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紫霞心迹入崂峰：
高珩的崂山之约与道家尘缘
高 鹏
初夏的海气裹着松涛，漫过登临崂山的千年石阶。太清宫前，蒲松龄的雕像立在耐冬树旁，碑上一行浅刻的字迹把时光拉倒三百五十年前：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高珩、唐梦赉、蒲松龄诸人同游崂山。作为高氏后人循着先祖屐痕往山深处走，风从黄海穿林而来，卷着潮声与松韵，恍惚间竟似能听见当年车马辚辚、笑语隐隐。
康熙十一年的这场东游，于旁人不过是一次清初山左文人的山水雅集。但于年届花甲的高珩而言，却是一场积压了三十年的道心奔赴。从少年时听闻 “神仙窟宅” 的向往，到病榻旁初识玄门的契机，从乱世中道阻的怅然折返，到宦海里“紫霞”为号的精神寄寓，这座东海仙山始终悬在他生命的远处，像一场不肯醒的清梦。直到康熙十一年初夏，他才终于踏遍崂峰石径，把半生藏在儒衣冠服下的山林心事，一一交付给山海烟霞。
一、夙愿暗结：三十年未竟的山海之念
“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 这句出自《齐记》的古语，在淄川士人间口耳相传了一代又一代。五百余里的路程，放在车马迟缓的清初，已是一场不算轻松的跋涉。高珩自小熟闻崂山 “神仙窟宅，灵异之府” 的名号，李白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的诗句他更是读过无数遍，只是那时他尚不知，自己与这座山的缘分，要绕过大半生的跌宕才能圆满。
道家的种子，早在青年时代便已深埋心底。崇祯十三年庚辰，二十八岁的高珩因暑天浴河、饮食失节染上重症，缠绵病榻，药石罔效，甚至已备好后事、手书遗书托付家兄。《栖云阁文集》卷五《张相国医验编又序》：
庚辰暑浴于河，自午至夕，又以为乐，遂病虐数日。幸已愈矣。饱肉而复作，已治后事，兼手书一纸托家兄。
生死一线之际，他接触到道家吐纳养生之术，靠着调息静养竟日渐痊愈。这场大病让他第一次真切触摸到肉身的脆弱与性命的分量，也让他对玄门清虚之学，多了几分切肤的敬畏与亲近。
更深的精神缘由，来自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崇祯甲申烽火烧过中原，朱墙宫阙转瞬换了山河。他亲眼目睹同侪或死节、或隐遁，见生民流离、门第倾覆，世间万事如翻覆棋局，半点由不得人。这份世事无常的苍凉感，让道家 “齐万物、一生死” 的达观，成了他安放内心的重要依托。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鼎革的震荡里，为自己找了一处精神的缓冲地带。
他并非没有尝试过奔赴那片山海。崇祯十五年壬午夏，三十一岁的高珩便动了东游之念，自淄川出发，本拟先往益都盘桓，再向东直奔崂山。《栖云阁文集》卷四《松涛室诗序》：
予壬午之夏，东指大小劳山，息驾渠邱者信宿，闻警而归。
彼时明末兵乱四起，一行人刚行至安丘一带，便听闻前方道路阻绝、乱兵劫掠，乱世之中身家性命尚不可保，遑论游山问道。几番权衡之下，他只得怅然折返。平生第一次崂山之约半途而废，反倒让这座东海仙山在他心里，更添了一层求而不得的分量。
此后他应清廷之召入仕，由内翰林秘书院检讨一路迁至刑部左、右侍郎，身居庙堂之高，手握刑名重权，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步步如履薄冰。朝堂上的派系倾轧、满汉间的微妙权衡、刑案里的人情纠葛，像一张密网缠得人喘不过气。越是在尘网里挣扎，他便越向往山林的清虚与道家的散淡；越是身不由己，便越记挂起那年没走到头的东海之路。康熙初年，他奉命祭告南岳，入九嶷山紫霞洞游览，欣然自号 “紫霞道人”。这绝非文人附庸风雅的闲笔，而是半生宦海浮沉后，为自己的精神找的一所心灵归处。而远在东海之滨的崂山，恰是这份 “紫霞” 理想的具象——李白诗里 “餐紫霞” 的意象，早已与仙山绑定，在他心头搁了整整三十年。
