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大乌口,捡拾时间的碎片
张兴源
一
二〇一九年盛夏,我自延安启程,一路向北。车窗外的景致渐渐褪去陕北黄土高原的苍黄与沟壑纵横,代之以宁夏平原的平阔与疏朗。贺兰山如一匹静卧的巨兽,横亘在天地之间,其势雄浑,其色苍黛,仿佛从《史记·匈奴列传》中走来,带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古老气息。我的目的地,是贺兰山下一个叫大武口的地方。
大乌口,这个名字,在我心中盘旋已久。说起来,我与大武口似乎并无多少渊源,但一个写了大半辈子陕北山川河流的人,总对陌生的土地怀有一种近乎贪婪的好奇。听说那里的街道极为宽敞,人流却不多,是一个特别有韵味的城市。这话勾起了我的念想——一个“有韵味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光景?
车入大武口,首先迎接我的,是那条叫作“世纪大道”的街道。果然如人所言,宽阔得令人心生敬意。道路两旁,绿植齐整,像是被尺子量过一般,连灌木丛的弧度都整齐得不可思议。这正是现代城市规整的面孔。然而大武口的韵味,绝不止于这规整——它的魂,藏在更深的地方。
二
大武口,原名“打硙口”。硙者,石磨也。“打硙口”三字,朴素得近乎粗粝,却生动地刻画了古时此地的生活图景——贺兰山的石匠们,在此凿石为磨,那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曾在这山谷间回荡了多少年?明弘治《宁夏新志》中,这个名字首次现身于文献。一个地名,从口语到书页,这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历史。
然而战争的硝烟很快遮蔽了石磨的声响。明代,大武口是宁夏西边墙的重要关隘,是贺兰山三十六隘口之一,与胜金关、三关口、镇远关并称宁夏“城防四隘”。站在今日的街头,遥想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金戈铁马的战场,是“虏寇”南下必经的咽喉。草原上的铁骑从贺兰山外席卷而来,守关的将士在此浴血奋战,那呐喊声、厮杀声,早已随风散尽,但大地的记忆不会消失——它沉淀在泥土里,凝固在岩石上,只待有缘人来唤醒。
清道光九年(1829年)前,平罗县在贺兰山东麓增设四堡,“打硙口堡”名列其中。宣统元年(1909年),打硙口堡已有居民九十六户,三百八十五人。九十六户,三百八十五人——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但在那个年代,这已是贺兰山下一个聚落的全部生机。我想象那些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石磨转动的声音与山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大武口最初的市井交响。
地名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那一年,宁夏省建设厅厅长李翰园途经此地,见有“打硙口学堂”,觉得此名不雅,遂改名为“大武口学堂”,并解释说,“大武口”意为“武士们曾经在这里打过仗的地方”。一个“打”字变成了“大”字,石磨的叮当声变成了战鼓的轰鸣声——地名的更易,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与权力的意志。从此,“大武口”这个名字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
如果说“打硙口”是大武口的古意,那么“因煤而兴”便是它的今身。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决定大规模开发石嘴山丰富的煤炭资源,大武口率先吹响了工业化的号角。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汇聚于此,他们被称作“支宁人”。西北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矿井、宁夏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宁夏第一座年入洗一百五十万吨原煤的大型洗煤厂……一个个“第一”,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最为鼎盛的时期,大武口的工业产值占据宁夏工业的半壁江山。
我行走在大武口街头,试图寻找那些工业时代的遗迹。大武口洗煤厂、石炭井矿区——这些名字,曾经是中国工业版图上熠熠生辉的坐标。如今,废弃的旧厂房正在变身城市文化公园。我没有去那些已经改造好的公园,而是特意寻了一处尚未完全修缮的老厂区。斑驳的红砖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依稀可辨;巨大的车间里,机器的轰鸣早已沉寂,只有阳光从破碎的窗棂间斜斜地射进来,照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尘埃在光柱中缓缓飞舞,像是时间的碎屑。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那个从陕北双水村走出来的青年,不也正是汇入了这工业化的洪流之中吗?大武口的“支宁人”们,来自天南海北——东北的、河南的、四川的、上海的。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如今你在大武口随便问一个人,十有八九说的是普通话——这正是移民城市最鲜明的印记。一座城市的语言,就是它历史的活化石。
四
大武口的文化底色,远比工业更为厚重。
贺兰山深处,藏着远古的先民留下的密码。在大武口乡西北侧的贺兰山北端,有一处叫作黑石峁的地方,岩画分布在距沟底三百余米的独立山峰上,可辨识的单体图像多达一百二十一个——动物、人形、符号,采用敲凿法制作,刻痕深浅不一。这些岩画,最早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一万至两万年。一万年——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时间尺度。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用石器在岩石上刻画图案的时候,大武口的山风就已经开始吹拂了。那些动物图案中,有鹿的造型,简洁凝练,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我想象着那个远古的匠人,手持尖石,在岩壁上一下一下地敲凿——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是为了记录一次成功的狩猎?是为了向神灵祈求丰收?还是仅仅因为,他心中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想要表达的冲动?
