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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塬厚土 华夏初光
——庆阳农耕文明的考古重建与历史书写
甘肃省科学院：路等学
咏庆阳
大塬厚土育苍黄，
稻粟南佐启农桑。
周祖范公遗烈在，
一脉千秋护华夏。
引子
王立群教授论及庆阳时，曾以史学家的敏锐、文学家的笔触，点出这片黄土塬独有的文明分量。在他看来，庆阳绝非一处普通地理区域，而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源之地。这一论断，既承袭司马迁《史记》所载周先祖“奔戎狄之间”的古老记载[4]，又与近百年陇东高原考古发掘成果相互印证[3]。黄土静默沉淀，封存着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密码；史书文字简略，唯有考古实物佐证，方能让久远历史鲜活可感。本文以考古遗存为骨架，以古籍文献为脉络，辅以文学叙事笔法，完整重构庆阳作为华夏农耕文明核心源头的宏大历史图景。
一、大地之厚
庆阳坐落于陇东腹地，地处黄土高原核心，境内董志塬总面积逾九百平方公里，塬面平均海拔一千三百余米，黄土堆积最深处超二百米[1]。这般深厚纯净、保存完整的黄土层，在全球黄土地貌中都极为罕见。得天独厚的地质基底，为早期华夏农耕文明的孕育，构筑了无可替代的自然根基。
黄土土质疏松匀细、孔隙丰富，富含天然矿物养分，仅凭简易农具便可开垦耕种。其独有的“自肥”特性，依靠土壤毛细管输送深层矿物质至地表，能够长期维持地力，适配原始农业低下的生产条件。据古地质、古气候考证，五千年前陇东气候温润，远胜今日；年均降水量五百五十至六百毫米，≥10℃年积温超三千四百度，足以支撑黍、粟，甚至水稻等多种农作物生长[3]。彼时的董志塬林木繁茂、河网密布、水土丰沃，是先民定居繁衍、开荒耕作的天赐沃土。
《诗经·大雅·绵》有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5]诗中沮水、漆水，皆是流经庆阳的上古河流。跨越千年的诗句，将庆阳与华夏民族起源的原始记忆紧紧相连。《尚书·禹贡》将庆阳所属雍州评定为“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6]，在上古九州土地等级中位列第一，足以证明这片黄土塬自古便是中原顶尖农耕区域。
二、南佐之秘
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彻底改写了庆阳在中华文明起源谱系中的核心定位。该遗址位于庆阳市西峰区，是距今五千一百年至四千七百年的超大型史前聚落，总面积六百万平方米，为仰韶文化晚期黄土高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之一[3]。
遗址整体规制壮阔、布局规整，核心区域由九座规整夯土台与双重环壕合围，占地约三十万平方米。核心主殿F1单体建筑面积超八百平方米，室内实用面积达六百三十平方米，同期建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整组建筑群主次清晰、轴线对称，初步形成后世都城中轴线、对称营建的范式，开创了中国上古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考古学者韩建业提出，南佐遗址多层圈层、中轴对称的都邑格局，证明当时已存在强大的公共权力与统一社会组织，五千年前的陇东已步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3]。
南佐先民的营造、手工技艺，直观反映出高度成熟的史前文明。遗址出土白陶带盖圈足簋，陶胎最薄仅一至二毫米，器形规整、质地细腻，需要稳定高温窑烧技术才能烧制；大型彩陶罐高达六十八厘米，最大腹径七十八厘米，是陇东同期体量最大的彩陶礼器。城内建筑普遍采用成熟夯土工艺，墙体、地面统一涂抹白灰面层，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大规模运用夯筑、白灰装饰工艺的实物遗存[3]。多重考古证据表明，五千年前的庆阳已形成分工细致、体系完备的手工业，以及高度组织化的复杂社会。
从区域聚落分布来看，董志塬及周边散落多处同期中小型聚落，全部以南佐都邑为中心辐射排布，层级分明，构成金字塔式聚落体系。清晰的城乡分化、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及大型宫殿、环壕工程所需的大规模人力动员能力，充分证明具备早期国家形态的复杂社会，已在五千年前的董志塬落地成型[3]。
三、稻粟之问
南佐遗址最具突破性的考古成果，是数量庞大的碳化水稻种子堆积，这里也是黄土高原出土史前水稻遗存数量最多、密度最高的遗址。这一发现，解开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关键问题：五千年前黄土高原是否具备规模化种植水稻的自然条件。