这场夙愿终得成行，一半因同乡唐梦赉的邀约与即墨同年姜元衡的接应，解了路途与食宿的难处；另一半则与堂弟高琭息息相关。康熙六年，高琭高中进士，却放着坦荡仕途不走，布衣草鞋步行五百里入崂山上下清宫修道，一住就是五年。去看看这位选择了另一种人生的同族兄弟，或许也是高珩心里，对自己半生入世选择的一次回望与叩问。
二、屐痕东线：壬子夏的崂峰问道
康熙十一年初夏，淄川通往即墨的官道上，八人连辔而行。高珩时年六十，是此行官位最高、年齿最长者，却并无多少台阁重臣的架子。同行八人中，唐梦赉是罢官归田的前翰林，生性爱山乐水；张绂出身淄川名门，和高珩亦是亲家，自带书卷气度；最年轻的是三十二岁的蒲松龄，一身青衫，眉眼间满是奇思，一路走一路记，满脑子都是异闻素材。
一行人抵即墨城时，同年姜元衡早已等候多时。彼时姜元衡刚与黄氏家族打完一场震动朝野的讼案，虽胜了官司，却也心力交瘁，故人远道而来，恰能一解烦闷。在姜府休整两日，向导、行囊悉数备妥，众人便取道东线，往崂山深处去。
入山第一站，是王哥庄的修真庵。这座道观本为万历、天启年间全真派道士李真立率边常清等徒众所创。明亡之后，宫中太监杨绍慎随边永清逃至崂山，入修真庵为道，更名杨静悟，号玄默道人。乾隆《即墨县志》评价其 “朴诚煦煦，与物无竞” 。
杨师事边永清，在边永清之后继任庵主。就在高珩一行游山的前一年康熙十年（1671），杨绍慎刚刚主持募化资金，完成了修真庵的大修。因此高珩一行到来时，正是庵宇新成、清规整肃之时。唐梦赉《志壑堂杂记》开篇即记：
壬子之夏，游劳山，见海市。时同行八人。初宿修真观，历上清、下清庵，登八仙墩，水尽山穷，连天一碧。
可见此处已是当时文人游崂的经典驻留之所，纪洎《崂山记》亦载常有隐士居此避静，门联曰“野草连根煮，生柴带叶烧” ，尽得清修之趣。
次日众人沿东海岸古道南行，越往山深处走，海气越重，松涛越清，人世间的官衔、俗务、烦忧，都像被山风一层层剥了去。行至下清宫，宫中道士引众人坐于花荫之下，煮山茶，说异闻，讲殿前耐冬与白牡丹的灵异，讲山间樵夫遇仙的旧事。高珩研道多年，深知这些山野传说里藏着最本真的道家意趣 —— 天地有灵，草木有情，不是案头道经里枯燥的义理，是山海日月养出来的鲜活气。
途中他们还登了崂山北麓的鹤山，览升仙台诸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石径荦确，海风侵衣，高珩望着万松深处紧闭的岩扉，不由生出对前代高隐的追怀之意。而此行要紧的一桩私事，是去上清宫探望堂弟高琭。
一个是刑部左侍郎，穿官袍，坐公堂，掌天下刑名；一个是山林修道人，住石洞，食野果，不问世间春秋。王士祯《赐进士出身高君（高琭）暨韩孺人合葬墓志铭》：
淄川高君释褐成进士，脱屣一官，辄弃家入劳山，居上清宫，宴坐终日，饵芝术，侣猿穴，渴饮溪涧之水，久之有所得。
高珩和高琭血脉相连，却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兄弟二人在洞外石上对坐半日，没有俗套的劝诫，没有无谓的感慨。高珩没劝高琭出山做官，高琭也没劝高珩挂冠归隐。他们都懂，各有各的担当，各有各的修行。高琭的活法，是高珩心里藏了半生的 “另一种可能”；而高珩的选择，也是儒家士子放不下的入世责任。这一场相见，是兄弟重逢，更是两种人生路径的遥遥相和。
此后众人再往南行，直抵八仙墩，看 “水尽山穷，连天一碧” 的壮阔海景，夜宿青玉涧，静待海上日出。唐梦赉所记 “再宿青玉涧，观日出”。正是此行最富诗意的片段：天未明时登岩东望，红日从万顷碧波中跃出，金光遍洒山海，尘世间的一切纷扰，都在这一刻显得渺如尘埃。
归途行至番辕岭（一作翻袁岭，即今返岭），微雨初晴，竟撞见了百年难遇的海市奇观。唐梦赉在笔记里写得真切：
东望海际，一城在白云中，堞数十仞，炮台敌楼，历历可数。俄见一人青衣出，路南行。后一人肩挑雨具从之，向西望，若凝眸。
