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疫情围城中叩问存在的荒诞与尊严
——重读卡夫卡《城堡》
张兴源
二零二一年深秋，陕北的黄土高原已是一片萧瑟。窗外，防疫的广播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一种无形的、庞大的秩序笼罩着日常，将每个人隔离成孤岛。我蛰居延安我的十二万卷楼中，再次翻开了那本纸张已然泛黄的《城堡》。这一次，指尖划过弗兰茨·卡夫卡那些冷峻、精确又梦魇般的句子，感受竟与三十年前初读时截然不同。彼时，那是一座遥远异邦的、文学意义上的迷宫；此刻，它却像一面突然清晰起来的镜子，冰冷地映照着我们自身所处的现实——一种被无形“城堡”所定义、所围困、所消耗的生存状态。这重读，便成了一次在精神“疫情”中的艰难跋涉，一次对存在本质的凌厉叩问。
一、 孤峰与暗流：卡夫卡在奥地利的“不合时宜”
谈论卡夫卡，必先要将其置于他诞生的那片土壤与时代激流的交汇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匈帝国，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追忆的，是一个“安全的黄金时代”表象下，暗藏着腐朽与裂痕的庞然大物。哈布斯堡王朝的荣光已成余晖，官僚系统臃肿僵化，民族矛盾暗流汹涌，现代性的铁蹄正踏碎旧世界的宁静。维也纳，帝国的中心，是璀璨的文化沙龙、先锋的艺术运动（如分离派）与精致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诞生的地方。然而，在这片看似丰腴的文学沃土上，卡夫卡却像一株从水泥裂缝中挣扎而出的异类植物，苍白、脆弱，却有着穿透岩石的根系。
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布拉格犹太人。这三重身份——奥匈帝国臣民、德语文化圈作家、犹太裔——注定了他永恒的“边缘性”与“异乡人”感。奥地利主流文坛当时仍弥漫着一种精致、怀旧或浪漫的余韵，而卡夫卡笔下那种剥离了一切装饰、直抵存在核心的荒诞与焦虑，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认可，更像是在文学殿堂外徘徊的幽灵低语。然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恰恰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时代核心情绪。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彻底粉碎旧世界的秩序与理性信仰，当个体在庞大的战争机器和官僚体制前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与无力时，人们才惊恐地发现，卡夫卡早已用他的寓言，绘制出了一幅精确的精神地图。他并非时代的记录者，而是先知。他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文学从对外部世界的现实主义摹写，大规模地转向对内部世界困境的现代主义勘探。他承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灵魂深渊的凝视，却摒弃了其澎湃的宗教激情，代之以一种法律文书般冷静的笔调，描述理性失效后的世界图景。这根孤峰，实则是暗流涌动的海面上最先露出的礁石，预示着文学乃至整个现代心灵航向的根本转变。
二、 东渐与生根：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史”与精神共振
卡夫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漫长历程，恰如K走向城堡的道路。上世纪三十年代，零星介绍如微风拂过，未引起波澜。在强调集体、革命、明朗的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卡夫卡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弥漫的绝望与荒诞，是难以被接纳的“毒草”或“怪胎”。真正的“卡夫卡热”，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思想解放，那场浩劫留下的创伤与迷茫亟待表达。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寻找新的文学语言时，猛然与卡夫卡相遇，产生了触电般的震撼。
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个名叫K的土地测量员，在官僚迷宫中徒劳奔走的处境，与我们曾经或正在经历的某些生存体验，有着惊人的同构性。那种个人意志在庞大、匿名、逻辑自洽却毫无人性的体系面前的彻底溃败，那种寻找“身份”与“意义”而不得的永恒焦虑，那种“有冤无处诉，有苦说不出”的窒息感，瞬间击中了无数中国心灵。从残雪笔下那些梦魇般变形的人际关系，到余华早期小说中冷漠的暴力与宿命，从王小波戏谑智慧中对“建制”的消解，到阎连科“神实主义”中荒诞的乡土权力寓言，乃至更年轻一代作家对都市异化、精神漂泊的描绘，卡夫卡的幽灵无处不在。他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词汇和语法，用以言说那些在传统现实主义框架下难以言说、甚至未被清晰觉察的现代生存困境。他不仅是一种技巧的借鉴，更是一种世界观和感知方式的启蒙。卡夫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深刻影响，在于他帮助我们刺破了某种表象的“现实”，勇敢地直面了精神结构中的“城堡”阴影，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汉语文学表现内心与处理复杂现实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维度。这种影响，是骨子里的，是精神基因层面的嫁接与变异。
三、 《城堡》：作为现代人境遇的永恒寓言
重读《城堡》，尤其是在这个被疫情重塑了时空观念、人与人关系的秋天，每一个细节都焕发出刺目的当代性。小说那著名的开头：“K到达时，已是深夜。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不见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描写，这是一个关于现代人生存起点的哲学宣告：目标（城堡）虚无缥缈，环境（雪夜）冷漠隔绝，个体（K）茫然闯入。
