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何以被蒋介石和毛泽东双双推崇？——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十

                               李千树

       晚清以降，人物之毁誉悬殊、争议之纷繁复杂，莫如曾国藩。誉之者奉为“圣相”，毁之者斥为“元凶”。然有一奇特之现象：意识形态迥异之蒋介石与毛泽东，竟对曾氏同致敬服。蒋介石称曾文正公“足为吾人之师资”，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集》，以为政治家必读之书；毛泽东更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两位二十世纪之历史巨人，何以不约而同推崇一位晚清中兴名臣？此问关乎曾氏之历史地位，亦关乎儒家文化在近代之嬗变与传承。

       一、生平述略与历史争议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以一介农家子弟，竟成晚清重臣，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其人生平，本身即为传奇：书生出身而能统兵，文人而能杀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

       然其历史评价，历来两极。从传统视角观之，其为“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突出代表”；从革命史观视之，则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此等争议，折射出不同时代之政治形态与社会心态。然则，超越简单之褒贬，曾国藩之特殊价值究竟何在？

       二、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与革新者

       曾国藩对儒家文化之贡献，首在躬行实践，使儒学由空疏之学转为经世之学。乾嘉以降，汉学考据“饾饤琐碎”，理学空谈心性，二者皆与世事脱节。曾国藩标举“理学经世”，既宗宋儒，又力求经世致用。他调和汉宋之争，以“务实”为契入点，使儒学由狭小之范阈得以丰富拓展。其理学经世思想之突出特点，在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相联结，再现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精义。

       曾国藩之修身功夫，尤足称道。他一生践行儒家“修齐治平”之理想，拜唐鉴习“静”，拜俊仁习“慎独”，订日课册，坚持写日记，提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其家书以伦理为骨架，以秩序为归宿，试图以一家之稳定反推世道回稳。此种将个体道德、家族秩序、天下安危视为同构整体的儒家思维，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践。

       更为可贵者，曾国藩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未抱残守缺。他倡办洋务，提出“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主张；他吸收西方技术，引进机器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进程。他既“牢牢护持着中国传统儒学的生命和根基”，又以博深之涵容吸收、改造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给趋于僵化的儒学注进新的生命”。章炳麟谓其“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实则曾氏之复杂性正在于此——他既是传统文化的最后守护者，又是西学东渐的拓荒者。

       三、毛蒋推崇之异同

       毛泽东与蒋介石对曾国藩之推崇，路径有别而精神相通。

       蒋介石之推崇，重在“效法”。蒋氏以军事出身而服膺曾氏，一生模仿曾国藩之行事：点名方式、静坐养生，皆一板一眼效仿；以“中正剑”赠部下，效曾国藩“腰刀赠部下”之法；以《曾胡治兵语录》为高级将领之教科书。蒋氏认为，在举国混乱、外患当头之际，救国复兴必须效法曾国藩。此乃乱世中对强人型政治家之现实需求——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缔造湘军、平定大乱之经历，为蒋氏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政治典范。

       毛泽东之推崇，则重在“本源”。青年毛泽东最看重曾国藩“大本大源”之思想境界。他在致黎锦熙信中明言：“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而曾国藩则真正掌握了宇宙之真理、社会之根本。此乃思想家对思想家的精神认同——毛泽东从曾氏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事功之成就，更是“动天下之心”的根本之道。

       此外，乡邦渊源亦不可忽视。毛泽东生于湘潭，与曾国藩老家湘乡相距不过数十里；其祖上多人参加湘军；少年就读之东山学堂，乃曾国藩等人所创办；其师杨昌济亦为曾氏之“粉丝”。此种地域文化之浸染，使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而言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乡邦先贤、精神楷模。

       然则，毛蒋二人之推崇，亦不可过度诠释。毛泽东之“独服”，乃青年时期之思想取向；至其晚年，则以阶级分析之法评价曾国藩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之效法，亦未能挽救其政权之覆亡。历史人物之评价，当置于具体时代语境中加以审视，不宜以后来之政治立场简单比附。

       四、历史地位与当代启示

       曾国藩之特殊历史地位，在于他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之枢纽位置。他在新旧时代的更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他以儒家伦理整饬吏治、维系道统；另一方面，他又以开放姿态引进西学、推动洋务。他以东方儒家文化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冲击。

       曾国藩对后世之影响，既深且广。其治军思想以儒家学说为本，强调“忠义血性”与精神教育；其用人之道注重“勤恕廉明”；其家书家训成为数代人家教典范。梁启超谓“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此种影响，跨越了党派与意识形态之界限。

       然曾国藩终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之人物。他以儒家伦理为武器镇压太平天国，以“卫道”之名行维护旧秩序之实；他在天津教案中“拼得声名”之选择，亦见其作为晚清官僚之局限性。对曾氏之评价，既不可因其事功而溢美，亦不可因其阶级属性而全盘否定。如章炳麟所言，誉之圣相与谳之元凶，皆失之偏颇。

       五、小结

       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双推崇曾国藩，此非偶然。蒋氏之所取，在曾氏乱世建功之实践智慧；毛氏之所取，在曾氏把握本源之思想境界。二人路径不同，而精神指向实有相通之处——皆在寻找中国变革与复兴之精神资源与行动典范。

       曾国藩之意义，正在于此：他是儒家文化在近代危机中之一次有力回应——既坚守道统，又开放务实；既修身养性，又经世致用。他使儒学从书斋走向战场、从考据走向实践，为濒临僵化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一生，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在近代中国之最后一次大规模实践。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庞然大物”，其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将继续引发后人深思。

           2026年6月29日晨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