同行众人无不惊叹，蒲松龄后来作《崂山观海市作歌》，末尾叹道：
当年七贵赫如云，炙手热焰何腾熏。
高珩立在岭头，看着海面上城郭人马历历分明，转眼又风卷云散、化归空无，只觉得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他在宦海沉浮数十年，见多了门第起落、人事翻覆，多少人家昨日朱门锦绣，今日瓦砾荒凉，可不就像眼前这海市？繁华皆是幻象，清虚才是本真。这场不期而遇的山海奇景，像上天特意送给他的一堂道课。
三、山光入咏：纪游诗里的烟霞之志
这场崂山之行，高珩所作《游崂山》三首，是此次游山最直接的心灵记录；同行者蒲松龄、唐梦赉、张绂亦各有题咏，共同构成了康熙十一年崂峰雅集的文学记忆。
三首纪游诗，恰对应了此行三种心境。第一首写渔村晚眺之景：
红霞不尽恋山椒，坐听波声识晚潮。沙屿高低分断鹭，烟村寂寥数归樵。临溪人劝风前酒，隔岸谁吹月下箫。机息萧然皆自得，漆园何处说逍遥。
红霞覆山，晚潮拍岸，沙屿归鹭，烟村樵人，眼前的一切都悠然自适。末句拈出庄子 “逍遥” 之义，说人若能机心尽息，随处皆是逍遥之境，又何必远赴漆园去寻道？这正是高珩道家思想的核心：道不必远求，自在人心。
第二首写山行登览之感：
风往雨过淡晴晖，荦确漫漫石径微。山路渐高人藉杖，海风忽到客添衣。通潮溪水来无爽，守洞山云静不飞。惆怅鹤山高士去，万松影里闭岩扉。
石径崎岖，海风清冽，潮信有期，山云静定，天地万物各守其序，反倒衬出人事的飘忽。望着鹤山深处紧闭的岩扉，他想起前代隐居于此的高士，怅然之中，藏着对隐逸人生的深层向往。
第三首则是宿修真庵的怀古之思：
何年兰若此修真，仿佛空山姑射身。湘瑟鼓来疑帝子，秦萧吹后忆仙人。石惟垒在犹如黛，杏已花残不复春。过客漫劳频吊古，纵余珠翠已成尘。
他以《庄子》中 “姑射神人” 喻山中修道者，将道观写成了仙人栖居之所；而杏花零落、珠翠成尘的感慨，又与番辕岭海市的体悟遥遥呼应 —— 世间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尘土，唯有清虚之道，能穿越时空而长存。
除这三首专咏崂山的诗作外，高珩《仰天游诗十首》其一亦写及崂山：
重岗高下断又环，残照荒荒宿鸟闲。八百里余青不尽，千峰东去到劳山。
这是他年轻时站在青州仰天山极目东眺时的怀思，崂山是他一生心头挥之不去的精神原乡，哪怕身处别的山峦，也常念及那片东海青苍。
这场游山的余韵，还延伸到了多年之后。康熙十九年（1680），高珩以刑部右侍郎身份予告归里，时任翰林院侍读的王士禛作《送高念东先生予告还山五首》相赠，其三专写崂山：
何处神山沧海东，巨峰万仞插晴空。青天无数云涛卷，下视辰韩墨点中。
诗下自注：“巨峰，劳山最高处。” 在王士禛笔下，崂山早已与高珩 “性爱烟霞” 的高致绑定在一起，成了他精神人格的象征。
四、林下交契：与崂山隐逸的精神共鸣
高珩与崂山的联结，除了山水游览，还有他与山中隐逸群体跨越庙堂与山林的深度交游。这些或隐于道宫、或藏于岩壑的隐士，与他有着精神上的深层契合，是他道家尘缘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亲近的同道，自然是堂弟高琭。这位弃官入道的同祖兄弟，是高珩理想人格的投射——他替自己活成了那个抛开尘网、专心修道的样子。上清宫的半日对坐，无需多言，已是血脉与精神的双重共鸣。而修真庵的杨绍慎，则是崂山本地玄门的代表。这位由明廷太监入道的隐士，朴诚谦和，主持道庵井井有条，在崂山道众中深孚众望。高珩一行宿于修真庵，与这位玄默道人必有品茶论道之谊，只是史料阙如，未得其详。
在邑中隐逸文人中，黄垍是与他交情颇深的一位。黄垍为即墨世家子弟，性情恬淡不慕荣利，隐居于崂山白鹤峪别业，是山中知名隐士。清黄守平编《黄氏诗钞》载有黄垍《少司寇高念东游崂山赋赠》一诗：
星聚奎垣百里明，真人此日复东行。青山夜动龙蛇气，沧海波回剑履声。欲借薜萝存旧好，可将泉石结新盟。于今空有康成草，枝叶萧疏愧友生。
