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逃向海边 （一）
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在这方面，我与她心心相印。她对于我的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并不陌生。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慌乱地看着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等一个说法，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却始终没有猜到。
妻子绝对不会找哪个官员询问。她因尊严而选择了沉默。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笑脸都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