2025年，韩建业团队于《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发布专项研究，给出科学定论。团队在遗址北侧六公里帅堡剖面提取蜗牛化石序列，通过古生态定量复原证实，南佐存续阶段当地温湿、降水条件完全满足水稻大面积种植需求[3]。
考古现场信息显示，碳化稻米集中出土于主殿F1东侧专用祭祀区，遗址整体无大面积火灾痕迹，可判定稻米为先民主动焚烧、用于敬神祭祖的祭祀祭品，并非日常储备口粮。同时，出土猪、狗骨骼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家畜仅以黍、粟杂粮为食，未摄入水稻，进一步佐证稻米专属祭祀礼仪，被赋予沟通天地、祭拜先祖的神圣意义，价值远超普通粮食作物[3]。
祭祀稻作之外，黍、粟旱作农业始终是南佐先民生存根基，从未中断。本土旱作农耕与外来稻作在此并存共生，构成南佐独一无二的农业形态。黍粟种植传承黄土高原万年旱作文明；水稻遗存则印证上古南北部族互通、跨区域技术交流。两套农耕体系在此交融共存，让庆阳成为史前中国农耕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共生”的典型样本[3]。
四、庆阳之名
“庆阳”一名历经千年沿革，承载着这片土地朝代更迭、建制变迁的完整历史。从古至今，陇东核心区域多次更换称谓，每一个名称，都是镌刻时代的历史注脚[1]。
夏商时期，庆阳归属上古雍州。夏末，周先祖不窋失去农官，带领族人“奔于戎狄之间”，定居陇东开垦农桑，此地得名“北豳”，成为周族文明发源地[4]。春秋战国，义渠戎国在此立国数百年，疆域覆盖今陇东核心地带；秦国攻灭义渠后，设立北地郡，正式纳入中原郡县体系。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当地行政建制频繁调整、裁并、更名[1]。
“庆州”之称始于隋代。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朝廷正式设置庆州，“庆”字首次成为本地行政标识。唐代延续庆州建制，玄宗天宝年间改为安定郡，肃宗至德年间更名顺化郡，乾元初年恢复庆州旧称[1]。
“庆阳”二字载入正史始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设庆州团练，乾德年间重置庆州；英宗治平年间设立环庆路，取环州、庆州首字得名，统辖陇东边防。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于庆州置庆阳军节度，“庆阳”之名自此固定；宣和七年（1125年），升格为庆阳府[1]。
地名遵循上古“水北为阳”的地理礼制：古庆州治所地处环江、柔远河交汇处北岸台地，位于河水北侧、向阳高地，故称“庆阳”[1]。元、明两代沿用庆阳府建制；清康熙四年（1665年），庆阳府划归甘肃布政司管辖。民国二年（1913年）废除府制，设立庆阳县。2002年撤销庆阳地区，设立地级庆阳市，原庆阳县更名为庆城县[1]。“庆阳”定名至今已逾九百年，代代沿用，文脉不绝。
除主线行政名称沿革外，境内山川水系古称同样藏有人文底蕴。庆城地势如展翅凤凰，自古雅称“凤城”[2]；子午岭上古名桥山、斜梁、横岭，民间流传龙子化山传说，曾称“五子岭”，后演变为今名；马莲河汉代名泥水，北魏称马岭水，唐代定名马莲河；董志塬古称太原、太昌原，唐代为彭原，明代正式定名董志塬[1][2]。每一处地名的流转演变，都是岁月变迁、文脉传承的鲜活见证。
五、周祖之基
若南佐遗址是庆阳史前农耕文明的实物凭证，那么周先祖定居北豳、教民稼穑的历史，便是这片土地绵延千年的农耕精神本源。《史记·周本纪》记载，夏代衰落，周先祖不窋辞官西迁，“奔于戎狄之间”，带领部族扎根北豳，摒弃游牧、深耕农事，教导民众开荒拓土、种植五谷、建造屋舍，奠定周族兴盛的根基[4]。
不窋之后，鞠陶、公刘相继承继祖业，世代“务耕种，行地宜”，因地制宜改良耕作技术、疏浚水利、驯化作物，将原本蛮荒的戎狄区域，改造为五谷丰登、百姓安定的农耕沃土[4]。《诗经·豳风》七篇完整记录周人在庆阳的生产生活与民俗风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等诗句，并非文学虚构，而是上古先民真实的生活实录[5]。
周先祖耕耘庆阳的历史，也留存于本土地名文脉之中。宁县九龙川、九龙河，相传为公刘九位王族后裔安葬之地，古名“九陵川”，经年流转更名九龙川，留存周王族本土记忆[2]；庆城县斩山湾、染河川等地名，源自二代周祖鞠陶疏导河道、治理水患、造福百姓的民间传说；白马川、玄马、马蹬砭等名称，记录周先祖骑马巡行乡野、体恤百姓的往事[2]。这类口耳相传的地名典故，虽不见于正史，却从民间文脉层面印证，周先祖在庆阳兴农安民、恩泽百姓的历史功绩。
后世周部族南迁岐山、经营关中，最终灭商建周，开创八百年周朝基业，但庆阳“周道之兴自此始”的发源地位，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无可替代。从五千年前南佐早期国家文明萌芽，到三千年前周先祖成熟农耕文明开拓，庆阳完整留存华夏农耕文明从起源走向定型的完整发展脉络[3][4]。
