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乌口，捡拾时间的碎片

张兴源

一

     二〇一九年盛夏，我自延安启程，一路向北。车窗外的景致渐渐褪去陕北黄土高原的苍黄与沟壑纵横，代之以宁夏平原的平阔与疏朗。贺兰山如一匹静卧的巨兽，横亘在天地之间，其势雄浑，其色苍黛，仿佛从《史记·匈奴列传》中走来，带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古老气息。我的目的地，是贺兰山下一个叫大武口的地方。

    大乌口，这个名字，在我心中盘旋已久。说起来，我与大武口似乎并无多少渊源，但一个写了大半辈子陕北山川河流的人，总对陌生的土地怀有一种近乎贪婪的好奇。听说那里的街道极为宽敞，人流却不多，是一个特别有韵味的城市。这话勾起了我的念想——一个“有韵味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光景？

    车入大武口，首先迎接我的，是那条叫作“世纪大道”的街道。果然如人所言，宽阔得令人心生敬意。道路两旁，绿植齐整，像是被尺子量过一般，连灌木丛的弧度都整齐得不可思议。这正是现代城市规整的面孔。然而大武口的韵味，绝不止于这规整——它的魂，藏在更深的地方。

二

    大武口，原名“打硙口”。硙者，石磨也。“打硙口”三字，朴素得近乎粗粝，却生动地刻画了古时此地的生活图景——贺兰山的石匠们，在此凿石为磨，那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曾在这山谷间回荡了多少年？明弘治《宁夏新志》中，这个名字首次现身于文献。一个地名，从口语到书页，这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历史。

    然而战争的硝烟很快遮蔽了石磨的声响。明代，大武口是宁夏西边墙的重要关隘，是贺兰山三十六隘口之一，与胜金关、三关口、镇远关并称宁夏“城防四隘”。站在今日的街头，遥想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金戈铁马的战场，是“虏寇”南下必经的咽喉。草原上的铁骑从贺兰山外席卷而来，守关的将士在此浴血奋战，那呐喊声、厮杀声，早已随风散尽，但大地的记忆不会消失——它沉淀在泥土里，凝固在岩石上，只待有缘人来唤醒。

    清道光九年（1829年）前，平罗县在贺兰山东麓增设四堡，“打硙口堡”名列其中。宣统元年（1909年），打硙口堡已有居民九十六户，三百八十五人。九十六户，三百八十五人——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但在那个年代，这已是贺兰山下一个聚落的全部生机。我想象那些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石磨转动的声音与山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大武口最初的市井交响。

    地名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那一年，宁夏省建设厅厅长李翰园途经此地，见有“打硙口学堂”，觉得此名不雅，遂改名为“大武口学堂”，并解释说，“大武口”意为“武士们曾经在这里打过仗的地方”。一个“打”字变成了“大”字，石磨的叮当声变成了战鼓的轰鸣声——地名的更易，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与权力的意志。从此，“大武口”这个名字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

    如果说“打硙口”是大武口的古意，那么“因煤而兴”便是它的今身。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决定大规模开发石嘴山丰富的煤炭资源，大武口率先吹响了工业化的号角。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汇聚于此，他们被称作“支宁人”。西北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矿井、宁夏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宁夏第一座年入洗一百五十万吨原煤的大型洗煤厂……一个个“第一”，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最为鼎盛的时期，大武口的工业产值占据宁夏工业的半壁江山。

    我行走在大武口街头，试图寻找那些工业时代的遗迹。大武口洗煤厂、石炭井矿区——这些名字，曾经是中国工业版图上熠熠生辉的坐标。如今，废弃的旧厂房正在变身城市文化公园。我没有去那些已经改造好的公园，而是特意寻了一处尚未完全修缮的老厂区。斑驳的红砖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依稀可辨；巨大的车间里，机器的轰鸣早已沉寂，只有阳光从破碎的窗棂间斜斜地射进来，照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尘埃在光柱中缓缓飞舞，像是时间的碎屑。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那个从陕北双水村走出来的青年，不也正是汇入了这工业化的洪流之中吗？大武口的“支宁人”们，来自天南海北——东北的、河南的、四川的、上海的。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如今你在大武口随便问一个人，十有八九说的是普通话——这正是移民城市最鲜明的印记。一座城市的语言，就是它历史的活化石。

