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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不一样的过往
——读孙建军的《听风堂随笔》
叶子
今年初夏，我偶然得到孙建军的《听风堂随笔》。劳作之余，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捧起它，一读便再难放下——它就像一本三十多年前的旧记事簿，带着鲜明的年代感与岁月痕迹，有故事里的欢声笑语，也藏着这一代人难以言表的匆忙、慌张与感慨。那些文字桩桩件件，将我带回了初涉文学的岁月，勾起了绵长的回忆。
也曾有过这样的梦想
本书首篇《我的书屋》一入眼帘，我便屏气凝神地一口气读完。文中几次提及“书屋”的变迁——从童年到成年，从与女儿共用书桌到独拥“听风堂”，这既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旅程，也藏着岁月无法掩盖的流年印记。
我自幼随外祖父母长大，外祖父的书屋宽敞明亮，建在住宅旁，独立于宅院一角。老宅的顶棚很高，老人家读的线装书整齐码放在开放式书架上，高处的书常用细丝带系着，下端垂着写有书名的笺条，方便查找。低处书架上还放着裹着书衣的整卷典籍，外祖父告诉我那叫“书函”。书笺通常贴在书衣封面左上方，题写着书名、卷次或题签人姓名，兼具标识与装饰之效。每至清晨，外祖母总会推开窗户，让室外空气与屋内书香墨香交融，再用抹布细细擦拭书房各处，直至满意才悄然退出。这时我总爱倚着高大的木门，望着这间被称作“书屋”的屋子——微风拂过书架，带动书笺轻颤、丝带摇曳，它们像贴着架子起舞的精灵，丝带来回摆动，书笺轻轻旋转，配合得天衣无缝。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便梦想着长大后也能拥有这样一间书屋。
几十年过去，外祖父母早已离世，我也从北方迁居南方，但拥有书房的念头并未因时光流逝而减弱，反而愈发迫切——书越来越多，常有人劝我卖掉：“现在谁还读书啊！”我反问：“你见过读书人卖书的吗？”当然，我算不上真正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个爱读书的人，但心爱之物哪舍得换成钱？想找一间外祖父那样的书屋已不可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能根据现有条件布置一间书房，也已是幸事。
我的梦想竟是从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台开始的。那张写字台颇有来历，是父亲随部队换防时从外地带来的，材质未必名贵，却在左右两侧打着当年部队的番号，独一无二、千金难换。更重要的是，它比普通写字台宽敞许多，右侧的橱柜尤其能装。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我把厨房改造成书房，摆上这张写字台，背后还能放个小书柜，对此我已十分满足。也正是在这张写字台上，我的诗行开始登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等报刊。面对初获的成绩，我庆幸即便身居陋室，也能有一方安静读书写作的天地。
如今我已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首要考虑的仍是书房。生活可以简朴，饮食可以清淡，但书房永远要是家里最大的那间屋子。
关于法国的话题
《2004年，我想去法国》一文在这本书里位置稍靠前，读这篇短文时，那段时光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那是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建军、山杉，还有山杉的妻子格丝海尔·归娜、归娜的朋友米歇尔·乔治，聚在山杉租住在青羊小区的房子里喝酒聊天，气氛热闹极了——此行主要是为欢送乔治学成回国。
酒过三巡，建军起身告辞，屋里的热闹却丝毫未减：大家聊起中法文化的差异，山杉说归娜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乔治谈自己对中国医学的折服。不知不觉已至深夜，酒喝光了，杯盘狼藉地散在桌上。后半夜的寒气愈发浓重，穿得单薄的归娜实在熬不住，便告辞休息，山杉也很快跟了进去。客厅里只剩乔治和我，一向沉默的我不得不没话找话——我清楚自己绝不能睡着，必须撑着：他们是朋友，我却只是个偶然闯入的过客，在这样的场合睡去实在失礼。我反复告诫自己，于是问乔治是如何来到成都的，又为何对中国中医、尤其是针灸感兴趣。乔治一一作答，也正是那个晚上，我对这位法国男子、对法兰西都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不像建军说的那样，法国是蓝色的。