六、铁壁铜墙
宋夏对峙，是十一世纪西北边疆最深刻的历史印记。西夏立国后，党项骑兵频繁南下侵扰，直逼关中腹地，中原西北门户岌岌可危。彼时隶属北宋环庆路的庆阳，地处宋夏交战前沿，是抵御西夏南侵、拱卫关中、守护中原的战略屏障[7][8]。宋代庆阳军民依托塬面天险、城池要塞固守，在黄土高原筑起边防长城，书写下捍卫中原农耕文明的悲壮史诗。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宋夏和平局面彻底破裂，边境战火连年不休[7]。庆阳所在环庆路，是西夏骑兵南下的核心通道。战争初期北宋边防弊病尽显，三川口之战（1040年）、好水川之战（1041年）接连惨败，宋军损兵折将、防线崩溃；好水川一战死伤惨重，西北门户大开，关中朝野震动，人心惶惶[8]。
北宋虽兵力雄厚，却长期受“重文轻武、兵员冗杂、战力薄弱”积弊拖累，军队难以抗衡西夏常年征战的精锐骑兵[8]。加之防线绵长、粮草转运困难、军心涣散，宋军长期被动防御。作为环庆路治所的庆阳直面持续侵扰，边防压力空前巨大[1]。危难之际，名臣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年）临危受命，出任庆州知州，镇守陇东边关，扭转边防颓势[7][10]。
范仲淹到任后审度局势，放弃主动出战的激进策略，确立“筑城固防、屯田养兵、以守待攻、持久御敌”的防御体系，以系统化边防建设重塑西北防线；其中大顺城的修建，成为中国古代边防建设的经典范例[10]。
华池马铺寨原为北宋旧寨，后被西夏占据，深入敌方腹地、扼守河谷要道，是控制宋夏通道的核心据点[9]。范仲淹深知此地军事价值，暗中筹划收复筑城：先派长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率军突袭，抢占马铺寨；提前备好夯土、砖瓦、工具等全部建材，大军紧随其后，昼夜不间断施工[9]。
将士依山势修整地形、削山填沟、夯筑城墙，仅十日便在山间要塞建成巨型黄土城池，周长三千五百余米，占地七百五十余亩，可屯驻万人。宋仁宗听闻大喜，御笔赐名“大顺城”，寓意边境安定、国运平顺[7][9]。范仲淹驻守庆州四年，先后修筑边防城寨二十八座、烽火台四十四座，搭建层层设防、互通声息的环庆立体防御网络，彻底扭转北宋西北边防的被动局面[10]。
大顺城完工后，与柔远寨、荔园堡、绥远寨、环州城等要塞连点成线、织线成面，构建纵深完备、攻防一体的边防屏障[1][9]。绥远寨扼守两河交汇要道，现存城墙残高八至十二米，瓮城对称、壁垒坚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环州城与沿线堡寨互为犄角，形成牢不可破的环庆防御体系[1]。
大顺城营建设计精巧，攻守兼备：城池跨两山修建，北、东、南三面环河，天然掌控交通要道；城下河谷筑坝蓄水，布设水寨；城周削坡挖壕，阻挡骑兵冲锋；城头架设强弩，城外埋设铁蒺藜，全方位克制西夏骑兵机动优势，瓦解游牧军队野战长处[9]。宋军依托坚城以逸待劳，多次击退西夏大规模进攻，边境局势逐步稳定[10]。
大顺城最关键的大捷发生在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西夏皇帝李谅祚亲率主力，连续三日猛攻城池，城墙始终固若金汤。守城军士登城反击，万箭齐发重创敌军，李谅祚中箭负伤，西夏军队伤亡惨重，狼狈撤退[7][9]。此战过后大顺城威名远扬，整个宋代从未被攻破。宋军顺势收复白豹城、金汤寨等西夏据点，边境侵扰大幅减少，西北边防趋于安稳[7]。
范仲淹的戍边治理，并非单纯消极防守。筑城之外，他全面推行“军屯合一、耕战一体”戍边制度：招募边境青壮年入伍，划拨荒地供军民开垦，家属定居城内，农忙耕作、战时守城，粮草自给，长久稳固边防[10]。仅青涧城一处，每年可收获军粮万石，极大缓解西北粮草转运压力，实现边防自给自足[10]。
同时，他整顿军纪、选拔良将、勤练士卒，边境宋军战力显著提升[8]；推行怀柔羁縻政策，善待边境蕃部各族民众，拉拢部族归附，分化西夏外围势力，大幅减少边境冲突，实现“环庆寇盗渐少、边民安居乐业”的治理成效[7][10]。
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和议，此后二十余年西北边境安定无战事[7]。庆阳作为宋夏战争的核心主战场、边防转折点，不仅是抵御游牧势力南侵的军事铁壁，更是守护中原农耕文明存续安宁的战略屏障，见证了北宋边防从溃败被动到战略相持的历史性转折[10]。这片黄土塬上的每一段残垣、每一块古砖，都镌刻着戍边将士保家卫国、守护文脉的千秋功绩。
七、历史回响
庆阳扼守陇东咽喉，北接朔漠、东依关中，自古为中原西北门户，军事战略地位举足轻重[1]。范仲淹驻守庆阳期间，留下二将川、二将城、悦乐、范公廉泉等众多人文地名，千年以来被当地百姓代代传颂、铭记于心[2]。其千古名篇《渔家傲·秋思》中“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苍凉边塞意境，正是以庆阳环庆路的边关风物、戍边生活为真实创作背景，成为描写西北边塞的千古绝唱[1]。