此诗当作于高珩游崂之前，是专为壮行而作。诗中 “泉石结新盟” 一句，点明二人因山水道谊而订交，既有旧日情谊，又有新盟之约，是庙堂重臣与山林隐士互相欣赏的典范。
高珩与崂山名士杨还吉亦有交谊。《续修即墨杨氏家乘》收有杨还吉《和淄川县高年翁先生题壁》一诗：
一是萧然不系身，何来春日为愁新。烟霞有梦成枯槁，岁月如流老市尘。狂态本非玩世意，高歌屡负眼中人。草堂连夜无人到，笑问灯花何太频。
杨还吉为清初崂山著名遗民，康熙十七年曾应召赴博学鸿词科，落选后归隐崂山终身，与顾炎武、施闰章、王士禛等名士皆有往来。二人相识或在此次游崂的宴集之中，或于京师宦游时经施闰章引荐，无论何种机缘，诗中 “萧然不系”“烟霞有梦” 的意趣，都与高珩的心境高度契合，是典型的 “道不同而心相契”。
高珩登崂山大概率也与胶州人张若麒相会。张是崇祯四年进士，历仕明、顺、康三朝。二人交游自京师宦途延展至乡里林泉，脉络清晰可考。顺治五年，同朝为官的二人相约同游北京西山、香山，时逢初春雨雪交杂，遍历诸胜后，张若麒作《西山久约不赴，戊子春，雨雪杂沓，偕高念东遍历，不觉昨是今非矣》二首，既记同游行迹，亦借山川风物寄寓易代沧桑之感，诗中 “相将同志者，握手话迂疏” 之句，尽显二人志趣相投的投契情分。
张晚年归乡后，与崂山结下不解之缘。康熙十年，崂山修真庵因地震损毁重修，住持道人杨绍慎立碑纪事，张若麒以原通政使司通政使身份撰写《重建修真庵记》，胶州民间更有 “张二凤” 骑驴游崂山的传说，印证其晚年往来崂山、栖心道门的行迹。至康熙十一年高珩登临崂山之时，张若麒尚健在，且长期居乡往来山中，以二人数十年的交谊，此行极大概率在山中相会，重续当年京师同游的旧契。张若麒晚年多居崂山修道，这段横跨二十余年的山川交谊，也成为清初山左士大夫出处进退、寄情林泉的典型缩影。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珩与崂山隐逸的渊源，远早于康熙十一年。崂山小蓬莱隐士蓝再茂，崇祯年间罢官归里，隐居山中数十年，其子蓝润为顺治三年进士，官至湖广左布政使。蓝氏家族文献中，保存有署名 “东蒙年家子高珩” 的寿诗一首：
劳峰双插海门霞，天外长春度索花。飞舄久看回北阙，灵璈新听奏东华。觞挹金掌三危露，杖拂银宮八月槎。况复凤毛霄汉接，斑衣指顾下黄麻。
诗中将蓝再茂比作餐霞饮露的仙人，盛赞其隐居崂山的逍遥生涯。此诗作于顺治年间，说明早在入仕之初，高珩便已与崂山隐逸圈有所往来。他与崂山的缘分，绝不是一时兴起的游览，而是绵延数十年的精神宿缘。
五、道心深处：儒衣冠下的清虚底色
后世论高珩，多称他是清初山左 “文坛宗伯” 、“文人领袖”，是为官清正的礼部、吏部、刑部三部侍郎，却少有人深说他骨子里的道家底色。事实上，高珩的一生，正是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 “以儒立身，以道养心” 的典型范式。他的道家情结，从来不是消极避世的逃遁，而是在乱世与宦海中保全自我、安放内心的生存智慧。
道家思想的第一层根基，是 “贵生” 的生命意识。青年时代那场濒死的大病，让他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道家的吐纳养生、清虚守静，于他而言不只是强身之术，更是乱世里保全自身与家族的法门。在鼎革动荡的年月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而道家的养生之道，为他提供了守护生命的具体路径。这份对生命的珍视，也延伸到了他的政治生涯里——掌刑名而存仁恕，用法纪而恤人情，正是 “贵生” 思想在庙堂之上的投射。
第二层境界，是 “达观” 的处世心态。明清易代的天崩地解，让他看透了世事的无常；数十年宦海的浮沉起落，让他见惯了人事的翻覆。番辕岭的海市奇观，不过是将他早已了然的道理，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眼前：一切繁华皆是幻象，功名利禄终成尘土。道家 “齐万物、一生死” 的思想，成了他应对人生风雨的精神铠甲。正因有这份达观，他才能身居高位而不恋栈，身处浊世而能自清，始终保持着内心的通透与从容。
