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行程的恐怖层级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这很可能是生死诀别，因此不知道说什么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插立在中东的旷野里，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此生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锁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
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古代文明发祥地陷落为当代恐怖主义的泥淖，这个事实太震撼、太艰深了，我必须一一抵达，并向全世界报道。真正完整地穿越这些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隐约看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远天微笑。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那就是全国大量报刊都登载着诽谤我的文章。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
隔代之悟
很多朋友都会高度评价我在不正常的时代偷偷潜入外文书库编写《世界戏剧学》的勇敢，以及后来在仕途亨通之时断然辞职的举动。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行为是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年月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人类各个重大文明遗址。为什么更重要？因为﹣-
一、这是在为中华文化寻找国际对比坐标；
二、这么完整的考察，在世界人文学者中是第一人；
三、沿途时时与恐怖主义遭遇，确实非常危险；
四、这个行程受到各国目光的密切关注，彰显了中国文化人有可能达到的行为能力，我也因此被外国媒体评为"跨越世纪十大人物";
五、这个行程让我对恐怖主义、文明冲突、人类危机等重大课题产生了新的判断，并通过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成了国际话题。
正因为这五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赞誉我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探险家"。
这是过誉，但事情确实不小。我，这个从灾难中走出的人，终于完成了对灾难的三重体验：体验家庭灾难，体验国家灾难，体验人类灾难。
三重灾难逐次扩大，我也就把自己的人生建筑在"灾难哲学"之上，并把这种哲学伸拓到了人类学的高度。
我在小时候就知道，人生离不开灾难，人品就看怎么面对灾难，首席导师就是我祖母；在青年时期又知道，家庭灾难就是国家灾难、人民灾难，因此应该抗争，首席导师是我叔叔：在成年之后知道，国家灾难和人民灾难虽然庞大，却可以靠我自己来逐一转化，首席导师是我自己；终于到了世纪末，我更知道，世界的灾难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只有在广阔的时空对比中重建理性和慈爱，才有一点希望，首席导师值得期待。
在中东和西亚的恐怖荒原上，我一次次在踽踽独行中打量自己在沙漠残阳中长长的影子，心想，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出生的婴儿，一生与灾难耗上了，即使到了如此绝望的远方，也能平静地来审视更大的灾难。
曾经翻译过我不少著作的一位日本教授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为什么这条世界灾难的长途首先由一个中国学者走完？因为他生于灾难，立于灾难，又走出了灾难，最懂得灾难哲学。"这话让我高兴，但也有一点异议。
人类永远不可能全然走出灾难﹣﹣这是灾难哲学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
这一节的实际体量很大，读者有兴趣可参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门孔》等著作。我用"绣花婴儿鞋"作为此章标题，一方面是想把柔软的起点与万里险途构成文学对比；另一方面则是表达一种神秘：我妻子在我出发探险前一刻从我妈妈手中得到这双绣花婴儿鞋，仿佛是天地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