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位老友对我们说："如果不想移居国外，可以考虑一下深圳。在那里，匆匆忙忙的上班族还没有心思来攻击你们这样的文化名人。你们隐居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因此，决定立即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
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挑选。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曾经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却少而又少。
马兰不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她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
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想再写什么了。她担忧，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该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啃余族'早已联网，文化黑恶势力疏而不漏。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
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口气欢天喜地。
他们，真是手眼通天。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深圳购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是一家人，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
