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四季，岁月留痕

——我的前半生（四）

  题记： 十岁那年的月光，是我此生见过最冷的光。它照见了人性的恶，也照见了父爱的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家小镇空气中总悬飘着米糠燃烧的微焦味道。那是镇企业办食堂炊烟的味道，也是我对童年最痛的回忆。 

我和阿明第一次同住宿舍的那个晚上，他从裤兜变戏法地摸出一颗糖果，橙黄色的玻璃纸在昏黄灯光下微微反光。

   “今天在供销社门口捡的，给你一个。”

   我咽了咽口水，接过来小心剥开，将糖果塞进嘴里。甜味在口腔浸开，盖过了我初次离家的心慌。我们并排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窗外稻田里的蛙声如潮，谁也没说话。

  那年我十岁，刚从村里转到镇小学读四年级，阿明念三年级。我们的父亲同在镇企业办工作——企业办，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白天忙碌，晚上还要骑自行车回几公里外的村子，帮着务农的妻子照看更小的孩子。让我们同住一间宿舍，是大人们能想到的最妥帖的办法——两个孩子做伴，总好过私自面对孤独的长夜。

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每天早上一起上学，放学后一起回饭堂吃饭，周六下午一起步行回村——阿明是我邻村的，来回要经过我家。阿明总有零花钱，今天两颗糖，明天一根冰棍——我记得那时的冰棍五分钱一根，末端总嵌着一小截绿豆，他每次都会买给我。

“今天在路上捡了一毛钱。”他说。

“昨天供销社的阿姨算错数多找了五分。”他解释。

“在操场边捡的。”他指着一块新橡皮。

 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在我眼里，阿明就像圩里那些会变魔术的江湖艺人，总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变出好东西。我们的宿舍渐渐堆满了图书、画片、弹珠，都是他用“捡来”的钱买的。

直到一个阴沉的星期二下午，我的帆布书包不见了。

“我明明背回来了，就放在桌子上！”我急得眼圈都红了。那书包是军绿色的，我父亲送我来镇上读书时买的。

 阿明拍拍我的肩：“别急，我陪你找。”

 我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又沿着回宿舍的路来回找了一遍，一无所获。没有了书包，我不敢踏入学校，怕大人看到，也不敢在院子里露面，当时的无助我现在都无法想象。

那天下午，阿明陪我外面闲逛，没去上学。

这时，我突然想到父亲，他早已调到离圩镇几公里外，烧陶瓷的缸瓦厂上班了。我就不能住原来的宿舍了，只有跟阿明住他父亲的宿舍。

“我们别回去了。”阿明看出我的恐惧，“就在外面玩，放学时间再回去，单位人没看见，你爸不会知道的。”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东躲西藏，上课时躲进后山的荔枝林，或在小河边看鱼游泳，放学时混入回家的人流。晚上躺在宿舍里，我整夜睡不着，听着老鼠在天花板上窸窸窣窣，想象父亲知道后的暴怒。

第三天中午，食堂煮饭的刘阿姨在谷壳房发现了我的书包。谷壳房堆着碾米剩下的稻壳，是食堂烧火煮饭的燃料。我的书包被塞在最角落，沾满了灰黄的谷壳。

“这是你的吧？怎么在这里？”刘阿姨拎着书包找到我时，我正假装在食堂门口看蚂蚁搬家呢。

 阿明站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他神态没那么自然。

“是……是我的，刚才没钥匙开门放这里，出去玩了一下。”我接过书包，拍掉上面的谷壳。课本还在，铅笔盒也在，只是夹层里母亲给我应急用的五毛钱不见了。

 我知道是阿明藏的，却谁也没有说破，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像隔了一层玻璃。他也还是会分我零食，但我摇头说不要。他还是会等我一起放学，但我总找借口说老师留堂。

一个周六下午，我走路回到村里，跟小伙伴一起在村中玩耍时，远远就看到我家门口来了三位骑着自行车的叔叔，我知道那是派出所公安——我见过他们。我妈看见就嚷叫我。

 三个公安从我家走出来，其中一个高个子问我：“跟我回派出所一趟——那时好像也是叫派出所。”

我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们就把我抱上了其中一辆自行车，我跟他们一起走了。母亲从屋里冲出来，赤着脚追在车后，喊着什么我听不清。我转头看见她拐向了通往缸瓦厂的小路。

我被关在镇政府大院戏台二楼——那里以前叫公社。那戏台在公社大院里，观众席是露天的，唱大戏就在这，外面要买才能进来看，里面家属不用。此刻空荡荡的，木地板踩上去发出空洞的回响。高个子公安给我倒了杯水，语气温和得不像对待犯人。

 “小朋友，别怕，我们就是了解点情况。”他蹲下来，视线与我平齐，“阿明说，你们一起拿了隔壁陈叔的钱。是不是他让你放风的？”

我愣住，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没有……什么钱？我不知道……”

“陈叔丢了很多块钱，是放在房间抽屉里的。”另一个年轻些的公安走过来，声音严厉了些，“阿明都承认了，说是你们俩一起干的。他还说，之前那些零食，都是用偷来的钱买来一起吃的。”