最独特的特质，是他实现了儒与道的圆融互补。他不必像高琭那样隐居深山，也不必像遗民那样拒不出仕。对他而言，道不必在山洞里，不必在云深处，而是在心里。白日端坐公堂，执法断案，守儒家的仁恕与担当；入夜闭门读书，品道经，想山海，便觉得满身俗尘都被扫去几分。这是一种 “大隐隐于朝” 的 “心隐” 境界 —— 身在尘嚣，心有丘壑；入世做事，出世养心。
这份通透，也正是他格外赏识蒲松龄的深层原因。他肯屈尊与一介秀才同游，甚至亲为《聊斋志异》作序、携至京师力推，不全然是爱才。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魅、奇闻异事，暗合了道家 “天地广大，无奇不有” 的宇宙观；而蒲松龄困于场屋、却始终葆有赤子奇思的状态，也让他依稀看见自己年少时的影子——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侍郎，还不用掌天下刑名，也只是个爱读异书、向往山海的书生。
从九嶷山紫霞洞到东海崂山，从自号 “紫霞道人” 到亲赴仙山，他用了三十年，终于把心里的道家理想，踩成了脚下真实的路。而崂山之行，更像一场精神的补给——从仙山汲取几分清虚之气，再回到庙堂去应对明枪暗箭、案牍劳形，便多了几分从容与定力。
六、余韵流转：三百年的山海回响
崂山之行过去四十年，另一位胶东士人高凤翰，也踏上了这片山海。
高凤翰年少时随父居淄川，曾在栖云阁远远见过高珩一面。多年后他收到高珩文孙寄来的《栖云阁诗》，抚卷追昔，在卷后题道：
余向随先大人于淄川时，曾一遥瞻司寇公丰采于栖云阁，又十余年再入淄川，逢其文孙绎常弟，留榻阁上，复数晨夕。今寄诗至，而余老病竟无人理，追想陈迹，何胜惘然。
那时高珩早已辞世，栖云阁还在，诗卷还在，当年阁中遥遥一望的身影，却只剩纸上遗墨。高凤翰也走了崂山东线，走过高珩当年走过的路，看过高珩当年看过的海。四十年光阴弹指过，山还是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只是登山的人，换了一辈。
再往后，便是三百年后的今日。
太清宫的耐冬年年盛放，和蒲松龄笔下的绛雪仿佛没什么两样；八仙墩的浪涛日夜拍打着礁石，声响该和康熙十一年的那个夏日别无二致。沿着古道一步步往上走，常有恍惚的瞬间：风过松枝的声，浪卷沙滩的响，像把三百年的时光都叠在了一处。当年高珩站在这里，想的是半生宦海浮沉，是道心归处；高凤翰站在这里，想的是先辈遗泽，是人生惘然；而今我站在这里，想的是家学的赓续，是文脉的传承。
山海无言，却装得下所有时代的心事。
其实高珩一行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家族记忆里的游山。他们留下的屐痕与诗文，为这座道教仙山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更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精神求索和儒道互补的文化人格。
下山时夕阳正沉在海面，碎成万顷金波。想来三百五十年前，高珩辞别崂山时，也是这样的暮色。他带着一身松涛海气回到淄川，回到他的刑部大堂，继续做他的朝廷命官，继续守他的儒家担当，但心里从此多了一座崂山，多了一片永不消散的紫霞。
所以真正的问道，不必都隐居山洞、隔绝尘嚣。像高珩这般，身在尘嚣，心有丘壑，在庙堂里守得住清明，在乱世里守得住本心，便是最深的修行。三百多年过去，屐痕渐淡，而山风海雨里，那份紫霞般的澄澈心境，却愈发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