K：追寻身份与意义的“荒谬英雄”。 K是谁？一个自称受聘的土地测量员，却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永远无法开始工作。他的全部行动，都围绕着一个目标：进入城堡，获得承认。这“城堡”是什么？是权力中心？是终极真理？是上帝？是生存的意义本身？卡夫卡从未明示，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它成了一个空的能指，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追求对象投射其中。K的困境在于，他试图用理性（寻找证据、逻辑辩论、利用关系）去叩开一扇非理性的大门。他像西西弗斯一样，每一次看似接近目标的努力（见到信使巴纳巴斯、勾引城堡官员的情妇弗丽达、求助村长），最终都将他推回原点，甚至更糟。然而，正是在这无尽的、徒劳的挣扎中，K身上焕发出一种悲壮的尊严。这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一种在绝对荒诞的宇宙中，依然坚持“要求解释”、“寻求意义”的人类精神。他不像加缪笔下的默尔索那样冷漠地接受荒诞，而是焦灼地、愤怒地、锲而不舍地与荒诞搏斗。在这个意义上，K是我们每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一纸证明、一个职位、一种认可、一段关系而奔波、焦虑、碰壁的个体的灵魂肖像。
城堡与村庄：异化权力的毛细血管网络。 城堡从未真正清晰现身，但它无处不在。它的权威通过一套无比复杂、自相矛盾、永远在途中的公文系统，以及其代理人（信使、官员、随从）来实施。城堡的官僚体系并非简单的腐败或低效，它本身就是目的。它运转的规则晦涩难懂，其决定往往荒诞不经（如聘用了测量员却不需要测量工作），但它要求绝对的服从。村庄的居民，则是对这种权力完全内化与屈从的群体。他们将城堡的意志视为天然法则，对K的挣扎或恐惧，或同情，或利用，但无人怀疑这套体系本身。克拉姆部长、索尔蒂尼等从未露面的官员，成了某种抽象权力的神祇。这个“城堡-村庄”结构，精准预言了现代科层制社会对人的异化：权力不再需要暴君的面孔，它化作无数琐碎的程序、表格、电话、等待和模糊的指示，渗透到生活最细微的角落，温柔而坚定地剥夺人的主体性与自由。
女性角色：系统内的牺牲品与扭曲的通道。 弗丽达、奥尔珈、阿玛莉娅等女性形象，是理解《城堡》权力结构的关键注脚。弗丽达曾是克拉姆的情妇，这一身份是她（及她的家庭）在村庄中地位的唯一来源。她为了K放弃这个“荣耀”，投身于一场充满猜忌与疲惫的爱情，最终却可能失去所有。她象征着个体试图通过情感连接来对抗系统，但最终被系统逻辑所吞噬。奥尔珈一家因妹妹阿玛莉娅拒绝了城堡官员索尔蒂尼一份充满侮辱的“求爱信”，而遭到整个村庄的排斥与家族的厄运。阿玛莉娅的“拒绝”，是小说中罕见的、对城堡权威直接而决绝的否定姿态，但其代价是毁灭性的。这些女性，要么成为权力交换的性资源（弗丽达），要么成为权力惩罚的祭品（阿玛莉娅一家），她们的身体与命运，赤裸裸地揭示了在“城堡”体系下，个体尊严与情感是如何被物化、被碾压的。K试图通过她们接近城堡，却发现她们本身就是迷宫的一部分，甚至是更痛苦的陷阱。
四、 黄土高原与布拉格：在围困中书写尊严
窗外的防疫广播，将我的思绪从布拉格拉回延安。这片曾经孕育了革命、向往着“解放”与“光明”的黄土高原，此刻也在经历一种特殊的“围城”。疫情带来的，不仅是病毒的威胁，更是一套高度组织化、数字化的管理秩序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健康码、行程卡、核酸检测报告、层出不穷的规定与通知……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K”，为了一个“正常通行”的资格，在由数据和流程构成的现代“城堡”外围奔走、等待、解释。个体的具体境遇、特殊困难，常常在这架庞大而追求“绝对安全”的机器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不合时宜。这种无处不在的“系统感”，这种个人意志与集体规程之间的微妙张力，让我对《城堡》的共鸣，从未如此血肉相连。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围城”中重读卡夫卡，意义才愈发凸显。卡夫卡并非仅仅揭示了困境，他更以写作本身，完成了对困境的超越与反抗。他那密室般的写作，是他为自己建构的、唯一能够自主的“城堡”。在文字中，他将外部世界的荒诞冷静地转化为内在世界的艺术秩序，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笔下的人物虽然困顿，但那种永不停止的“寻求”姿态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回应。这让我想起自己在陕北多年，于山峁沟壑间行走，在窑洞灯下笔耕的感受。文学的书写，无论是面对历史的厚重，还是面对当下的纷繁，其核心或许就在于：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烟消云散的时代，为个体脆弱而珍贵的体验、思考与尊严，寻找一个安放之处，确立一个不屈的坐标。
卡夫卡的《城堡》没有结局。K或许会一直奔走下去，直到力竭而死；或许在某个瞬间，他会像阿玛莉娅一样，选择一种彻底的、沉默的拒绝；又或许，那扇门会突然为他打开，但里面空无一物。这种未完成性，正是其寓言永恒魅力的源泉。它告诉我们，与“城堡”的博弈，是人类进入现代性之后永恒的境遇。重要的不是能否进入，而是在这无尽的“途中”，我们如何保持清醒，如何不放弃追问，如何在服从必要秩序的同时，警惕权力对心灵的殖民，如何在一片荒诞的雪原上，努力辨认并守护属于人的那一点点温暖、执着与思想的微光。
合上书页，秋夜已深。陕北高原的风掠过玻璃窗，远处宝塔山的轮廓在夜色中隐现，如同另一座沉默的、熟悉的“城堡”。我知道，明天，生活将继续，K的道路也将继续。但有了今夜与卡夫卡的这番深谈，至少，在走向我的“城堡”的途中，我的目光会多一分清醒，脚步会多一分坚定，心中会多一分在荒诞中建构意义的、属于写作者的沉静激情。这，或许就是经典重读，在非常时期，赐予我们的最珍贵的馈赠。
2021年秋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