不久后，山杉一家离开中国去了法国。他寄来的第一封信里写道：“叶子，我的女哥们儿，法兰西远不是我之前想象的样子……”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园的思念，就像建军文字里说的想念火锅：“火锅对于我来说，就是中国。”随信，山杉还讲了自己寻找“巴黎公社”“巴黎圣母院”的经历，以及在语言学校学法语的趣事：“我身旁坐着个土耳其人，突然发觉他的语言和成都话很像，于是我就用成都话跟他聊了起来……”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也庆幸自己当时放弃了去意大利的机会。
夜晚的成都宁静而凉爽。灯下读着这篇短文，字里行间的亲人深情透过纸页漫溢出来，我忍不住再次落下泪来。
一只特别的酒瓶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橱里
若干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建军去拜访邓代昆老师——那天建军要送他自己新出版的小说《疯人独语》。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查天放”的“疯人独语”，既展现了人物的爱憎与愿望、文人的正直与良心，也写出了诗人的放浪与刚烈，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生命与信念的深刻思考。邓老师曾说：“不管癫子、痴人还是狂徒，其实都带着点‘疯气’与‘错乱’的意味。不过历来担得起这些名号的，事实证明都不是凡俗之辈，恰恰相反，他们是人中龙种、人中精粹。”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天两人对坐相谈甚欢，我要么在旁掺茶，要么忙着倒酒，始终只是个安静的聆听者。那顿饭吃了很久，除了小说之外的话题我已记不太清。偶尔邓老师问起我，我怕打扰他们交谈，便只笑笑不说话。后来邓老师拿出一瓶酒，外包装格外特别——那是一只烧制的牛角，形似某民族征战时的号角，颇有意思。见这只不走寻常路的酒瓶，我忍不住问：“邓老师，这是什么酒？”
“野人狼。”邓老师头也没抬地应了一声。我笑了：“真有意思。”邓老师听我这么说，一边给建军倒酒一边问：“咋个有意思了？”
“野人狼？野人就野人，野狼就野狼，干嘛非要把两者凑一起？不过倒跟《疯人独语》挺配的。”听我说完，他俩都笑了。接着邓老师递了个杯子到我面前：“叶子，你也来尝尝这酒野不野。”倒完酒便大笑起来。我看向他，忽然觉得他酒量不浅，便不敢多言，跟着吃喝起来。他们边吃边聊，我则边听边为他们续酒，酒喝得情谊正浓，话说得分外投机，我也掺得格外勤快。不经意间，邓老师从我下意识的动作里看穿了心思——等我给他们掺完酒，他拿起瓶子晃了晃，笑着对建军说：“她是想要这瓶子，怪不得这么娄起实给我们倒酒。”被突然点破，我有些不好意思，建军却立刻将目光转向我，又若无其事地移开，悄悄化解了我的尴尬。那顿饭结束后，我如愿把酒瓶带回了家，每当看到它，那段往事便涌上心头，想起邓老师当时的神情，我总会忍不住笑起来。
后来，我因工作去了北京，与建军断了联系许多年。再次相见时，他送了我这本《听风堂随笔》，一读便再也放不下，许多年前的场景一幕幕在眼前浮现。书里提到了很多我熟悉的人：叶延宾、王志杰、刘小村、沈重、陈之光、蓝疆……他们都是我诗歌路上的良师益友，每当提起，鲜活的形象便在脑海中涌现，可我偏偏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而最让我触动的，是书中关于孙静轩老师的代序。孙老师爱憎分明，他说：“据我所知，孙建军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想成为惠特曼、聂鲁达那样的诗人。令人欣喜的是，这早已不是梦想——我看着他沿着阶梯而上，已经登上了一定的高度。……他正在大步流星地朝你走来，总有一天，当他像山峰般出现在你面前时，……冰山的尖顶已露出水面。”孙老师说这话时，时间停留在1997年。
再相逢时，建军已在影视、舞台剧、音乐等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我为这位兄长自豪，为这位“老班长”自豪，也为曾在那片天寒地冻的土地上燃烧过青春的人们自豪。
蓦然，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苍劲的加格达奇，那里埋藏着一片火热的青春；一株株盛放的达子香，听过花根咬住冻土的坚韧——它们像每一个扣件紧紧咬住远山。风从两个方向吹，花瓣朝南，铁道线却始终向北。
2026年6月28日于城南一隅
大兴安岭盛开的达子香（映山红/杜鹃花）
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孙建军的青春也留在了这里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