这种冲动,与今天我坐在书斋里写作的冲动,本质上并无不同。人类对美的追求,对表达的渴望,从一万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延续到今天,从未中断。
除了岩画,大武口还有一座北武当庙,位于贺兰山九泉口。庙宇依山而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于一身。我没有进去细看,只在山门外驻足片刻。庙前的古树,枝干虬曲,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香客与游人。寺庙的钟声从山门内传出,悠远而沉静,与远处工厂的汽笛声形成一种奇妙的对话——一个是千年的梵音,一个是百年的工业轰鸣;一个指向彼岸,一个扎根此岸。这或许就是大武口的独特之处:它既承载着远古的宗教与艺术,又背负着现代的工业与梦想;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
五
大武口的街道,的确宽敞得令人心旷神怡。但最打动我的,不是街道的宽度,而是街道上的人——准确地说是“不多的人”。
黄昏时分,我漫步在一条不知名的街道上。夕阳把整条街染成金黄色,两旁的建筑投下长长的影子。行人寥寥,偶尔有汽车驶过,发动机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这种“空”,不是萧条的“空”,而是一种从容的“空”——像是这座城市刻意留出的呼吸的空间。
我想起陕北的县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充满了世俗的热闹与喧嚣。而大武口不同,它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安静。这种安静,或许来自它的历史——它曾经是军事关隘,是工业重镇,经历过太多的金戈铁马与机器轰鸣,如今它累了,想要安静地歇一歇。又或许,这种安静来自它的地理——它地处贺兰山与黄河之间,背靠大山,面朝平原,天然就有一种沉稳的气度。
街边的一家小店里,卖的是当地的特色小吃——羊杂汤。我要了一碗,坐在临街的位子上慢慢吃。汤色奶白,味道醇厚,没有一丝膻味。老板娘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东北的,来大武口三十年了。”三十年——从东北到西北,从青春到中年,她把自己的一生,嫁给了这座城。我问她想不想回东北,她笑了笑说:“这儿就是家了。”
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我心头一热。一座城市,能让一个异乡人说出“这儿就是家了”,这大概就是它最大的魅力。
六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站在宾馆的窗前,望着大武口深沉的夜色。远处的贺兰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幅水墨画的底色。城市的灯火不算璀璨,却有一种温暖的橙黄色调,星星点点地散布在黑暗中。头顶的天空,星星格外明亮——城市的光污染少,星空就显得格外慷慨。
我想起了《清史稿·地理志》中关于宁夏的记载,那些枯燥的文字背后,是无数鲜活的生命的流动。我又想起了《明史纪事本末》中关于北方边防的篇章,那些宏大的叙事之下,是一个个关隘、一座座城堡的兴废存亡。而今天,我站在这片土地上,亲身感受着它的历史与现实、它的喧嚣与宁静、它的古老与年轻。大武口像一本打开的书,每一页都写着不同的故事——石器时代的岩画是它的扉页,明代的边关是它的第一章,二十世纪的工业是它的第二章,而今天,我们正站在它的第三章的开头。
一个写作者,一生能遇到几座让他心动的城?延安是我的根,那里有延河的流水、有宝塔山的晚照、有两岸村社的炊烟。而大武口,是我在文字的长途跋涉中偶然邂逅的一座城。它不张扬,不喧嚣,只是静静地躺在贺兰山下,等着有缘人来读懂它。
七
次日清晨,我踏上了归程。车出大武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晨光中的贺兰山,轮廓格外清晰,像是用刀刻出来的。大武口的街道依然宽敞,行人依然不多,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安详而从容。
我想,我还会再来的。不是为了写文章,而是为了再看一眼那宽敞的街道,再吃一碗那醇厚的羊杂汤,再感受一次那遗世独立的安静。一座有韵味的城市,就像一本好书,值得反复阅读。而大武口,正是这样一本好书——它的每一页,都值得你停下来,慢慢品味。
别了,大武口。别了,打硙口。你的石磨声、战鼓声、机器声、钟鸣声,都将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文字的一部分。而你的宽敞、你的安静、你的韵味,将在我今后的岁月中,时不时地浮现出来,像贺兰山顶那颗最亮的星,照亮我写作的长夜。
2019年夏,草记于归途旅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