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曾国藩何以被蒋介石和毛泽东双双推崇?——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十
李千树
晚清以降,人物之毁誉悬殊、争议之纷繁复杂,莫如曾国藩。誉之者奉为“圣相”,毁之者斥为“元凶”。然有一奇特之现象:意识形态迥异之蒋介石与毛泽东,竟对曾氏同致敬服。蒋介石称曾文正公“足为吾人之师资”,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集》,以为政治家必读之书;毛泽东更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两位二十世纪之历史巨人,何以不约而同推崇一位晚清中兴名臣?此问关乎曾氏之历史地位,亦关乎儒家文化在近代之嬗变与传承。
一、生平述略与历史争议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以一介农家子弟,竟成晚清重臣,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其人生平,本身即为传奇:书生出身而能统兵,文人而能杀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
然其历史评价,历来两极。从传统视角观之,其为“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突出代表”;从革命史观视之,则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此等争议,折射出不同时代之政治形态与社会心态。然则,超越简单之褒贬,曾国藩之特殊价值究竟何在?
二、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与革新者
曾国藩对儒家文化之贡献,首在躬行实践,使儒学由空疏之学转为经世之学。乾嘉以降,汉学考据“饾饤琐碎”,理学空谈心性,二者皆与世事脱节。曾国藩标举“理学经世”,既宗宋儒,又力求经世致用。他调和汉宋之争,以“务实”为契入点,使儒学由狭小之范阈得以丰富拓展。其理学经世思想之突出特点,在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相联结,再现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精义。
曾国藩之修身功夫,尤足称道。他一生践行儒家“修齐治平”之理想,拜唐鉴习“静”,拜俊仁习“慎独”,订日课册,坚持写日记,提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其家书以伦理为骨架,以秩序为归宿,试图以一家之稳定反推世道回稳。此种将个体道德、家族秩序、天下安危视为同构整体的儒家思维,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践。
更为可贵者,曾国藩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未抱残守缺。他倡办洋务,提出“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主张;他吸收西方技术,引进机器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进程。他既“牢牢护持着中国传统儒学的生命和根基”,又以博深之涵容吸收、改造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给趋于僵化的儒学注进新的生命”。章炳麟谓其“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实则曾氏之复杂性正在于此——他既是传统文化的最后守护者,又是西学东渐的拓荒者。
三、毛蒋推崇之异同
毛泽东与蒋介石对曾国藩之推崇,路径有别而精神相通。
蒋介石之推崇,重在“效法”。蒋氏以军事出身而服膺曾氏,一生模仿曾国藩之行事:点名方式、静坐养生,皆一板一眼效仿;以“中正剑”赠部下,效曾国藩“腰刀赠部下”之法;以《曾胡治兵语录》为高级将领之教科书。蒋氏认为,在举国混乱、外患当头之际,救国复兴必须效法曾国藩。此乃乱世中对强人型政治家之现实需求——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缔造湘军、平定大乱之经历,为蒋氏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政治典范。
毛泽东之推崇,则重在“本源”。青年毛泽东最看重曾国藩“大本大源”之思想境界。他在致黎锦熙信中明言:“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而曾国藩则真正掌握了宇宙之真理、社会之根本。此乃思想家对思想家的精神认同——毛泽东从曾氏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事功之成就,更是“动天下之心”的根本之道。
此外,乡邦渊源亦不可忽视。毛泽东生于湘潭,与曾国藩老家湘乡相距不过数十里;其祖上多人参加湘军;少年就读之东山学堂,乃曾国藩等人所创办;其师杨昌济亦为曾氏之“粉丝”。此种地域文化之浸染,使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而言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乡邦先贤、精神楷模。
然则,毛蒋二人之推崇,亦不可过度诠释。毛泽东之“独服”,乃青年时期之思想取向;至其晚年,则以阶级分析之法评价曾国藩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之效法,亦未能挽救其政权之覆亡。历史人物之评价,当置于具体时代语境中加以审视,不宜以后来之政治立场简单比附。
四、历史地位与当代启示
曾国藩之特殊历史地位,在于他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之枢纽位置。他在新旧时代的更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他以儒家伦理整饬吏治、维系道统;另一方面,他又以开放姿态引进西学、推动洋务。他以东方儒家文化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冲击。
曾国藩对后世之影响,既深且广。其治军思想以儒家学说为本,强调“忠义血性”与精神教育;其用人之道注重“勤恕廉明”;其家书家训成为数代人家教典范。梁启超谓“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此种影响,跨越了党派与意识形态之界限。
然曾国藩终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之人物。他以儒家伦理为武器镇压太平天国,以“卫道”之名行维护旧秩序之实;他在天津教案中“拼得声名”之选择,亦见其作为晚清官僚之局限性。对曾氏之评价,既不可因其事功而溢美,亦不可因其阶级属性而全盘否定。如章炳麟所言,誉之圣相与谳之元凶,皆失之偏颇。
五、小结
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双推崇曾国藩,此非偶然。蒋氏之所取,在曾氏乱世建功之实践智慧;毛氏之所取,在曾氏把握本源之思想境界。二人路径不同,而精神指向实有相通之处——皆在寻找中国变革与复兴之精神资源与行动典范。
曾国藩之意义,正在于此:他是儒家文化在近代危机中之一次有力回应——既坚守道统,又开放务实;既修身养性,又经世致用。他使儒学从书斋走向战场、从考据走向实践,为濒临僵化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一生,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在近代中国之最后一次大规模实践。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庞然大物”,其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将继续引发后人深思。
2026年6月29日晨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