四

    大武口的文化底色，远比工业更为厚重。

    贺兰山深处，藏着远古的先民留下的密码。在大武口乡西北侧的贺兰山北端，有一处叫作黑石峁的地方，岩画分布在距沟底三百余米的独立山峰上，可辨识的单体图像多达一百二十一个——动物、人形、符号，采用敲凿法制作，刻痕深浅不一。这些岩画，最早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一万至两万年。一万年——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时间尺度。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用石器在岩石上刻画图案的时候，大武口的山风就已经开始吹拂了。那些动物图案中，有鹿的造型，简洁凝练，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我想象着那个远古的匠人，手持尖石，在岩壁上一下一下地敲凿——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是为了记录一次成功的狩猎？是为了向神灵祈求丰收？还是仅仅因为，他心中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想要表达的冲动？

    这种冲动，与今天我坐在书斋里写作的冲动，本质上并无不同。人类对美的追求，对表达的渴望，从一万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延续到今天，从未中断。

    除了岩画，大武口还有一座北武当庙，位于贺兰山九泉口。庙宇依山而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于一身。我没有进去细看，只在山门外驻足片刻。庙前的古树，枝干虬曲，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香客与游人。寺庙的钟声从山门内传出，悠远而沉静，与远处工厂的汽笛声形成一种奇妙的对话——一个是千年的梵音，一个是百年的工业轰鸣；一个指向彼岸，一个扎根此岸。这或许就是大武口的独特之处：它既承载着远古的宗教与艺术，又背负着现代的工业与梦想；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

五

    大武口的街道，的确宽敞得令人心旷神怡。但最打动我的，不是街道的宽度，而是街道上的人——准确地说是“不多的人”。

    黄昏时分，我漫步在一条不知名的街道上。夕阳把整条街染成金黄色，两旁的建筑投下长长的影子。行人寥寥，偶尔有汽车驶过，发动机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这种“空”，不是萧条的“空”，而是一种从容的“空”——像是这座城市刻意留出的呼吸的空间。

    我想起陕北的县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充满了世俗的热闹与喧嚣。而大武口不同，它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安静。这种安静，或许来自它的历史——它曾经是军事关隘，是工业重镇，经历过太多的金戈铁马与机器轰鸣，如今它累了，想要安静地歇一歇。又或许，这种安静来自它的地理——它地处贺兰山与黄河之间，背靠大山，面朝平原，天然就有一种沉稳的气度。

    街边的一家小店里，卖的是当地的特色小吃——羊杂汤。我要了一碗，坐在临街的位子上慢慢吃。汤色奶白，味道醇厚，没有一丝膻味。老板娘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东北的，来大武口三十年了。”三十年——从东北到西北，从青春到中年，她把自己的一生，嫁给了这座城。我问她想不想回东北，她笑了笑说：“这儿就是家了。”

    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我心头一热。一座城市，能让一个异乡人说出“这儿就是家了”，这大概就是它最大的魅力。

六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站在宾馆的窗前，望着大武口深沉的夜色。远处的贺兰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幅水墨画的底色。城市的灯火不算璀璨，却有一种温暖的橙黄色调，星星点点地散布在黑暗中。头顶的天空，星星格外明亮——城市的光污染少，星空就显得格外慷慨。

    我想起了《清史稿·地理志》中关于宁夏的记载，那些枯燥的文字背后，是无数鲜活的生命的流动。我又想起了《明史纪事本末》中关于北方边防的篇章，那些宏大的叙事之下，是一个个关隘、一座座城堡的兴废存亡。而今天，我站在这片土地上，亲身感受着它的历史与现实、它的喧嚣与宁静、它的古老与年轻。大武口像一本打开的书，每一页都写着不同的故事——石器时代的岩画是它的扉页，明代的边关是它的第一章，二十世纪的工业是它的第二章，而今天，我们正站在它的第三章的开头。

    一个写作者，一生能遇到几座让他心动的城？延安是我的根，那里有延河的流水、有宝塔山的晚照、有两岸村社的炊烟。而大武口，是我在文字的长途跋涉中偶然邂逅的一座城。它不张扬，不喧嚣，只是静静地躺在贺兰山下，等着有缘人来读懂它。

七

    次日清晨，我踏上了归程。车出大武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晨光中的贺兰山，轮廓格外清晰，像是用刀刻出来的。大武口的街道依然宽敞，行人依然不多，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安详而从容。

    我想，我还会再来的。不是为了写文章，而是为了再看一眼那宽敞的街道，再吃一碗那醇厚的羊杂汤，再感受一次那遗世独立的安静。一座有韵味的城市，就像一本好书，值得反复阅读。而大武口，正是这样一本好书——它的每一页，都值得你停下来，慢慢品味。

    别了，大武口。别了，打硙口。你的石磨声、战鼓声、机器声、钟鸣声，都将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文字的一部分。而你的宽敞、你的安静、你的韵味，将在我今后的岁月中，时不时地浮现出来，像贺兰山顶那颗最亮的星，照亮我写作的长夜。

                                                                                  2019年夏，草记于归途旅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