岁月流转、文脉赓续，步入近现代，庆阳再度扛起红色使命，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南梁正式成立，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武装斗争、建设红色苏区[1]。
南梁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稳固落脚点，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奔赴前线筑牢了战略出发点[1]。境内河连湾陕甘宁省府旧址、包家寨子会议旧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旧址等众多红色遗存，沉淀了厚重的红色基因，为庆阳千年文脉注入了忠贞报国、奋勇抗争的新时代内涵[2]。
2002年，庆阳正式撤地设市，千年古塬迈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1]。地名更迭、时代变迁，但“庆阳”这一传承九百年的名号，始终锚定着华夏农耕文明源头的历史坐标。诚如王立群教授所言，庆阳不是寻常的黄土原野，而是承载着华夏文明肇始记忆的沃土，是天地厚赠、根植华夏的文明本源。
结语
五千年前，南佐先民夯土筑都、祀稻礼天，在董志塬开启华夏早期国家文明进程[3]；三千年前，周先祖拓耕北豳、教民稼穑，奠定周族兴盛、华夏农耕成熟的千年根基[4]；北宋年间，范仲淹筑城守边、砥柱中流，以铁血屏障守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安宁存续[7][9][10]；政和七年定名庆阳，名号传承九百年，文脉定型、生生不息[1]。
大塬厚土，华夏初光。庆阳大地的每一寸黄土，都深埋着华夏文明起源、发展、赓续的密码。考古遗存以地层遗物实证文明脉络，典籍文献以文字篇章记录岁月变迁，而庆阳本身，便是实证与典籍、远古与当代、文脉与风骨交相辉映的文明现场。
南佐遗址的古稻与彩陶，镌刻着华夏文明的起源曙光；周先祖的耕耘诗篇，传承着华夏农耕的精神内核；宋代边城的铁血风骨，彰显着守护文脉的家国担当；近现代的红色星火，续写着这片土地的赤诚初心。文明如厚土，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庆阳如史书，千年沉淀、耐人深读。
参考文献
[1] 庆阳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庆阳地区志[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2] 庆阳市人民政府. 庆阳市历史文化资料汇编[G]. 庆阳: 庆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
[3] Han J Y, Zhang X L, Wang H, et al.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at the Nanzuo site (c. 5100–4700 BP) o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 Evidence from phytoliths, starch grains, and mollusk fossils[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25, 658: 112658.
[4] 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 诗经·豳风·七月[C]//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6] 尚书·禹贡[C]//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7] 脱脱, 等. 宋史·夏国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9] 庆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宋代大顺城遗址：范仲淹的国防智慧与家国情怀[EB/OL]. 庆阳文旅官方平台, 2023.
[10] 范仲淹研究文集[C]// 范仲淹全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路等学，中共党员，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农业区域经济研究，食用菌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发表论文和网络文章数百篇以上。获都市头条优秀作者表彰和《中国乡村》杂志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