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大儒亦大儒：评当代周公周恩来

         ——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十一

                               李千树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为孔子津津乐道之“君子”，一为孟子心仪神往之“大丈夫”。中国历史上能将此两种人格集于一身者，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世人称周恩来为“当代周公”，民间百姓喜将其比作诸葛亮，海外华人亦多持此论。此非偶然之誉，实乃对其人格、事功与精神之深刻体认。

    一、儒门熏陶与人格底色

       周恩来生于1898年，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其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之国学涵咏默会，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体悟。其从小接触并认真阅读者，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书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论周恩来之教养，谓其“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周恩来生长于儒家教化深厚之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富于道德践履精神。

       其早年诗作，最足反映其对儒家君子人格与孟子大丈夫人格之双重倾慕。致友人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此种退让为怀、甘为他人作嫁衣裳之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之折射。1917年东渡扶桑，赋诗以明心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冲天豪气与执拗追求，乃大丈夫本色。

       周恩来早年即喜以诸葛亮与曹操相比较，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其君子人格；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其大丈夫之表征。在他看来，曹操堪称大丈夫，然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仰慕诸葛亮，其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遂成为周恩来终身座右铭。

       二、辅佐之功与治国之能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与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长征途中，通道会议请毛泽东参加并提供阐述意见之机会，改变进军方向；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起到十分重要作用。杨尚昆后来说：“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此一抉择，奠定其后数十年协力同心之基。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于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之局势中开展卓有成效之工作。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将血海深仇暂放一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炉火纯青之斗争艺术与运筹帷幄之策略思想，为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宝库增添丰富内容。抗战期间，周恩来长期驻于国民党统治区，代表中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

       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之司令部里，部署与指挥改变中国历史命运之战略大决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总理二十六年，主持制订若干发展国民经济之五年计划。他与毛泽东等一同制定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之发展目标，具体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后又总结教训，改工业化目标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目标。外交领域，他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之基石；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上，他以卓越外交才能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尊重。

       毛泽东与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二十六年，毛泽东始终是核心决策者，周恩来则是忠心耿耿之辅佐者。郭沫若在周恩来逝世后以“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描绘二人关系。此种“辅佐”角色，与儒家文化中“宰相”之定位若合符节——“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实则批周恩来，此一点不假。而愈此 ，则正更说明周恩来即当之无愧之“当代周公”耳。

       三、鞠躬尽瘁与武侯精神

       诸葛亮《后出师表》有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八字，亦成为周恩来一生之写照。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引用此句。1966年，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之宏愿，已化为二十六载总理任上之日夜操劳。

       “文化大革命”十年，周恩来处于极为困难之地位。面对狂风恶浪，他未曾明哲保身退出风口浪尖。他曾自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种选择，于其个人乃最苦之选择，然只能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与人民之损失。他用自己之话来说，即“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

       周恩来之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之人情味。他有句感人肺腑之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回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祭奠家族坟地，按老规矩对家族首脑行三鞠躬。1941年于重庆演讲时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凡是与他接触者，皆觉其身有不可抗拒之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马来西亚华侨庄良汉赞周恩来“由学生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26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熟悉中国历史之苏联外交官亦谓“周恩来可以和二三世纪时中国著名的战略家和统帅诸葛亮相比”。老百姓喜欢把周恩来比做诸葛亮，海外华人也喜欢如此比拟——非仅因其同为国相，更因其同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境界。

       四、小结：不是大儒亦大儒

       或谓周恩来乃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何以称“大儒”？此问似是而非。儒家本非狭隘之教派，乃中华文化之精神血脉。周恩来幼承儒门熏陶，终身践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理想；他以“君子”与“大丈夫”双重人格立身；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履职；他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之胸襟辅佐领袖。此种精神品格，与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一脉相承。

       周恩来并不是儒家学派之信徒，然其人格、事功与精神，处处与儒家文化之精髓相契合。他以革命家之信仰、政治家之才干、外交家之风度，将传统文化之精华融入现代政治实践，成就了一种超越学派归属的人格典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百万民众自发伫立十里长街，泪送忠魂。此种发自民心之哀悼，既是对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致敬，亦是对一位体现中华文化最高人格理想之“当代周公”的最后告别。其不是大儒，亦大儒矣。

      2026年6月29日炎炎盛夏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