“我没有偷钱。”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但异常清晰。

 “小朋友，承认了就能回家。”高个子公安拍拍我的肩说“小孩子犯错很正常，改了就好。要是不承认，今晚就得在这儿过夜了”我害怕了，脱口而出：

“要多少我叫我爸拿来。”

那时我毕竟我才十岁。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我扑到窗前，额头抵着冰冷的木窗棂上向外张望，看见远处文朝岭的山脚下，两个熟悉的身影。父亲骑车，母亲侧坐在后座，双手紧紧抓着他的衣摆。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母亲的身子随着颠簸左右摇晃。

“爸！妈！”我用力拍打窗户往外叫，离得太远了，他们听不见。

 在这里不让家属见面，父母被拦在一楼。我听见父亲从未有过的急促声音从楼下传来：“我……儿子不会偷……钱的，让我见他……我问下！”“不要为难我们，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听母亲带着哭腔：“孩子才十岁，你们不能这样关着他！”

“正在问话，你们在外面等着。”公安的声音有点冷冰冰的。

戏台二楼这个小房间有盏不是很亮的小电灯，天黑透后，只有月光从高高的窗户斜照进来，在地上投出窗棂的影子。我蹲在墙角，抱着膝盖，第一次知道夜晚可以这么长，而我又那么无助。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楼梯传来脚步声。父亲走上来，身后跟着那个高个子公安。月光下，父亲的脸显得苍白而疲惫，眼下有深重的阴影。

“醒醒”，此时的我趴在桌子睡着了，他蹲下来，双手按住我的肩膀，力道大得发疼把我叫醒，“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有没偷过钱？”

 “没有。”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爸，我真的没有。”

父亲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转身对公安说：“我儿子说没有。陈叔的钱是什么时候丢的？”

 “不知道丢了多久，周三中午才发现。”

我父亲再问我“有没跟阿明一起拿了？”“没有！”我哭着说，高个子公安对我父亲说，“你出去一下，家属不能在这里。”楼下传来母亲压抑的啜泣。

 晚上十点多，有个公安进来说“你可以回去了，阿明全部承认了，剩下的钱在他老家的床脚下压着，也找到了”。我终于被允许回家。走出公社大门时，我愣住了——门外黑压压站满了人，都是村里的叔伯婶娘，有人提着煤油灯，有人打着手电。昏黄的光晕里，我看见陈叔也站在人群中，他朝我点点头，眼神复杂。

 母亲冲过来紧紧抱住我，她的身体在发抖。父亲推着自行车，对乡亲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声音沙哑。

我坐我爸的自行车横杆上，妈妈坐后面，随他驶出圩镇，转入乡间土路，四下只有蛙鸣虫叫。父亲的胸膛贴着我后背，能听见他急促的心跳。

“阿明承认是他一个人干的。”父亲突然说，“他在老家也经常有小偷小摸，这次不止偷了陈叔的钱，还偷过隔壁吴姨的钱。他认为是两个人参与，罪就会轻些，就说你也有参与。”耳边风呼呼而过，“你在公安面怎么能说回家问我拿钱过来？这样别人还以为你偷了钱，拿回去放家了。”我沉默不语。

夜风很凉，我打了个寒战。

“明天我去找学校老师，看能不能让你住老师宿舍。”父亲继续说，更像在自言自语，“不能跟他住一起了。缸瓦厂了太远了……得想个办法……”

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路面上扭曲变形。我想起阿明第一次给我糖的那个晚上，想起我们一起逃学去荔枝林，去游泳，想起他发现我怀疑他时，眼里闪过的慌乱。

周一上学，我住校，在饭堂吃饭，也搬进了学校陈老师的宿舍，和他的儿子同住，本来窄小的房间铺了两张床，还摆了张小办公桌，就更加显得局促了。陈老师的儿子比我小，话不多，但会有什么都跟我说，会在夜里我睡不着时，小声给我讲水浒传的故事。

那次以后，阿明也不来学校上学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之后几年听别人说他在县城的技工学校读，他父亲也不知调哪工作了。现在到镇上经过我们曾经同住的那栋楼，楼还在，已破烂不堪也没人住了，我会不自觉朝二楼那扇窗看一眼。走廊上我们曾经一起的欢声笑语，早已枯萎在这破旧的楼道里。

 我出来工作后，有一次在旧书摊看到一本心理学书籍，上面写道：童年时期的同伴背叛，会在潜意识里塑造一个人对信任的理解。我合上书，想起那年谷壳房里的书包，想起戏台二楼冰冷的月光，想起父亲自行车前杠上看到的、被月光照得发白的乡间土路。

有次我从县城走过，看见有间药店里柜台边坐着的是亚明，我隔着街看了许久，那扇玻璃门后光影晃动，我终究没敢迈步进去。有些门，关上就关上了。旧宿舍后来做了库房，塞满了废纸与锈铁，窗扉紧闭，再漏不进半缕那年的月光。

而谷壳燃烧的微焦味道，依然飘散在小镇的空气里，在记忆里过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