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文化苦旅》转眼成了"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自己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洗刷。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
隔代之悟
世间有一条有趣的规律：如果没有权力佑护，那么，名声之大迟早会变成麻烦之大。
我的名声大，是几个方面的叠加。学术名声、文学名声、职位名声和辞职名声，再加上历险恐怖所获得的国际名声，立即撑破了中国文化界和传媒界所能容忍的边界。因此，最浩大、最密集、最凶恶的诽谤聚集起来，名声也就立即转化为大麻烦。
但是，除了名声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天时"之因。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一些文化传媒突然发现自己无所不敢、无所不能了，它们撞到了一个可以无视法律而妄为的空隙。杨长勋教授说我已经成为"历史上遭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想来想去，确实找不出可以相比的第二个。这就是这个空隙带来的"黑洞虹吸效应"。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空隙？原因很深刻。说起来，官方对传媒管得很严，但不管对体制之外独立知识分子的诽谤。中国法律，对官方媒体的诽谤、造谣、诬陷也基本不管，这更为它们创造了条件。
对此，我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法律，已经有多方面积极的动向。那一群被称为"啃余族"的诽谤者，最典型的文化黑恶势力，有可能要在铁窗里写另外的东西了。
我已经开始做实验。例如，对于一项伪造"前妻"的诽谤，我报了警。上海警方经过严密侦察得出结论，那是纯粹的电讯讹诈，为的是诈取"止谤费"。警官告诉我，围绕着我的一切诽谤，几乎都是这个性质。
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与他们纠缠。我早早定下的一个方针看来不错，因为遵照这个方针，我精力健旺，著述不断，而那些诽谤者却尴尬了，无聊了，蹒跚了。
我的那个方针就是八个字：马行千里，不洗尘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