭吃了很久,除了小说之外的话题我已记不太清。偶尔邓老师问起我,我怕打扰他们交谈,便只笑笑不说话。后来邓老师拿出一瓶酒,外包装格外特别——那是一只烧制的牛角,形似某民族征战时的号角,颇有意思。见这只不走寻常路的酒瓶,我忍不住问:“邓老师,这是什么酒?”
“野人狼。”邓老师头也没抬地应了一声。我笑了:“真有意思。”邓老师听我这么说,一边给建军倒酒一边问:“咋个有意思了?”
“野人狼?野人就野人,野狼就野狼,干嘛非要把两者凑一起?不过倒跟《疯人独语》挺配的。”听我说完,他俩都笑了。接着邓老师递了个杯子到我面前:“叶子,你也来尝尝这酒野不野。”倒完酒便大笑起来。我看向他,忽然觉得他酒量不浅,便不敢多言,跟着吃喝起来。他们边吃边聊,我则边听边为他们续酒,酒喝得情谊正浓,话说得分外投机,我也掺得格外勤快。不经意间,邓老师从我下意识的动作里看穿了心思——等我给他们掺完酒,他拿起瓶子晃了晃,笑着对建军说:“她是想要这瓶子,怪不得这么娄起实给我们倒酒。”被突然点破,我有些不好意思,建军却立刻将目光转向我,又若无其事地移开,悄悄化解了我的尴尬。那顿饭结束后,我如愿把酒瓶带回了家,每当看到它,那段往事便涌上心头,想起邓老师当时的神情,我总会忍不住笑起来。
后来,我因工作去了北京,与建军断了联系许多年。再次相见时,他送了我这本《听风堂随笔》,一读便再也放不下,许多年前的场景一幕幕在眼前浮现。书里提到了很多我熟悉的人:叶延宾、王志杰、刘小村、沈重、陈之光、蓝疆……他们都是我诗歌路上的良师益友,每当提起,鲜活的形象便在脑海中涌现,可我偏偏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而最让我触动的,是书中关于孙静轩老师的代序。孙老师爱憎分明,他说:“据我所知,孙建军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想成为惠特曼、聂鲁达那样的诗人。令人欣喜的是,这早已不是梦想——我看着他沿着阶梯而上,已经登上了一定的高度。……他正在大步流星地朝你走来,总有一天,当他像山峰般出现在你面前时,……冰山的尖顶已露出水面。”孙老师说这话时,时间停留在1997年。
再相逢时,建军已在影视、舞台剧、音乐等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我为这位兄长自豪,为这位“老班长”自豪,也为曾在那片天寒地冻的土地上燃烧过青春的人们自豪。
蓦然,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苍劲的加格达奇,那里埋藏着一片火热的青春;一株株盛放的达子香,听过花根咬住冻土的坚韧——它们像每一个扣件紧紧咬住远山。风从两个方向吹,花瓣朝南,铁道线却始终向北。
2026年6月28日于城南一隅

大兴安岭盛开的达子香(映山红/杜鹃花)

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孙建军的青春也留在了这里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